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代末年学堂书画美术教育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谕令废除科举制度。次年，时任宁夏府知府赵惟熙将银川试院（旧银川书院）修葺，改为宁夏府中学堂（初级中学堂），创办了宁夏近代历史上第一所新式学校。此后，宁夏各县县学、书院纷纷改为初级小学堂。此为宁夏地区近代新式教育的开始。
新式学堂创立后，按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颁布的《癸卯学制》开设课程。其中，图画和手工两科同时进行，初级小学堂图画和手工列为随意科（即无条件者可以不上）；高级小学堂图画列为必修科，手工列为随意科；初级中学堂图画和手工列为必修科。
清政府对各级学堂开设的图画和手工（书画工艺美术课）的目的、要求都有明确的规定。
初级小学堂：图画要意“在练习手眼，以养成其见物留心，记其实像之性情”；教材“示以简易之形体，不可涉于复杂”。手工要意在“使能制作简易之物品，以养成好勤耐劳之习”；教材“当教以纸制、丝制、泥工制之手工”。
高级小学堂：图画要意“在使知观察实物形体及临本，由教员指画之，练成可应用之技能，并会其心思习于精细，助其愉悦”；手工要意“在使能制作简易之物品，养成其用心思、耐劳烦之习”。
中学堂和初级师范学堂：“习图画者，当就实物模型、图谱教自在画，俾得练习意匠，兼讲用器画之大要，以备他日绘画地图、机器图及讲求多项事业之初基”。“凡教图画者以位置、形状、浓淡得宜为主，时使学生以自己之意匠为图稿，并应便宜授以渲染彩色之法”。
这是宁夏学校书画美术教育的开始。但是，由于当时宁夏缺乏书画美术教员，图画课在宁夏被列为随意科。
二、民国时期学校书画美术教育
1912年，“中华民国”建元，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于1912年1月19日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从前各项学堂均改称学校”。同时，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规定初级小学校图画为必修课，手工为随意科；高级小学校和初级中学校图画和手工同时进行，均为必修课，授课时间为每周两学时（90分钟）。
1918年，时属甘肃省辖的宁夏成立了甘肃省立第八师范学校。次年，宁夏又成立了甘肃省立第五中学。两校一址，时称“五中八师”（1929年宁夏建省后，甘肃省立第五中学改称为宁夏省立第一中学，甘肃省立第八师范学校改称为宁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均为初级中学）。其书画美术课被列为必修课之一，分图画和手工同时进行。
1919年，时任宁夏护军使马福祥在宁夏城（今银川市）创办蒙回师范学校，亦将图画、手工列为正式课程。
192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新学制（即壬戌学制），关于书画美术课程设置规定，图画课改称“形象艺术”课，手工课改称“工用艺术”课。
192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又规定，复将小学“形象艺术”课改称“图画”课，“工用艺术”课改称“手工”课。每周两课时（低年级每课时30分钟，高年级每课时45分钟）。对教材的要求是：低年级图画课授以“单形”，手工课授以“简易细工”；高年级图画课授以“简易形体”，手工课授以“简易手工”。
初级中学“形象艺术”课改称“美术”课，“工用艺术”课改称“劳作”课。每周两课时（每课时45分钟）。美术课教材内容有：色彩画、图案画、美术史、教授法等。劳作课教材内容有：金木、黏土、石膏细工、石雕等。女生和女师学生加设缝纫、刺绣等。
1933年，美术课被规定为高级中学开设的必修课。授课时数为：第一学年每周一节（45分钟），第二、第三学年每周两节（90分钟）。
关于书画美术课师资：
当时，除宁夏本籍的一些书画美术教员外，尤其在1929年宁夏建省后，相继从外地聘请了一批名牌学校毕业生来宁夏任书画美术教员。一些书画美术工作者和书画名人先后在宁夏中学、宁夏女子师范学校、贺兰中学、宁夏师范学校、绥宁师范学校等任教，从事书画美术教育或担任学校的领导工作。一些剧团的美术工作者，在不演出时，还主动到学校辅导学生的美术课。他们思想活跃，学识渊博，书画技艺高超，给宁夏书画美术教育注入了新鲜血液，为宁夏培养了许多书画美术人才。
如1937年初，由山西来宁夏任宁夏实验小学教务主任的杨文海（中共地下党员），积极实行以爱国抗日救亡教育为宗旨的办学方向，对学校教材和教学方法进行改革，其中对美术课的要求：“山水、人物、翎毛、花卉都可以画，但最好能赋予新的意义，可多画点英雄人物的故事，多画点有政治内容的宣传画。提倡写生，特别是少年生活、劳动生活、战斗生活。”
