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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枝枝叶叶皆色朱,混混沌沌世难明9

(四) 枝枝叶叶皆色朱,混混沌沌世难明9

无视猜心游戏,忠良杀害崩如山——预言嘉靖朝的君臣对决

忠良杀害崩如山,无事水边成异潭。

——《烧饼歌》

一种思想如果在对人的约束脱离了人性,那它就必然造成虚伪,北宋时逐渐兴趣的“程朱理学”便是一种虚伪的思想。将“存天理,灭人欲”视为核心主张的理学家认为,“存天理去人欲”是理学家的主张,理学家认为人生应该严肃,而且要非常严肃,除了日夜努力,训练自己成为圣人外,不可有其他意念。比基督教清教徒和佛教苦行僧,还要严厉。他们主张压制人的感情和灵性,以达到最高的道德。他们要求人类只能做一件事,即敬畏圣人。

这种丧失人性的思想,不仅引起了苏轼之辈的,就连最顽固的司马光都叹息说:“使皇帝不愿意跟儒家接近的,正是程颐这种人。”幸运的是,这些理学在宋朝时是显规则,是教化别人的,它不上宫闱、不上大夫。但随着思想的不断完善,理学在把儒家文化推向一个新的高度的同时,也使其逐渐走向了畸形,变得教条和虚伪。

发展到明朝之时,理学已经登堂入室,俨然成为了儒家的最高准则,士大夫们好像被它催眠了一般,对所谓君君臣臣的礼制顶礼膜拜,甚至将其看做是江山社稷的根基,一旦有人胆敢对此提出质疑者,就等同于是在动摇固若金汤的社稷,身为江山之主的君王更是不能对此有丝毫的不敬。

但是,规则面前总有一些挑战者,嘉靖皇帝朱厚璁便是“程朱理学”规则的挑战者之一。他一辈子都在与程朱理学所谓的儒家正统礼制作斗争,试图创造自己的有“礼”之国。可是,他的有“礼”之国,在当时的社会就好像乌托邦一般,根本无法实现,从而注定了他的“以礼治国”会以失败告终。尽管如此,嘉靖皇帝还是为实现自己的梦想,做了最大程度的努力,结果便是引发了一场“天道”与“人情”的“大礼议”。

何谓“大礼议”?“大”多数都是用来指关于皇家的事情,比如皇子的婚礼称为“大婚”;“礼”则指程朱理学那套儒家正统礼法下的王权制度下的礼义等级秩序;“议”自然也就是争议、议论的意思,合起来也就是“关于皇室礼制的争议”。自古以来,帝王之家都在堂看重不同等级之间的礼制,作为统治的基础,皇帝们必须以身作则、无条件地遵守。这些所谓的“皇室礼制”本来与朱厚璁毫无关系,直到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

一生荒诞不羁的武宗朱厚照,在这一年因为一场小风寒而与世长辞了。年仅三十一岁的武宗,根本没来得及立遗诏、定皇储。更令人头疼的是,这个整日沉醉于烟花之地的武宗竟没有留下一丝自己的血脉,大好江山没有后嗣可以继承。尽管在太祖亲订的《明皇祖训》中也“兄终弟及”的规定,但武宗是孝宗的独子,自然也就没有兄弟接替他的位置。于是,在武宗突然驾崩后的三十多天里,明朝出现了权力的真空,在这段历朝罕见的时间里,内宫、大臣们都在为选立新君而奔忙。

经过一番严格的筛选之后,内阁大学士杨廷和与其他大臣选中了兴献王的长子朱厚璁。或许因为他是“厚”字辈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又或许因为他是从湖北来的“乡下人”比较容易掌控,不管杨廷和出于何种考虑,帝王之位就像是天下掉下来的馅饼一样,准确无误地砸在了朱厚璁的身上。

于是,十五岁的朱厚璁在众人的陪同下,千里迢迢地从家乡来到了京城,但是,迎接他的并不是直接登基,而是以皇太子的身份行即位之礼,即由东安门入,宿文华殿。尚未成年的朱厚璁立刻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政治嗅觉,转而问拟定诏书的杨廷和:“《遗诏》以吾嗣皇帝位,非皇子也?”

