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小说虽以描写男性角色、谴责官场腐败而著称，但也塑造了许多女性形象。其中，中国女豪杰作为晚清人物形象的一个组成部分，给笔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她们出身不同，身份各异，有的是留学西洋，精通西医的女医生，如《女狱花》中的董奇簧、《黄绣球》中的毕去柔；有的是乡村女性，如《女狱花》中的沙雪梅、《黄绣球》中的黄绣球；有的是官绅之女，如《自由结婚》中的关关、《女子权》中的袁贞娘；有的是城市妓女，如《自由结婚》中的“妓女大豪杰”如玉。她们个性鲜明，有的持正平和、沉稳善良，如《女狱花》中的许平权；有的天生伶俐、通达时情，如《女娲石》中的金瑶瑟；有的有胆有识，敢作敢为，如《黄绣球》中的黄绣球；有的才智非凡，勇挑重任，如《中国新女豪》中的黄英娘。她们的遭遇和选择更是各不相同。作为女性，她们大都有历代女性的共性：向往或追求婚姻自主。她们又具有晚清先进女性自尊自强、胸怀大志及提倡女权、爱国救民等思想品格。可以说，她们的出现反映了晚清先进女性的生活方式和自我期待，展现了晚清社会与文化的变迁，具有与以往小说中的女性迥然有别的审美价值。而晚清小说有了这些女性形象，才构成清末一幅“判现实、改革社会的整体风格。
一、中国女豪杰形象的品格特征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男尊女卑、“三从四德”和“男外女内”是压抑女性的封建信条。而晚清小说中的中国女豪杰则不再是男性的从属、卑贱的弱者，而是有崇高理想和独立自主意识的女中豪杰，她们不仅有非凡的才智和学识，而且还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发挥才智能力于社会，以女性的身份做成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在她们身上，体现了强烈的反叛意识和女界英豪的思想品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胸怀大志，救国救民。
众所周知，封建礼教有四大绳索，女子所受的束缚最多，言行举止都要按一定的要求去做。《礼记·内则》：“女不言外”，谓女子不参与家庭以外之事，后遂引申为“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歧视，剥夺了女性参与社会事务的权利。封建家长又推崇门当户对、夫贵妻荣等观念，于是，广大女性将人生的全部希望和追求寄予美满的婚姻、理想的郎君。而晚清小说却塑造了一批胸怀大志、有崇高理想和抱负的女性，她们大都想冲出家庭，走向社会，做一番有益国家进步和女性解放的事业。如《黄绣球》中的黄绣球，不甘于做一个传统的家庭主妇，渴望走出家庭，做些事业。受丈夫黄通理启发和西方女杰罗兰夫人教导，她大力破除旧俗，提倡男女平等。她有让“日后地球上各处的地方，都要来学我的锦绣花样，我就把各式花样给予他们，绣成一个全地球”的雄心大志，并对此充满信心。她说：“我将来把个村子做得同锦绣一般，叫那光彩激射出去，照到地球上，晓得我这村子，虽然是万万分的一分子，非同小可。”
遂带头放脚、宣传，而被捕入狱，但她改革社会的志向更加坚定。出狱后，她以北美女杰美利莱恩为榜样，教育救国，创办女学。为办学经费，除自捐一千多两银子外，还动员官、绅、商民的女眷积极捐款。本村文明富强后，她又去邻村办学。不料代理县令肆意践踏自由村的改革成果，为了挽救自由村，她率众和顽固势力斗争，实现了地方自治。她还要在社会的大舞台上，“打一出好戏”，给罗兰夫人看，成为“二十世纪的女豪杰”，“替黄种生色”。这位具有维新思想和远大抱负的女杰，反映了“当时新女性艰苦活动的真实姿态”和巨大的自我期待。
《女狱花》中的沙雪梅深受夫权压迫，外出会友也受管制。她读了斯宾塞的《女权篇》，有所醒悟，立志改变现状、组党杀尽“男贼”。她说：“男贼待我们何尝有一些配偶之礼，直当我们作宣淫的器具，造子的家伙，不出工钱的管家婆，随意戏弄的玩耍物。”
“男贼既待我们如此，我们又何必同他客气呢？我劝众位同心立誓：从此后，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男贼方罢手。”
虽然她的主张与做法显得偏激，但她痛恨男尊女卑、改变女性命运的志向值得肯定，因此被誉为“罗兰夫人一流人物”。文洞仁立志“学那能文的豪杰”，“著书醒世”，尽些女国民的责任，表现了较强的国民意识；董奇簧有感于男女有别导致女子不医而死的现实，发愿救治女性，她虽研究中医，还想学习西医，“有志到美国去考察医学”，回国后，开了一个医学堂，为我国医学进步作出了贡献；许平权立志出洋游学，回国后创办女学堂，启发女子的“智识”，造成革命的基础，她和黄宗祥志趣相投，彼此相爱，但并未沉湎于儿女私情，而是约定女学振兴以后再完婚。这些崇高的精神品格，令那些沉湎于儿女私情、不问国事的男女相见绌。
