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虐娼
宋朝的大儒朱熹，号晦庵，是南宋有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他在哲学上继承二程理论，建立了客观唯心主义体系，是儒家的理学大师，他所著的《四书集注》被明清两代定位了士子必读的教科书，对后世影响深远。
作为孔子的粉丝，他非常反对“孔子杀少正卯说”，认为这个言论是后人以孔子的名字发布的谣言，是故意污蔑孔子的谎言。而朱熹本人在孔子的言论基础上，提出了许多其他理论，但都遭到了当时许多人的反对，其中一个叫做唐仲友的反对的最为激烈。
在思想上，朱熹延伸了孔子的想法，但在行动上，朱熹却没有孔子那样干脆利落，他拐弯抹角的想从侧面给唐仲友打击，当时，朱熹正好担任了两浙的盐官，便想从经济问题上，抓到唐仲友的小辫子。
但可惜的是，朱熹审核来审核去，却发现这个唐仲友实在是个两袖清风的清官，这让朱熹十分郁闷。一计不成，他便想再生一计。为官之人最怕两件事：一是经济问题，二是生活作风问题。
既然经济上找不到纰漏，那就在生活上找茬子。唐仲友的把柄实在不好抓，于是朱熹便直接找到了一个妓女，逼迫这个妓女承认自己和唐仲友有着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朱熹本想借着这一招搞臭唐仲友的名声，好给唐仲友安条罪状，以拔除这个眼中钉，但他没有料到，他找的这名妓女居然不听他吩咐，死活不承认自己与唐仲友有奸情。
这让朱熹一时没了主意，在排除异己的态度上，朱熹与孔子是一样，就是铲除而后快，但在方式方法上，朱熹却远不如孔子直接。按照当时的律法，官员是可以命官妓“歌舞佐酒”，但不可以“私侍枕席”，也就是说，官员只能欣赏妓女唱歌跳舞，但如果想干其他事情，那就是违法要治罪的。
朱熹找的这个妓女是一名军妓，名叫严蕊，朱熹没有想到严蕊如此的有气节，他把严蕊抓进大牢，关押了两个多月，每天都是严刑拷打，但严蕊就是不松口。有几次严蕊差点都被打死了，可这个风尘女子却说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坚决不肯承认自己与唐仲友之间有私情。
后来这件事情越闹越大，就连皇帝都知道了，皇上派了钦差大臣下来调查，那个钦差大臣十分佩服严蕊的气节，在调查清楚此事之后，不但还了严蕊的清白，还准许她从良，严蕊当堂便填词一首来明志，表明自己的决心：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此案到此也算是完结了，唐仲友最后终于逃过了一劫，冤狱得以平反。而制造这起事故的朱熹因为名气实在太大了，皇上也不好对他怎么样。最后只能将他调离，让他换个地方做官了事。
说起来，朱熹也算得上是一名圣贤之人，他和孔子虽然不是同一时代，但在后人眼中都有着“神圣”的一面。但在这神圣的背后，我们也能从中看到古代文人的内心深处，一般看不到的角落。
朱熹虽然被人推崇为圣贤，但他毕竟也是人，是人就有人性的弊端。朱熹作为旧知识分子，清高，傲慢，读死书，认死理，是一条道走到黑的文人。不然他也不会按照“未有物而有物之理”的理学观念做事，不会凡事都从“理”出发去判断事物的真伪。
明朝凌濛初《拍案惊奇》有一则朱熹断案的故事，故事中说道朱熹在福建崇安县任知县时，一个小民状告县中大姓夺占了他祖先的坟地，而大姓则是拒不承认。朱熹去实地勘察后，挖掘出坟地里有着“某氏之墓”的墓碑，正是小民的姓氏，，再加上朱熹本就认为夺占这种事只有大姓才做得出来，于是他便将坟地断给了小民。
后来大姓不服，继续上告，这件官司闹得很大，一时之间人言纷纷，朱熹认为这是大姓的力量大，影响了舆论导向，他感叹世风日下，真理难行，一气之下便弃官隐居了。朱熹断错了案还拒不承认，这和他坚持的“理”是世界本原的客观唯心主义有关。
朱熹有着文人刚愎自用的心理，他不检点自己断案是否有疏忽的地方，反而在众口难调的时候赌气拂袖离去，这等傲慢与偏见，正是那是文人固执的心理一个表现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