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氏）不胜之怒，日遂在家里淘气。又闻胡氏有了三个月身孕，思想到：“丈夫向来无子，若小贱人生子，必然宠用，那时我就争他不过了。我就是养得出孩子，也得让他作哥哥……不如及早除了祸根方妙。”乃寻个事故，将胡氏毒打一顿剥去衣衫，贬他在使婢队里。
结果这个费尽心机的悍妇不但目的未能达到，而且使自己得了重病，“服药不痊，呜呼哀哉死了”。还有《玉堂春落难逢夫》（《警世通言》卷二十四）中的皮氏，《张廷秀逃生救父》（《醒世恒言》卷二十）中的瑞姐也是因为悍妒自私而没能善终。
（七）诫吝。
勤俭节约是我们民族的美好传统，但过于悭吝则是令人讨厌的品行。冯梦龙在“三言”中刻画了几位悭吝人的形象，对其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鞭挞。《吕大郎还金完骨肉》（《警世通言》卷五）写家财万贯的金员外，悭吝又自私，凡是损人利己的事无所不为。他生平常有五千四愿，五千是：
恨天者，恨他不常常六月，又多了秋风冬雪，使人怕冷，不免费钱买衣服来穿；恨地者，恨他树木生得不凑趣。若是凑趣，生得齐整如意，树本就好做屋柱，枝条大者就好做梁，细者就好做椽，却不省了匠人工作？恨自家者，恨肚皮不会做家，一日不吃饭，就饿将起来；恨爹娘者，恨他遗下许多亲眷朋友，来时未免费茶费水；恨皇帝者，我的祖宗分授的田地，却要他来收钱粮。
四愿是：
一愿得邓家铜山；二愿得郭家金穴；三愿得石崇的聚宝盆；四愿得吕纯阳祖师点石为金这个手指头。
（金元外）因有这四愿、五千，心常不足，积财聚谷，日不暇给，真个是数米而炊，称柴而焚。
但其妻却是个吃斋好善之人，时常布施些东西给寺院，这使元外很不高兴，他恼恨和尚来他家“蒿恼”，认为那些和尚是他家一个耗鬼，想毒死和尚，以绝后患。谁知竟毒死了自己的儿子，气得妻子上吊而死，他自己也不得善终，此乃“不好善而行恶之报也”。与此相反，本篇中的吕大郎则因还金而父子相见，因赏钱救人而兄弟重逢，全家团圆，可见“皇天果报，的然不爽”。
（八）诫贪。
明中叶后，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一些人对钱财的追求更加急切、贪婪。冯梦龙在“三言”中用果报故事告诫人们不要过于贪婪。《一文钱小隙造奇冤》（《醒世恒言》卷三十四）写为一文钱争闹起，连续断送了十三条性命。虽然是冤各有头，债各有主，但人们贪财的欲望确是造成悲剧的原因之一。若不为这一文钱争闹，杨氏如何得死？没有杨氏的尸骨，朱常诈银霸田一事也就无从做起。贪婪的朱常为了霸田诈银而借尸寻事，结果不仅使无辜者丧失了性命，自己也未能逃脱作恶者的报应。《张廷秀逃生救父》写王员外女婿赵昂，为了“独并王员外家私”，整天算计着如何逼死妻妹，谁料折腾了半天不但目的没有达到，反而落了个妻子吊死、自己被斩的悲惨下场。冯梦龙用警告的语气劝诫世人：
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九）诫杀。
仁慈恻隐之心是佛家所提倡的一种善行，“三言”则用果报故事劝诫人们切勿滥杀动物。《李公子救蛇获称心》（《喻世明言》卷三十四）写李元从打蛇的小童手中救了一条小蛇的性命。后来得到龙君一家的好报，得了美妇，并且中了高科，“官至礼部尚书”。编撰者通过这件事说明：
恻隐仁慈行善事，自然天降福星临。
《沈小官一鸟害七命》（《喻世明言》卷二十六）写张公见沈小官的画眉很好看，鸟的叫声很迷人，遂起不良之念，杀了沈，卖了画眉，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最终还是未能逃脱法律的制裁。《计押番金鳗产祸》（《警世通言》卷二十）写计安钓了一条金鳗鱼，这鱼对他说：“计安，吾乃金明池掌，汝若放我，教汝富贵不可言；汝若害我，教汝全家死于非命。”
计安没有答应它的要求，带回家后被妻子烹食，结果全家因此遭到恶报。正是：
劝君莫害非常物，祸福冥中报不虚。
