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推背图和烧饼歌里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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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文雅孱弱伴赵宋,以武治文贯蒙元4

(三) 文雅孱弱伴赵宋,以武治文贯蒙元4

朝用介甫谋,夕丧西北师——预言王安石变法

《推背图》第十九象 壬午

谶曰

众人嚣嚣 尽入其室

百万雄狮 头上一石

颂曰

朝用奇谋夕丧师

人民西北尽流离

韶华虽好春光老

悔不深居坐殿墀

中国古代的历史,总是时不时地会表现出周期性轮回的特征:开国——治世——衰败——乱世——开国,好像无论在哪个阶段,即便是治世之时,百姓始终都是处于水深火热中一般,正如鲁迅先生说的那样:要么是“暂时做稳了奴隶”,要么是“想做奴隶而不得”。同为“奴隶”的身份,显然治世便是百姓的天堂,但治世就如同天上的红日般,只能在白天的时候照耀众人,终会有夕阳西下之时。

宋朝自太祖、太宗统一华夏,历经真宗、仁宗、英宗三朝,虽然大抵国内称治,人们还是发现大宋的太阳正一点点的西移。到英宗时,宋朝的国家财政已经到了入不敷出的程度,而民间的情况则更糟糕,著名文学家苏洵笔下就有详细的记载:

“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资于富民,富民之家地大业广,阡陌连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驱役,视以奴仆。……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于富强,耕者日食其半以至于穷饿而无告。”

饥荒一旦出现,就意味着王朝已经到了日暮西沉的地步,高居庙堂之人若不做出及时的调整与改革,任由其发展下去,必然会使平日里安分守己的顺民,为了生计铤而走险,为“暂时做稳了奴隶”而奋起斗争。显然,此时的大宋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于是,一个具有博大智慧和穿越古今力量的伟大人物担负起了改革的使命,他就是王安石。

生活在宋朝是文人的幸运,王安石便是诸多的幸运儿之一。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王安石考中进士第四名,二十多年来政绩斐然,朝野交誉,仕途正一帆风顺。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都曾经是他的头衔。无论身处何位,他都在思考王朝的社会问题,思索应该如何变革以振兴。他曾高喊“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但始终未能有大展拳脚的机会。

直到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年轻的神宗即位,王安石的政治生涯才有了变化。神宗不是一个普通皇帝,他不愿当一个平凡的守成之君。他想告诉臣下,自己要有所作为,对得起世人。王安石的声音让他感到慰藉,于是登基不久,王安石便平步青云,先是升翰林学士,后又提为参知政事,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一场在11世纪搞得轰轰烈烈、沸沸扬扬的变革也拉开了帷幕。

为了能够顺利地推行变法措施,神宗应王安石的要求特别设立了一个改革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 作为决策变法的中枢机构,类似于改革委员会,由宰相陈升之和王安石总领变法事宜,真可谓是“百万雄狮,头上一石(即王安石)”。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在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后,“熙宁变法”正式开始。

王安石在将理财作为改革当务之急的前提下,颁布了涉及商业、农业、教育、军事等各个方面的新法内容。基于曾经有过的二十多年基层工作经验,他形成了务实的工作风格。同时在基层工作时,他也曾亲自试行过变法中推行的相关政策,因此他敢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坚定地推行变革。

然而,一切就像王安石在出任副宰相时所预料的那样,改革从一开始就遭到了激烈的反对,因为它不可避免地抢走了贵族的“生意”,将矛头直接指向陈腐的经济思想。因此,新法甫一提出,支持者与反对者马上便形成了各自的阵营。

反对派中,司马光、韩琦、欧阳修、文彦博、范纯仁、富弼、苏轼兄弟等等,无不是口碑极佳的贤者。反观支持变法一方,与王安石一起主持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宰相陈升之,表面上赞同变法,实际上却请求撤销这一改革机构,王安石被迫推荐韩绛替代之;实际主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是吕惠卿、章惇和曾布,这三个被称为是王安石变法倚重的“三驾马车”的人,均被列入了《宋史》“奸臣传”中,令王安石不得不承受“识人不当”的诟病;此外所谓的那些支持者,多为品德不端者,见神宗力撑变法,便投入了王安石帐下。由于用人不当,王安石身边围绕的尽是“熙丰小人”,正是“众人嚣嚣,尽入其室”。

或许王安石也曾意识到过这一问题,只是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他只能用那句“俗礼届为我辈所设”来安慰自己,毕竟他仍然需要借助这些人的力量,来完成变法的目标。但他显然没有意识到,在士大夫阶级中,自己只是个异类,他根本无法指望其他的官员和他有相似的价值标准和行为方式。

