他们相会的日子渐渐多了，有时同坐水渠边晒晒太阳，有时隔着绿油油的蔬菜说说话。而钟书，依旧给她写着信，讲些所见所闻，说些杂感笑话，真是平添了几分情趣与慰藉。对这段忙中偷闲的往事，杨绛如是写道："每天午后，我可以望见他一脚高、一脚低地从砖窑北面跑来。有时风和日丽，我们就在窝棚南面灌水渠岸上坐一会儿晒晒太阳。有时他来晚了，站着说几句话就走。他三言两语、断断续续、想到就写的信，可以亲自撂给我。我常常锁上窝棚的木门，陪着他走到溪边，再忙忙回来守在菜园里，目送他的背影渐远渐小，渐渐消失。"
那时，杨绛连队养了一只叫作"小趋"的小狗，他们夫妻二人很是喜欢，他们认为狗是有灵性的，不像人那般钩心斗角。钟书每次来都带些带筋的骨头、带毛的肉或坏了的鸡蛋给"小趋"。
当时的年月，狗狗只是西方贵妇人的宠物，不允许在社会主义的蓝天下吃馒头和白薯块。这只可怜的小狗便是如此，饿得精瘦，如丧家之犬一般。而它确实有灵性，懂得钱钟书的友善，也把他当成自己最亲近的主人。
它经常去杨绛的菜园，陪着女主人等待男主人。每次钟书走过来，它便摇着尾巴迎上去，随着他蹦蹦跳跳，赶都赶不走，有时还欣喜地打个滚表示欢迎。看着它这般灵动开心的模样，杨绛调侃说："默存大概一辈子也没受到过这么热烈的欢迎。"
后来，他们离开了这里，还依然想着这只有灵性的小狗，不时地念叨："不知"小趋"怎么样了？"
钟书说："也许已经给人吃掉，早变成一堆大粪了。"
杨绛说："给人吃了也罢。也许变成一只老母狗，捡些粪吃过日子，还要养活一窝又一窝的小狗……"
在那样的年代，是否还有人愿意如他们般关照一条小狗？他们只祈求"小趋"能遇到愿意喂它吃饱饭的人。
归家的旅程
他们是乐观的夫妻，带着耐人寻味的幽默。只是，有一种坚强是笑中带泪，有一种伪装叫不提过往，他们藏起了眼泪，自娱自乐，并不代表他们真的欢快无虞。
这里是压抑的，他们是苦闷的。在干校里，杨绛听说有人在砖瓦窑上吊了，还有人开拖拉机翻河里淹死了。一次，她还亲眼见几个穿军装的人在刨坑，还从盖着芦苇席的车上抬出一具穿着蓝色制服的尸体，扔进了坑里。
又死了一个！眼见为实同道听途说到底是不一样。暮色悠悠，她看着满脸麻木的士兵，三下五除二地填了土，跳上车走了。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死掉了，没有棺材，没有墓碑，只在荒凉旷野间多了一个扁扁的土馒头。
她震惊了，原来死亡离自己是这样的近。
有时，杨绛也会说，自己是在睁着眼睛做梦。只是，她苦闷的流露下，往往跟着自我开解的豁达："平时总觉得污泥很脏，痰涕屎尿什么都有；可是把脚踩进污泥，和它亲近了，也就只觉得滑腻而不嫌其脏……我暗暗取笑自己：这可算是改变了立场或立足点了吧！"
望着干校那扇牢牢锁住的大门，他们一脚踏入泥淖，便再也逃脱不了，愤怒和怨恨更是于事无补，只能努力活在豁达幽默间，努力让二人的生活美满些。
一次晚上，杨绛看到一只猫在自己的床上放了只血淋淋的老鼠，不禁吓得战战兢兢。后来，她将此事告诉了钟书，钟书咯咯笑了起来，他边笑边安慰她说："这是吉兆，也许你要离开此处了。死鼠内脏和身躯分成两堆，离也；鼠者，处也。"
杨绛听了，依旧高兴不已，虽然心里明白，这只是钱钟书的宽慰之言。在这贫瘠压抑的下放岁月里，归家是他们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
那时钟书依旧在做通讯员，常常去邮电局取书信报纸，久而久之便跟那里的人混熟了。他常常帮里面的工作人员辨认难字，那些生僻的人名地名，别人不认识，他却全认识，帮工作人员解决了不少问题，所以很受器重，每次他去，工作人员都拿出茶叶招待他。
有一次，邮电局的一位同事偷偷告诉他，学部干部收到电报，要遣送一批"老弱病残"回京，而他赫然在列。杨绛得知消息，很是喜出望外："默存若能回京，和阿圆相依为命，我一人在干校就放心释虑；而且每年一度还可以回京探亲。"
过几日，回京的名单公布了，只是单单缺了他。他们的心，一点点沉了下去。因为误传，他们心生希冀，因为希冀，他们失了望，又徒添许多苦恼。
第一批"大赦之人"回京时，他们前去相送。"客里送人归，情怀另是一般"，他们望着一辆辆载着人和行李的大卡车开走，不禁怅然。杨绛指着窝棚说："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钟书认真地考虑良久，道："没有书。"
他说得理所当然，这个嗜书如命的男人，霎时消了杨绛悲春伤秋的情怀。他们都是喜欢看书的人，世上一天，不享受可以，但不看书，却真的可以要了两人的老命。还好那时，钱钟书的箱子里有许多字典、词典、碑帖、笔记等，供他反复把玩赏读。