一句简单的话语,包含了极为关键的问题,即朱厚璁的父亲是谁。在现代人来看,这无疑是个可笑的问题,朱厚璁的父亲自然是兴献王。但是按照正统儒家程颐明所说:“为人后者,谓所后为父母,而谓所生为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伦也。”朱厚璁继承了世宗的位置,按理就应该过继给伯父孝宗为子。这样一来,自己的亲生父亲兴献王就变成了叔父,母亲蒋氏就变成了叔母。向来孝顺的朱厚璁,自然不会做出如此不孝之举,于是他拒绝皇太子的身份,甚至以描绘即位相要挟。最终,皇太后下旨同意他略过行皇太子之礼,直接举行登基大典。

至此,朱厚璁才从大明门进入皇宫,欣然接受了武宗留下来的帝王宝座,成为了大明王朝的第十一位君王,是为世宗,国号嘉靖。在与群臣这次“猜心游戏”的预演中,朱厚璁以稚龄给了那些臣子一个下马威,也逐渐显露出他执拗、不妥协的个性。然而,这只是围绕“礼”展开的争斗的开始。

朱厚璁刚即位没几天,君臣们表达了希望朱厚璁接受以孝宗朱祐橖为父、太后张氏为母的礼法规则,并以汉成帝立陶王刘欣为皇太子及宋代的“濮议”事件作为正反例,意图改变小皇帝的想法。但朱厚璁只丢下一句:“父母岂有说换就换之礼。”于是,嘉靖与群臣间正式的“猜心游戏”——“大礼议”开始了。

嘉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继统不继嗣”,所以他提出称自己的父亲兴献王为“皇考”,称孝宗为“皇伯考”。但朝臣们认为兴献王不是真正的帝王,不可以称“皇”。就在所有大臣都反对嘉靖的时候,四十七岁才及第的新科进士张璁选择站在皇帝一边。而且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力的理论基础——情。

《礼记》有云:“礼非从天降,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礼制是源于情感的,孩儿孝敬父母是发乎情的东西,无法抑制,而这不违背孔子的传统道德理论。张璁以此出发点,仅一句“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圣人缘情以制礼”,就直接戳到了朝臣们的痛处,也让嘉靖皇帝的心更加坚定了。

就此问题,在与朝臣们僵持了四年之后,嘉靖皇帝决定单方面地结束这场“游戏”,开始了一连违背群臣们所谓“礼制”的行动。眼见“礼制”岌岌可危,群臣们、儒生们到殿前哭了数次,直呼:“礼法啊!社稷啊!”已然失去耐性的朱厚璁,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生杀大权。结果就像学者李洁非先生感叹的那样:嘉靖来自“九头鸟”的故乡,“九头鸟”百折不挠、一拼到底的精神,谁也拗不过。这皇帝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便不再忍耐,杖一百八十人,死十六人,此外还一口气将五品以下官员134人逮入诏狱拷讯,四品以上官员姑令待罪,果真是“忠良杀害崩如山”。这件事件当时称为“大礼狱”,明朝士大夫们当时的惨烈状态,令后人都禁不住凄然。

至少结果是嘉靖皇帝满意的,他终于达到了修复“正统”的目的,如愿以偿地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太后张氏为“皇伯母”;称自己的父亲“恭穆献皇帝”为“皇考”,蒋氏“章圣太后”为“圣母”。这场持续四年的“大礼议”终于落下了帷幕。对后世之人而言,所谓的“大礼议”不过是一场毫无意义的争执,但最后的结果竟是令这样的“无事水边”变成了嘉靖朝群臣的“异潭”。

这只是朱厚璁把自己关于“礼”的思考付诸社会实践、创造他自己理想国的第一步。在此后的二十年间,他如尼采般疯狂地想要铸造一个精神范式,架设一座思想灯塔,以指引千秋万代。然而,他终究无法脱出“礼”的框框。梦想破灭之后,嘉靖皇帝唯有将注意力转移到求仙问道上。或许他是希望能从“仙人”那里获得一些重建梦想的可能,但他最终也和痴迷丹药的许多前世帝王一样,因食用“仙丹”过量而结束了充满争议的一生。

人物纪:

道法皇帝

世宗朱厚璁,在明代的皇帝中最典型的特征,便是对道教的痴迷。自十六岁起,他便喜欢上了道教建坛祈福的活动。在其在位的四十五年间,他对于道教的“忠诚”从未改变过。他给自己取了几个很长的道号,如自号“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元真君”。他俨然是把自己当做道教了神仙了。由于他对道教的痴迷,令他对道士格外宠幸,嘉靖朝的不少政治事件,也都与道者有关。甚至在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朱厚璁差点因修道而死于“壬寅宫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