事实上,那些官员们在条文与执法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念头,使变法的效果与最初的动机产生了严重的背离,他们将“新法”创造性地推向极端,不仅没有完成安民的目的,反而导致了扰民这一完全相反的后果。易中天先生说得没错,改革帮了腐败的忙。在理财为名的改革下,改革派里混进了投机小人,名为改革,实则敛财。

基于这些,一场有远见卓识的变革,一个锐意进取的名相,终于在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告别政坛,改革偃旗息鼓,神宗和王安石的这场独角戏也最终落下了帷幕。然而,除却内政改革的失败外,这两个男人还给宋朝带来了一场巨大的战争灾难。

神宗这位有雄心壮志的君主,将用武开边、建功立业视为一生的梦想,在这个梦想中,最具体的奋斗目标,就是解决契丹和西夏的问题。他之所以支持王安石的变法,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希望借此能达到“强兵”的目的。面对这位“求胜心切,溢于言表”的少年君王,两朝元老富弼曾毫不留情地说:“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

然而,神宗年轻气盛,不仅完全听不进诸臣的劝诫,还在看到变法派军事家王韶所上的《平戎策》三篇后如获至宝。所谓的“平戎三策”的要旨,就是先取河湟,断西夏右臂;再威服吐蕃,孤立西夏;最后伺机出兵,一举将其拿下。王安石对此极为支持,并鼓励神宗尽快采取行动。

神宗采纳王安石和王韶的建议,任命王韶向河湟进发。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八月,神宗乘西夏内乱之机,任命宦官李宪为主帅进攻西夏。十一月,北宋军队从灵州之战大败而回。神宗并不死心,于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派给事中徐禧与宦官李舜举向西夏的桥头堡进发。徐禧在易攻难守的永乐(今陕西米脂西北)筑城,作为根据地。永乐城筑成十几天后,西夏便出去全国精兵,与宋军展开殊死搏斗。被困于永乐城中的宋军,因粮草供应不足,且水源被切断等原因,在与西夏军的交战中几乎全军覆没。

事情就像《推背图》中所预言的那样:“朝用奇谋夕丧师,人民西北尽流离”,尽管“平戎三策”并非由王安石提出,但作为变法派的首领,宋朝在灵州之战和永乐之战中死伤的六十多万民兵,始终与他脱不了干系。

王安石在他毁誉参半的人生中,虽然也会因不修边幅和不干不净的脸而饱受责难,但就个人而言,他的个人操守没有人会怀疑,就连他的主要政敌司马光都说:“介甫无他,但执拗尔。”而他在有生之年,之所以受到如此猛烈的攻击,皆源自于他的变法。

站在更高的角度来看,在经历了近代100多年的民族劫难后,无论在感情和理智上,我们离王安石要近得多。对此,黄仁宇先生也直截了当地说:“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端在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站在现在的角度上来看,王安石变法的意义才更有说服力。”

但回到封建王朝,这场变革所面临的压力是难以想象的,因为它面对的最大的敌人是儒家的传统。当代学者李存山在《王安石变法的再评价》中挖掘到了最深的东西:“从思想传统的角度说,关于王安石变法的争论显然受到儒家的‘体用’、‘本末’和‘义利之辨’思想传统的影响……当他在行动上和口头上转向以‘理财’为急务时,他就违背了儒家的这个传统。”在那样的时代里,挑战封建传统的变法,注定难以寿终正寝。

或许,对王安石而言,李淳风和袁天罡所说的“韶华虽好春光老,悔不深居坐殿墀”才是最好的生活。如果真是那样的话,王安石就不会经历几十年的宦海沉浮,也无需承受变法失败的痛苦,但历史必定会寂寥许多。

常识纪:

王安石变法的经济内容

一、均输法。朝廷拨出周转经费,按“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及时机动购办相关物资,意在省劳费、去重敛,减少人民的负担。二、青苗法。规定凡州县各等民户,由政府拿出一定数量的钱或粮食做本,在每年夏秋两收前,以低息借贷给农民,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到夏秋两季收成后,农民再按20%到30%利率还粮钱。三、农田水利法。各州县兴建的水利工程,用工的材料由当地居民照每户等高下分派,凡提出合理建议或出钱募工兴建的,由官府按实效给予奖励。四、免役法。废除原来按户等轮流充当州县差役的办法,改由州县官府自行出钱雇人应役。雇员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分摊。原来不用负担差役的女户、寺观,也要缴纳半数的役钱,称为“助役钱”。五、市易法。由政府出资在开封设“市易务”,在以达到“通有无、权贵贱,以平物价,所以抑兼并也。”六、方田均税法。分“方田”与“均税”两个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县长举办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为五等,“均税”是以“方田”丈量的结果为依据,制定税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