《女娲石》中的金瑶瑟不堪忍受国政腐败、列强吞食的现状，立志救国。她见达官贵人皆好声色，便舍身为娼，意欲点醒那些亡国奴才。我国素重名节，女子为娼多半是为生活所迫，被逼无奈的结果，而金却为了救国，自愿忍受屈辱的生活。无效后，又不顾个人安危，深入皇宫，欲学俄国虚无党，两番行刺太后。虽然没有成功，但她的胆识和救国之心得到了全国女性的肯定，被赞为“爱种族、爱国家、为民报仇的女豪杰”。白十字社社长汤翠仙、社员楚湘云为了救国救民，开设洗脑院，立志将国民头脑清洗一遍，去除种种落后、愚昧之污垢。此外，《自由结婚》中托迹勾栏，牺牲一身以救同胞的如玉，发誓“不愿嫁人，只愿把此身嫁与爱国”的关关与光复党首领一飞公主，宁愿舍弃个人幸福，也都是爱国救民的女豪杰。
（二）博学多识，才智非凡。
明清以来，流传着一句谚语：“女子无才便是德”，反映了人们不主张女子读书识字、有才有智的普遍态度。女性即使有些才能，也大多表现在善作诗文、管理家事或替父亲、丈夫报仇雪恨等方面。如清前期成书的小说《红楼梦》《镜花缘》中，就都塑造了众多擅长诗词、理家有方的才女形象。
但在晚清小说里，却塑造了大量才智超群、博学多识的女豪杰形象。如《女娲石》中的秦爱浓，博学多识，聪明能干，不仅领导着百万党人的花血党，而且精通电气学，有丰富的科学知识，发明创造了电马、手枪和种种机器，开设了女学堂和各种实验。金瑶瑟曾在海城任女子改造会领袖，具有一定的领导才能；又因留学日本、美洲而会讲日语、英语，且对国际局势了如指掌，巧妙地以国际大势、唇齿大义，说服了日本公使夫人，使其愿意帮助自己，以日本歌妓身份入宫，行刺被发觉时，她又急中生智，以进献为由，逃出皇宫。她见秦爱浓食少事多，“不但料理党中事务，并且日日要上讲堂教习功课”，便说：“我前在美洲也曾学点粗浅学问，意欲与夫人分劳”。遂入党“当高等小学堂教员”。《黄绣球》中的毕去柔“曾在外国学堂读书多年”，“学得外国医生一手好本领”，回国后创办了自己的医院，在救治同胞的同时，培养了不少护士。她“虽是习了外国医的专门，却于中外普通学问很讲求过的”，不但帮助绣球夫妇制定学堂章程，研讨教学内容和方法，捐钱给学堂购买读书器具，而且在百忙之中兼任女学堂的教习。在自由村争取自治时，她担任女军的头领，表现得积极而勇敢，为自治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作者通过绣球之口赞她“周游外国，利己利人，才算是女中豪杰”。绣球虽没上过学，但她求知欲强，在丈夫和罗兰夫人的分别教授下，学问日进，不仅领会了希腊名著《英雄传》的主旨，掌握了世界地理、中外历史与女子教育等知识，而且敢说敢做，有勇有谋。在风气未开的情况下，她组织了“不缠足会”，创办了女学堂，感化了两个尼姑，把女人缠足放足的厉害同婚姻卫生、体育胎教、养成做国民之母才能遗传强种的道理编成通俗易懂的弹词，让她俩扮成女先儿到处说唱，使那些官绅眷属深受启发。而她不仅是女学堂的筹办者、管理者，也是女学堂的教习，还和丈夫一起编撰新式教材。在自由村遇难时，她积极策划，草议章程，组织女军，显示了不亚于男性的才智和胆识，被赞为“世界上一枝自由花，插到那里开到那里”。《女狱花》中的张柳娟最初创办《女报》，从事唤醒女性的工作，后来又组织一党，以恢复女权。她和文洞仁为《女报》撰写的论说议论畅快，深得女同胞喜爱。沙雪梅自幼习武，父母亡后，她一边给乡中姊妹传授武艺，一边学习文化知识。听说文洞仁所作小说《女界灯》因病不能届期交稿，柳娟正为报章将要付印着急，沙雪梅便自告奋勇另作一部代替，居然用两天时间写成了数章名为《仇书》的小说，真可谓文武双全。
（三）提倡女权，独立自主。
在“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社会，女性大多是男性的附属品，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婚姻自由等生存权，更没有受教育权和自立自养的能力。她们的婚姻与言行，都要服从父母的安排，对父母与丈夫必须言听计从，若稍有违抗之意，便会背上不孝或不贤的罪名。所以妇女终身受“男主女从”、“父母之命”等精神枷锁的束缚，失去了作为人应有的各种权利。“晚清为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传统礼教和“婚制作为深入民间的习俗，仍然支配着绝大多数国人的行动与思维”。而晚清小说所塑造的中国女豪杰却大都摆脱了礼教规范的束缚，积极争取女权，追求独立自主的新生活。
《女子权》中的袁贞娘就是一位提倡女权、追求婚姻自主的女豪杰。她与男学生邓述禹一见倾心，但中国没有自由结婚的法律。为使自己和女界摆脱受压制的痛苦，有权主宰自己的命运，她为《津报》撰写了一篇提倡女权的论说，指出：中国妇女的受人压制，由于不能自治，不能自养之故。妇女所以不能自治，不能自养，由于学术不明，工艺不兴之故，故欲望国势盛强，首先恢复女权；欲恢复女权，必先设学堂、大兴工艺，使妇女有以自治，有以自养。