为此，宁夏“实验小学还挑选有专长的学生组成美术、书法、戏剧等课外活动小组，以及歌咏队等，请有专长的老师分别进行各小组的辅导，对学生进行爱国抗日教育，提高学生抗日战地服务的能力”。
民国时期，先后在贺兰中学、宁夏中学、绥宁师范学校就读的丁钧先生（现任宁夏文史研究馆馆员、宁夏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在其所撰《我走过的艺术之路》一文中，分别对贺兰中学美术教员刘好学、宁夏中学美术教员安卓三、绥宁师范学校美术教员李明山的一些教学事迹忆述道：
刘好学，画家，首任贺兰中学美术教员。1942年，在省城（今银川市）举办“刘好学画展”，展出历年创作的百来幅书画精品。开展那天，人头攒动。
在观画的人群中，有几位特殊观众引起刘好学老师的注意，他们穿着藏袍，说着藏语。这几位藏族青年对刘老师的画看得很认真，还不时指指点点交谈几句。凭着一个有阅历的画家的敏感，这难得的画面一下被刘老师抓住了，他不失时机地打开画夹，只数分钟时间，一幅人物素描画就完成了。当这几位藏族青年发现刘老师在画他们时，都一起围过来看，连夸刘老师画得太像了，太好了。
1943年，我转入宁夏中学（现为银川一中）。一次，我在学校的墙报上画了一幅人头像，这幅画把人物特征和面部神情较准确地表达了出来，一下被学校美术教员安卓三看中，他当着我的面说：“我看你有绘画的才能，要继续努力，争取将来报考美术学院，以求进一步深造。”
自此以后，安老师对我做过多次绘画技艺和绘画理论的指导，使我在美术园地里，由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逐步摆脱了幼稚，一步步向成熟走去。
1946年，我考入黄渠桥绥宁师范学校。当时，一位叫李明山的美术老师擅长画国画，尤以画虎著称。一天，我到李老师家里玩，正逢李老师在家里画一幅《松鹤图》。我站在旁边看李老师如何构图布局，如何铺陈渲染，心里对国画的画法有了初步印象。
以后，李老师又有意识地辅导我在纸上学着勾画菊花花头、植物茎脉等，使我学到不少绘画知识，为以后走上成才之路奠定了基础。
曾在绥宁师范学校就读的陈光聪先生撰写的《点滴记忆都是情——对母校几位老师的片段回忆》一文中，对美术教员段得蛟、洪云禅的一些教学事迹忆述道：
多才多艺的美术老师段得蛟，字雨汀，美术老师兼总务主任。他是位1.9米有余的山东大汉，却艺术细胞多多，在美术领域几乎是个全才，从国画的花卉、虫鸟、人物、山水到西洋画的素描、写生、水粉直至油画都拿得起。
他上美术课，先从最基本的线条训练开始，而后是透视、临摹、静物写生等，步步深入，同学们一般都能摸到点基本技法。有些美术尖子，如普一师的骆友麒、贾振华（贾新吾）和我们班的何光前等，得到段老师的具体辅导，都有相当造诣。
在学校礼堂建成前，我们班教室兼作礼堂（每星期一做纪念周集会），比起别的教室，墙上多出段老师的两幅麻纸水墨国画——《武训起居图》和《草原牧羊图》。
在一次大扫除后，《草原牧羊图》丢失了。一年后，安新生悄悄告诉我，那幅画是他藏起来的，已经带回家（内蒙古陕坝附近）。他无法掩饰满脸的赞美神色说：“那个刚生下的小羊羔羔，像是身上还冒着热气，往人怀里拱，爱死人了。”
有次，段老师在我们班上美术课，有个同学提了个关于漫画的问题，段老师一愣，到门口左右张望了一下，把门关上，压低嗓门说：“听到个笑话，说省政府前段时间在街上挂了些意见箱，让老百姓提意见。据说，在意见箱里头发现一张漫画——前边画一匹肥马，后边是那四大厅长，伸手抢着拍马屁股。查了阵子没结果，又把意见箱撤了。”接着，他提高嗓门说：“我们不会漫画，也不学漫画。”
1945年冬，三周年校庆时，段老师下很大功夫辅导同学们作画——铅笔素描、写生，水墨和水彩的花鸟、山水的，单独布置了个“美术教学展览室”，很受师生赞赏。
段老师虽不给人书写条幅，但他的书法——行书、隶书、魏碑等体，均有相当造诣，是大家熟知的。
洪云禅老师擅长美术，据说他在银川、平凉等地都是兼教音乐、美术两门课程，我只见过他的水墨国画——梅、荷、花鸟等，都用写意手法，简洁、潇洒，特色自露。他作画落款的毛笔字、油印歌曲的铁笔字和课堂上的粉笔字，都是“画”出来的，单字大小、结构和整体布局，乍看很不匀称，略加端详，则姿色自露，因为那都是美术，都是“画”。
关于书画美术课教材：
1948年12月，贺兰中学曾印制了该校美术教员马建才编著的《美术讲义》。讲义共四章，分美术基础知识、写生画、中国画各种皴写法等方面内容，并收载了数十幅各种例图、美术字等。
例图内容，包括山水、花鸟、人物、动物，以及房屋、树木、静物等。其中，令人注目的是《街头写生》《乡村四月闲人少》《午夜炮火连天黎民涂炭》等诸多现实主义作品。
尤其有一幅画面为一位官僚（财主）在一位美女（阔太太）陪伴下进食，餐桌上摆满了各种美味佳肴，以及烟、酒等物。画面上方题有：“一千二百万一斤酒，三千万一盒纸烟，有钱人生活还是如此，穷教员们看见了起着什么样的感想啊。”深刻地反映并揭露了当时官僚、财主们奢侈、腐化的生活场面和通货膨胀的经济社会状况。
此录《美术讲义》第四章《中国画各种皴写法》标题和条目要点，以窥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