以上所述，也只是整个“三言”果报故事的一部分。然而，仅就这些已不难看出冯梦龙的用心所在。况且，“三言”是用通俗化的形式写成的，冯梦龙唯恐其惩恶扬善、教育民众、感化世人的目的不能达到，就使用了普通民众易于接受、乐于接受的通俗化形式。他曾在《醒世恒言序》中说：“六经国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说也。而尚理或病于艰深，修辞或伤于藻绘，则不足以触里耳而振恒心”，因为“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真可谓用心良苦矣！
三、劝善惩恶与因果报应的积极作用
通过对“三言”编撰意图及其中因果报应内容的分析，笔者认为，“三言”是具有明显而强烈的劝善惩恶性质的白话短篇小说集，是“于人心风化实有裨益”的有关世教的通俗文学作品。冯梦龙编撰“三言”的主观意图是劝人为善，戒人为恶，以期人心归正，世风复淳。而“三言”中那些具有劝诫教育作用的因果报应内容则是作为一种艺术手法，一种使人戒恶从善的强制性力量。它对改变世风、完善道德还是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然而，正是这一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研究者们几乎众口一词地加以斥责，予以否定。有的论者认为“三言”中“善恶相报的轮回因果观念”，“是统治阶级愚弄欺骗人民的麻醉剂，思想本质是反对的”。有的论者认为“三言”是宣扬“轮回报应”、“封建思想道德”和“宿命论思想”。有的论者认为“三言”中的“宿命论、因果论是反动的一面”，说“这种报应思想，本身是一种宗教思想，它对社会矛盾特别是阶级矛盾，起了缓和的作用，而不是积极地解决矛盾，促进社会前进发展，所以是统治阶级喜欢用以迷惑群众的反动思想”。总之，凡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各种文学史、“三言”的选本和研究著作，一旦涉及这个问题，大都沿袭上述观点而加以否定，个别论者虽然也承认“三言”中编撰的果报内容具有劝惩的用意，但往往又把其中反映出的伦理道德观念，贴上封建标签予以否定。当然，由于过去一段时间内极左思潮的影响，使许多学术研究带有片面性、模式化和教条主义的庸俗化倾向。对于因果报应的佛家思想人们大都片面地批判其消极落后的一面，至于佛家思想对于社会是否有积极进步的一面，则很少有人进行深入研究。
实际上，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佛家对于社会，不可否认是有很多消极作用的，但也有它的益处。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先生就强调过佛教对社会的作用，能够“制恶见而清污俗”。戊戌变法时激进派人物谭嗣同则认为在佛、儒、基督教三教中，佛教最了不起，影响最大。他在《仁学》中还说：“日本变法之易，亦因佛教隐为助力”。梁启超也说过“佛教本非厌世，本非消极”。既然佛教对社会具有自己的积极作用，那么，对于“三言”中的因果报应内容就应全面地分析，而不是片面地否定；应从文本这个客观实际出发，认真研究“三言”本身，以便得出符合“三言”实际的结论。
纵观“三言”，很多作品及其果报故事的主题都表现在道德劝诫方面。我们知道，冯梦龙受到明代佛教思想的影响，为了劝善惩恶，淳厚风俗，加强文学的教育作用，他在编撰“三言”的过程中，从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等佛家思想出发，根据果报的需要，加工改写了某些情节，并对某些原作进行了大量的增补，以便抒写感想，针砭现实，寓教于乐，充分发挥通俗小说的社会教育作用。
当然，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材料来证实冯梦龙是否相信因果报应和地狱轮回的存在与否，但只要从具体作品和冯梦龙为“三言”所写的序言来分析，便可看出他在“三言”中编撰因果报应内容的目的主要是把它作为一种艺术手法，一种强制性力量，为其劝善惩恶，改变世风的创作意图服务的。