只是，他们的漫漫回家路，何时是归期？
一九七一年早春，干校搬迁到信阳明港。在那里，他们住带玻璃窗的洋灰地大瓦房，宽敞明亮，生活条件好了许多。更重要的是，他们夫妻二人的宿舍只隔着一排房子，来往不过五六分钟。
这时，"文革"已不是狂刮的暴风，他们可以公开阅读些笔记和工具书。而远在北京的阿圆，除了源源不断地给他们邮寄食物外，也会寄来外文报刊，老两口偷偷看着，兴趣不减当年。
忙里偷闲时，他们也会相约去野外走走。这里景色清幽，有不少可以流连的地方。每日黄昏，他们漫无目的地走在荒野间，看夕阳晚景，看云卷云舒，好像重温了年轻时在牛津"探险"的美妙。
杨绛如是说："我们俩每天黄昏一同散步，更胜于菜园相会。我们既不劳体力，也不动脑筋，深惭无功食禄；看着大批有为的青年成天只是开会发言，心里也暗暗着急。"
在这里，他们不能离开，却又实在不干什么，从大自然这里索取些安慰也是好的。有一次，钟书牙疼，而杨绛也患了眼疾，两人便约了日子，一同请假去信阳看病。
那时，信阳医院新发明了一种"按摩拔牙"──按一下，拔一牙。钟书不敢尝试，两人便逃出去玩了。一时兴起，他们溜到一个景点胜地，却奈何胜地无胜景，只看到土墩"山"，半干的水塘"湖"，一座破败的长桥，及山坳里的几畦药草……
虽然没邂逅美景，也没与好玩的东西狭路相逢，但他们依然快活，如逃课的孩童那般新奇。
杨绛的眼疾没有好，她又去了一趟信阳，医生说泪道楦裂了。眼睛是心灵的窗口，自然马虎不得，她决定回北京医治，但军宣队并不答应，最后她只得去学部领了证明，才算请了假回京。
杨绛回了北京，只留钱钟书一人在干校。虽然她也担心钟书的"痴气"，但想着时间不长，便硬着心肠回了。岂料她刚走不久，钟书便生了一场大病。
他犯了气喘，还高烧四十度，当时他们干校的医务员还是个小姑娘，连赤脚医生都算不上，哪见过这么大的阵仗！她紧张得浑身冒汗，大着胆子帮他扎了静脉针，这是她平生第一次，扎完针后，连那结扎用的橡皮带都忘了解开。
这个医务员小姑娘，大着胆子帮他扎的两针，竟然真的奏效了。他的高烧逐渐退了，当杨绛看完眼睛，同女儿阿圆一起返回干校时，他的病已经基本好转。不知该说小姑娘天赋好，还是钟书运气好，只是这个小姑娘很是可爱，常常指着自己的鼻子，晃着脑袋，对钟书说自己是他的救命恩人。
看着钟书这般大病初愈的模样，杨绛很是心疼，并且暗暗决定再不放他一人。她很是感激地说："真是难为她。假如她不敢或不肯打那两针，送往远地就医只怕更糟呢。"
一九七二年三月，第二批"大赦之人"送回北京，这一次，他们夫妻二人皆在名单之上。天无绝人之路，他们终于熬过了这段难挨的岁月。杨绛如是写道："希望的事，迟早会实现，但实现的希望，总是变了味的。"
所谓的变了味，不是她不再想回去，而是希望干校所有的同伴都能回去。但她也知道，既然有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也不会太远。所以她私心窃喜着，为能早些回家去。
这次依旧不能回北京的同伴们，为他们举行欢送宴，钟书和杨绛吃了好几顿汤圆，还吃到了难得的荠菜肉馄饨。看着这一张张真心替他们高兴的笑脸，杨绛不禁感到些许汗颜："人家也是客中，比我一年前送人回京的心情慷慨多了。而看到不在这次名单上的老弱病残，又使我愧汗。但不论多么愧汗感激，都不能压减私心的忻喜。这就使我自己明白：改造十多年，再加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人企求的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些。我还是依然故我。"
或许，这就是干校岁月的意义所在吧。八年后，杨绛想起这段往事，依旧历历在目，清晰如昨日。于是，她做了一篇散文《干校六记》以表纪念。她说，这一段生活是难得的经验。
有人说，愤怒出诗人。在这场汹涌澎湃的"文化大革命"中，大批的知识分子，如钟书、杨绛这般受尽屈辱和折磨。随着革命偃旗息鼓，走入尾声，他们的痛苦和愤怒全面爆发，开创了新时期新的主流──"伤痕文学"。
那段日子，杨绛也写了不少"文革"记事，如《控诉大会》、《打一次下乡》、《丙午丁未记事──乌云与金边》等，但她的文章，没有声嘶力竭的呐喊，也没有剑拔弩张的愤怒，她只是用自己质朴的语调，平淡地叙述自己这几年的生活经历，有笑声，也夹杂了泪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