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德莱尔是颓废派诗人吗
恶，何以成花？羸弱、无效、过失、性冷、阳痿、不育幻化而成的诗句，何以得踞文学高贵堂皇的殿堂？然而法国十九世纪最著名的现代派诗人、象征派诗歌先驱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就是凭借自己的独特写作风格写出了世界诗歌史上的力作——《恶之花》。也由此引发了学界关于他是否是颓废派诗人的争论。
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于1821年4月9日出生于巴黎，幼年丧父，母亲改嫁，继父欧皮克是个军人，对他实行典型的专制作风和高压手段，引发了波德莱特的强烈不满和反抗。这段不愉快的成长经历不可避免地影响诗人的精神状态和创作情绪。于是，波德莱尔对资产阶级的传统观念和道德价值采取了挑战的态度。他力求挣脱本阶级思想意识的枷锁，探索着在抒情诗的梦幻世界中求得精神的平衡。在这个意义上，波德莱尔是资产阶级的浪子。
1848年巴黎工人武装起义，反对复辟王朝，波德莱尔登上街垒，参加战斗。他尝试以诗来探测存在的本义与生命的真谛。他曾说：“给我粪土，我变它为黄金。”波德莱尔的代表作《恶之花》和《巴黎的忧郁》充分展现了这样的魔力。在这两本诗集中，作者面对颓废时代交织着大伤痛、大恐惧、大欲望、大战栗的悲惨人生，描述了一个诗人深陷于孤独、忧郁、贫困、绝望、痛苦之中，却又渴望追求着健康、光明、理想，但终究难以摆脱沉沦、颓废、失败的命运的精神轨迹。波德莱尔说：“在每一个人身上，时刻都存在着两种要求，一个向着上帝，一个向着撒旦。祈求上帝或精神是一种上升的意愿，祈求撒旦或兽性是一种堕落的快乐。”上升的意愿和堕落的快乐交织成一条贯穿于波德莱尔全部诗作的主线，循着这条主线，我们可以看到诗人那种“生活在邪恶中，而热爱着善良”的艺术家凛然不可侵犯的决心和品格。
《恶之花》一问世，波德莱尔标新立异的写作风格就引起了世界文坛的轰动。一方面，人们对于波德莱尔标新立异的写作风格表示赞赏，以雨果为代表的一批著名作家却给予波德莱尔及其诗作以极高的评价。历史学家奥古斯坦?蒂埃里称波德莱尔为“现代的但丁”。雅库包维奇则说：“这位法国诗人的一切忧郁怀疑态度，一切毒辣的厌恶人类的心理，恰恰都是出自他对光明的向往，出自对美与和谐的极度爱好。”雨果更为推崇地说：“波德莱尔绘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凄光于艺术的天国，创造出一种新的战栗。”兰波、魏尔伦、马拉美等一代年青的后来者，则尊奉波德莱尔为他们的先师。另一方面，法国政府对《恶之花》的问世极为惊恐，他们以诲淫诲盗和亵渎神灵的罪名，判处波德莱尔300 法郎的罚金，并查封他的诗集。
自《恶之花》问世，关于波德莱尔是否是颓废派诗人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在俄国，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极力贬斥波德莱尔，他认为：“波德莱尔和魏尔伦创造了那样一种新的形式，使用了截至目前还没有被人用过的色情细节——而上层阶级的批评家和观众竟把他们吹捧为大作家。”但俄国另一位大文豪高尔基对波德莱尔赞赏有加，他认为波德莱尔是“正直的”、“具有寻求真理和正义愿望的”、“自己心中有着永恒的理想，不愿意在偶像面前低头”的艺术家。
在中国，也同样存在关于波德莱尔是否是颓废派诗人的争论。1979年版的《辞海》条目中称波德莱尔是一个“充满悲观厌世情绪，反映资产阶级颓废生活所引起的精神危机”的诗人。而法国华裔作家程抱一却认为波德莱尔是一个“态度严肃，眼光深远的艺术家”，著名学者柳鸣九也评价说：“波德莱尔是个悲观主义者，他的悲观总是产生于希望破灭之时，而他却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他对自己的社会和阶级充满了反感和憎恶，并试图进行某种反抗，但是他的反抗是孤独的、消极的、病态的，因此，其结果只能是失败。”
事实上，关于波德莱尔是否是颓废派诗人的争论至今也没停止。但不可否认，波德莱尔以其独特的写作风格给世界文坛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