此论切中要害，轰动全国，各地女学生都说贞娘是“中国提倡女权的女豪杰”，学界则称其为“女界斯宾塞”（斯宾塞，英国社会学家，提倡男女平等，著《女权篇》）。自此，贞娘走上为妇女争取权利的斗争之路。她与同学集资，创办了《女子国民报》，兼任主编，创作有益女界的论说，影响颇大。
可她感到光靠报纸难以争到女权，还必须进行实际活动。恰好林教习请她当翻译，她便借此去俄、法、英等国考察，在留学生和华侨中演说、宣传，获得她们的大力支持，华侨富孀林氏被她说服，回国创办女工传习所，使女子在经济上渐渐独立。贞娘又利用当宫廷翻译的机会，给皇后推荐提倡女权的报纸，使皇后的观念发生了改变。经过努力，朝廷开放女权，贞娘便和自己选择的人结为夫妻。虽然她也渴望两情相悦的幸福婚姻，但她不像前人那样私下结合或消极等待，而是凭借自己的才能和远见，提倡女权、改革法律，这样她不仅为自己争得了婚姻权、教育权和参政权，还为全国女性争到了上述权利。此外，提倡女权、追求婚姻自主的女性还有《中国新女豪》中的黄英娘、《女狱花》中的许平权等。
《黄绣球》中的绣球虽已结婚，但她不甘依附男性，大胆地走向社会，从事妇女解放事业。她说：“只要人能独立自由，自由又能自尊，不论男女人人都是平等。”她认为女人之所以瞒夫藏私就是因为权不平等、男人压制女人造成的，也是女人不能自立自养的结果。所以，她反对男人对女人的压制，提倡男女“平等平权”，认为“男人可读书，女人也可读书；男人读了书可以有用处，女人读了书也可以想出用处来”。主张女人团结起来，“争出个做女人的权来”，而女人要摆脱男人的压制和束缚，“只有赶快讲究学问”，因为有了学问，自然有见识、有本领。她办女学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女性学些知识和本领，为自己争取应有的权利。再如《女狱花》中的文洞仁，为了不受男权束缚，自由地“著书醒世”，选择了独身生活。《女娲石》中的秦爱浓为了救国，要求党人独立自尊，“永断情痴，毋在床笫，而误国事”。这些女子的言行，均在不同程度上表示了对传统观念的反叛，对女权和独立人格的大胆追求。
上述小说中的中国女豪杰，都是觉醒了的或刚刚被唤醒的女性，她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男性的依附，努力学习各种知识，具有杰出的才智和学识。她们已不再是沉湎于儿女之情、多愁善感或恪守“三从四德”的弱女子，而是胸怀大志、具有人格独立意识和国民意识，有所作为的女中英豪。
二、中国女豪杰形象的生成原因
晚清以前，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基本上是佳人、妓女、贤妇、荡妇或侠女。作者描写女性的笔墨主要集中在女性在爱情婚姻上的不幸遭遇或大胆追求；妇女在一夫多妻家庭中的明争暗斗；女性摆脱了某些传统规范而富有传奇色彩和侠骨义胆。值得我们探寻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在20世纪初的晚清小说中大量地出现具有上述特征的中国女杰形象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晚清的改革潮流及西方文化的传入使清末社会风气特别是女性观发生了变化。
甲午战争后，我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维新派男子奋起救亡图存，深感力量单薄，便把发动女性参与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提上了历史日程。他们看到西方女子受过学校教育，主动参与社会生活，而中国“无故自弃其半于无用，欲求争雄于泰西，其可得乎？”便以不缠足和兴女学为切入点，对传统的女性观进行了消解和建构。他们着重批判了明清以来盛行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谬论，提倡男女平等，主张男女各有自主之权。指出旧式女教“勿道学问，惟议酒食”，其结果“等此同类之体，智男而愚妇”，造成男女教育的不平等。从中外各国的比较中，他们深感不缠足尤其是兴女学的重要性，“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女学衰，母教失，无业众，智民少，国之所存者幸矣！”由此他们认为，欲“深图我国自强，女学真不能不急急兴起”。在维新派的倡议下，19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广东等地先后成立了“不缠足会”，1898年5月又在上海诞生了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