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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大师著预言,预言显大道4

(一)大师著预言,预言显大道4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唯有德者享之——传统文化中的德与天下

况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唯有德者能享之。

——《烧饼歌》

亚圣孟子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此处所为的“道”,与《烧饼歌》中明太祖朱元璋“况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唯有德者能享之”中的“德”异曲同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们都是对古代君王提出的道德上的要求。

回溯到两千多年前的那个多难之秋。当周王朝与诸侯之间再难以维持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同时,国家陷入了纷争。群雄并起,诸侯分立,割据一方,互相吞并,途有饿殍、哀鸿遍野的场景如在眼前。在这个缺乏指导性思想的年代,孔子的儒家学派脱颖而出,他所建立的伦理道德中的“礼”,包括孝、慈、恭、顺、敬、和、仁、义等。“仁”,位居孔子思想的核心地位。《论语?颜渊》曾有一段:“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所谓“仁者爱人”即出于此处。“仁”是一种同情友爱之心。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爱思想,并将其衍生为“仁政”。在人心慌乱的年代,它能很好地缝合人与人、统治者和百姓心理的裂缝,更能赢得百姓们的信赖。它在秦朝没有实现,但是历史证明,暴政和过于苛刻的法治会引来巨大的民怨,秦朝注定“短命”。而汉朝的兴起以及三百年长期统治,与其重拾儒家的“仁爱”思想是密不可分的。这处思想使得汉朝开国几位君主广施善政,到了汉武帝时期,更甚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因为有了儒家思想的辅政作用,汉王朝才得以从秦朝暴政留下的社会阴霾中得以复苏和兴盛。

于是,汉朝之后儒家大行其道,而孟子民为贵、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则得到了更多的肯定。唐太宗李世民清楚地知道只有让百姓富裕,自己才能坐拥江山。所以他用了三十年的时间,让唐初的乱世成为了治世。而他所说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便是源于孟子之后儒家的代表人物荀子。

到了明朝,朱元璋一如他在《烧饼歌》中对刘伯温所说,以“德”享天下。他的“民本思想”较之孟子早先提出的更甚,不是因为他有孟子那种思想高度,而是他的农民出身让他深刻地意识到“百姓足而后国富,百姓逸而后国安。”所以,他致力于打击贪官污吏、保证民生。

正是基于这些深明“民本思想”的君王的努力,中国古代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盛世,百姓于治乱交替间,也过上了难得的安居乐业的日子。与此同时,儒家“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又时刻提醒着君王不可有丝毫的懈怠。

子曰:“安而不忘危,存而不亡,治而不忘乱。”中国人的忧患意识早已有之,传承长达数千年之久,几乎已经成了传统文化的一种风骨,而历史也给了我们“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最好的印证。

战国时期,秦对山东六国构成了生存威胁,六国才有联合抗击,等到山东诸国彼此对抗进,却引来秦的兼并。西汉初休养生息,汉武帝忧匈奴之患而远征,终使江山直至西北大漠,还派去张骞开辟了西域商贸之路。唐朝初期,李世民南征北战,周边诸国俯首称臣,而中期为避游牧民族的骚扰而南徙,引起安史之乱,最后演变为五代十国。北宋的苟安政策使得辽和金、西夏直指中原,骑到头上而不知反抗,最后一国之君被掳。南宋不识虎狼之敌,妄图联合蒙古灭金,却使北方的屏障落入蒙古之手,半壁江上岌岌可危。清前期泱泱大国,何惧之有,南征北战,无人能敌;清后期大国心态过于自信,自以为最强而不吸收任何外来的知识,终在闭关锁国中灭亡。

所以,在孟子看来:自古失国之主、亡国之君,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治久安。纵观中国历史上,曾经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繁荣美好时期,但接下来却常伴危机、衰退、灾难以至朝代的覆灭。

如此天差地别的变化,虽不能完全归咎于统治者个人因素,但也与他和那些本应努力经营国家的臣子陶醉于一时的繁荣稳定,贪图享乐,不思进取相关。于是乎,古人认识到了这一点,下了以下结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

古人言之凿凿,几千年来上至《周易》,下至近代图强人士,皆忧患之诗词挂于嘴边,无外乎在灾变之际言图强。孟子曾说:“舜从田野之中被任用,傅说从筑墙工作中被举用,胶鬲从贩卖鱼盐的工作中被举用,管夷吾从狱官手里释放后被举用为相,孙叔敖从海边被举用进了朝廷,百里奚从市井中被举用登上了相位。”承担大任者必然要多苦多愁来磨难,才能变为强者,而忧患意识正有“力求克服重重苦难,理想可以实现”的含义。

仁爱与忧患,无疑是儒家对君王提出的最基本的要求,唯有秉持此两点者方能称之为“有德者”,也才有享有天下的可能。相应地,为保证国之长治久安,儒家也对君王之外的其他人提出了“忠义”的要求。

古代的人一直有一种观念:孝始于事亲,忠始于报国,移孝以作忠,即显亲以全孝,此谓之大孝。浅白的意思就是小孝孝亲,大孝孝国,孝顺和爱国是一脉相承的,即家国同构观念。而这种观念,恰恰是儒家学派为后人确立的爱国思想源头。孔子的仁爱思想中心乃是“孝”,继而由对父母的“孝”发展到对国家的“忠”,忠君爱国的思想也就由此生发了。

而“义”是儒家思想中伦理道德之一,古已有之。孟子以一个有趣的比喻讲“义”:“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者也。”按人的生存本能来说,保命是第一位的,但是中国古代却有很多人选择舍生取义。

当楚国面临衰败及被秦国蚕食的局面,屈原欲以改革力挽狂澜,却不幸被小人算计,流放至汨罗江畔。他所作的每一首辞,几乎都以“恐”、“伤”、“哀”等字眼表达忧愤之情。结果终不出他所料,楚国灭了,他唯有投江以辞天下。

文天祥在蒙古的威逼利诱,直接跟对方前来谈判的人说:你杀了我吧。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身陷敌营后对自身命运的毫不犹豫的抉择,其中蕴含了多少悲壮激昂的力量和底气。宋亡之后,亡国之臣陆秀夫背着小皇帝,宁肯投海自尽,绝不为亡国之臣,此等风骨,又是舍生取义的一重天。

辗转几千年,古代的中国便在君王的仁爱、忧患和臣下的忠义间,延续“家天下”的传统。君王无德时,依靠臣下之德来支撑;臣下无德时,依靠君王来训诫。君王与臣下,就在历史的博弈间互相纠缠不休,长此以往,甚至遗忘了初时儒家“有德者得天下,失德者失天下”之说,双双被困于王朝的囚笼之中无法自拔。

直到朝代更替的序幕彻底地落下,人们才蓦然发现,原来所谓仁爱、忧患和忠义皆是“德”,且本不应分属于不同的群体。《五行》中曾有一句话说:“善,人道也;德,天道也。”德,就是每个人的天道,理应延续。至于“有德者居之”的天下,原就是属于天下人的,根本无需为其寻找“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