那么，“三言”中的果报故事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如何呢？多年来，人们已形成一种偏见，似乎因果报应之类佛家思想对人们的影响只能是消极的。其实不然。佛教“三世因果”说认为人们的“任何思想行为，都必然导致相应的后果，‘因’未得‘果’之前不会自行消失；反之，不作一定之业因，亦不会得相应之结果”，“现世界人们的贫富穷达，是前生所造善恶诸业决定的结果；今生的善恶行为，亦必导致后生的罪福报应”。由此可知，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三者之间，佛教强调的是现在，在因与果两者之间，强调的是原因。这其实是要求人们立足于现在，积极地创造条件，以便修得善果。冯梦龙在“三言”中编撰因果报应，也是劝导人们立足“当前”，多做好事。“三言”通过人物的切身感受说：“可见作恶人的到底吃亏，做好人的到底占便宜”，并一再强调“积善逢善，积恶逢恶”，“报应本无私，作了还自受”。实际上，每当人们读到“三言”中这些果报故事时，常常会被书中的人物、故事所感染，激起一种向上求善，多做好事的思想感情。
至于说“三言”的因果报应是“统治阶级欺骗愚弄人民的麻醉剂”，“对社会上的矛盾”，“起调和作用”，是“迷惑人民的反动思想”等。这不仅不符合“三言”的客观实际，而且不符合冯梦龙的主观意图。冯梦龙愤世嫉俗，劝善惩恶的思想意识不只在“三言”中有所表现，在他编撰的其他作品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如他编辑《古今谭概》《情史》，创作戏曲《万事足》《三报恩》等的意图都在于移风易俗，有裨益于世道人心。他曾在《〈酒家佣〉叙》中，要求世人不以故事阅传奇，而应当把它当做一面青铜镜，“朝夕照自家面孔”。他在评篡《太平广记钞》时又说：“稗官野史莫非疗俗之圣药，《广记》独非药笼中一大剂哉？”他还在《〈石点头〉叙》中说：“小说家推因及果，劝人作善，开清净方便法门，能使顽夫伥子，积迷顿悟。”
这些都说明冯梦龙并非想用因果报应来麻醉人民，宣扬佛家的出世思想，而是想充分发挥文学的社会教育作用，使人心归正、世风淳厚、人们的行为道德化。事实证明，“三言”的确对“厚俗”和人心归正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凌濛初在《拍案惊奇·序》中曾说：“独龙子犹所辑《喻世》等诸言，颇存雅道，时著良规，一破今时陋习。”笑花主人则在《今古奇观》的序中说：“喻世、警世、醒世三言，极摹人附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可谓钦异拔新，洞心駴目篇……而曲终奏雅，归于厚俗。”日本《大百科事典》有材松日英所写《今古奇观》的专门词条，这一词条在详细介绍了《今古奇观》的底本“三言二拍”之后说：“《今古奇观》细致入微地描摹世态人情，批判人世的丑恶行为，是一部很有益的读物”。可见“三言”中的果报内容还是有其积极作用、有益于读者的。
当然，“三言”并非完美无缺，因果报应也并非没有消极作用。但是，我们评论一个作家及其作品，不能离开其社会文化背景，冯梦龙处在那个时代，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社会的思想烙印。瑕不掩瑜，在当时，冯梦龙劝善惩恶的良苦用心，“三言”的道德价值及其因果报应内容的教育意义，还是值得肯定的。换言之，我们如果摒除“天理”、“果报”之类的迷信成分，而从道德劝诫角度看，这类“劝善惩恶”的作品还是有一定的教育意义的。
【参考文献】
［1］冯梦龙：《喻世明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85页。
［2］僧：《弘明集》卷5，“四部丛刊”本。
［3］转引自《中国佛学论文集》蔡尚思文，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谭嗣同全集》，北京：三联出版社，1954年版，第69页。
［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73页。
［6］任继愈：《宗教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第4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