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当舒拉为这事对卓娅不满，说：“我什么时候也不能拒绝同学。”说“究竟这不是对待同学的态度！”这样的时候，母亲柯斯莫捷绵斯卡亚，当她理解了事情底经过，问题底所在，她就不能不站在女儿一边，而教育她底儿子了。即使因此母亲是不安的，而去访问了教员丽基亚·尼柯莱夫娜。
“我知道，孩子们这么想：给人提醒，这是神圣的义务。当年在我们底中学里这是规矩呀。可是，这是旧的、不好的规矩。我不能尊敬那些依赖别人告诉和夹带的人。我尊敬卓娅，因为她有勇气率直地说出这个来。”
那么，这正是新的人物底新的品质；这正是苏维埃人底性格。
我们可以看看卓娅自己。在她底日记里，记着最感动她和最鼓舞她的一些格言，或是别人底，或是她自己底，但都是她有着一种感应的：
“谁不自命不凡，他就比他自己所想的那样强得多。”
“尊重自己，但勿估价过高。不要把自己封在自己底壳里……，她是这样感应着，这样发展着。母亲正是从她底日记里，看出了、感到了她底发展，于是才由不安而安心下来的。
我们还可以看看卓娅自己。她是怎样学习的呢？她是怎样对待自己的呢？她底数学评分得了”很好“。这是舒拉也知道那代价是什么的；但在前一夜，作为弟弟的舒拉，却也为之气忿的；虽然他给卓娅作好了代数底答案，放在桌上，放在她底手边，她却看也不看，还是照样自己演算，一直弄到第二天早晨四点钟，一直到她自己克服了困难，解决了问题。她底化学评分也是”很好“。但因此，她却很痛苦，认为自己不应该得到这样高的评分；她踱来踱去，左想右想，最后走近教员蔚拉·亚历山大罗夫娜，向她说”你底这一门功课我知道得不够，“很好”。虽然她实在是得到了“很好”，似乎也应该得到这个“很好”；但她却知道自己“不够”，以为自己对于这个课程知道得少，因此这评分对于她自己就是过高的，偶然的，不公平的，不合理的，为“很好”而自己痛苦。
如她自己所说的，一个人“没有权利不忠实地对待自己底工作”！在学习上也是同样的。
如她底教员丽基亚·尼柯莱夫娜所说的：“孩子们了解：她对于一切人都是严格的，对于自己也是严格的；对于别人严格，对于自己也严格。”因为，“她是一个很坚决的女孩子，只要是她认为正确的，她绝对坚持不让。”
如母亲柯斯莫捷绵斯卡亚所得出的结论：“我认为这样严格、这样认真地对待自己的人，有权利严格地对待别人。”
在学习上，卓娅，是这样严格，不但对别人严格，也同样对自己严格。并不是“落落寡合”。而是，对待人像对待她自己，对待自己也像对待别人。并不是勇于责人而昧于责己，并不是苛于求人而薄于求己。
因为，主要的，是像她在少年先锋队夏令营中，听那个娜嘉底父亲、那个老青年团团员、那个夏伯阳底战士、那个亲近过列宁的人所说的：
“弗拉第米尔·伊里奇并没有给我们作报告。他和我们像和朋友随便谈话一样。他叫我们想一想在那时候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我现在还记得他问我们：’现在什么是最主要的事？‘我们全等待着解答。我们以为他一定说：打仗！击溃敌人！你们知道，那时候正是一九二○年呀！我们身上全穿着陆军大衣或海军大衣，手里拿着枪：有的是刚由前线来的，有的是明天就要参加战斗的。可是他忽然说：’学习！最主要的是学习！‘”
那还是军事行动的年代。那还是一些战士们。而现在，却是五年计划的年代，却是一些小学生或中学生们。如果说，在战斗的年代，以士兵们作为对象，列宁还说“最主要的是学习”的话，那么，对于卓娅们和舒拉们，什么是“最主要的”呢？除了学习，好好地学习，认真地、努力地学习，此外还应该有些什么？还应该怎样做法？在学习上严格地要求自己也要求别人，决不是什么“缺点”，而是那个年代、那些学生应有的任务，也就是“最主要的事”之一。
在她回答青年团区委书记的时候，关于列宁《在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词》，她说了这样的话：“现在还是十四五岁，但经过一二十年就会在共产主义社会内生活的这一代人，应当这样定下自己学习的全部任务，使青年每天在任何乡村、任何城市里，都能够实际解决其劳动中的某种任务，那怕是最微小的、最平常的任务。”
这里，学习的任务，就是为了共产主义的社会的未来，而在目前说来，那怕是最微小的，最平常的地方也必须能够实际解决而放松不得。那么，如果学习的任务，就是共产主义的建设的任务，谁还应该不向这一任务负起自己底责任来呢？谁还能够容许依赖、容许懈怠以至容许欺骗和作弊呢？而且，也正是得从最微小的、最平常的事情上开始来要求的缘故，才有了卓娅底严格的。难道，依赖、懈怠、欺骗和作弊，倒是为了社会主义的么？难道，不严格，才是“高度的原则性”、“正确的劳动态度”、“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么？完全相反。认为这一切是卓娅底“缺点”，那不但自相矛盾，而且势必使得这“高度的原则性”、“正确的劳动态度”、“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等完全落了空。换一句话说，不好好学习，不但是仅仅地忘记了一个青年本身底责任，而且也是忘记了或不重视共产主义的建设事业。事情底本质，底严重性，就是如此。所以，就是在病后，卓娅也不愿意休学半年，而说，“我疗养回来就要像猛兽一样用功”。但我们底这位老师，却认为：那无非是卓娅底“缺点”。
青年团区委书记就这样说：“你再记着一项：生活里一切大的和好的东西，全是由小的、不显眼的东西累积起来的。你不要忘掉了这个！”
在夏令营的蓝色的夜里，那个娜嘉底父亲，也转述了列宁曾经告诉他们的话，而异常重要地影响了卓娅。列宁说：“要紧的是你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常地、一天又一天地做自己底事，那怕这是很小的事，很简单的事，但必须做，因为它是共同的伟大的事业底一部分。”
学习是大事。至少，对于青年的一代像卓娅和她底同学们这是大事。所以卓娅平日可以全心全意帮助她底同学，而在考试中她就不再能够。
那么，这位为人师长的人，是不是要卓娅通同作弊才对呢？
卓娅是否孤立，是否“落落寡合”，是否“闹独立性”，我们还可以看看别的东西。
在疗养期间，卓娅和同病房的病人都成了朋友。
青年团支委会给她所作的鉴定，“简直什么好听的形容词却有”，说她是“诚实的，可靠的，品质优良的”，等等，“所有的人，简直异口同声，都说：她是忠实的、正直的，她是好同志，给她的社会工作她都完成了，她也帮助落后的人”，等等。
在一九三五年的作文《我怎样度过了夏天》里，卓娅自己就这样写过：“在营火会之后能够更了解夏令营的生活多么美，并且更愿意和同学们互相友爱。”
在《同班的学友》这一章，可以看到卓娅有不少的朋友。
在《绿树间的风声》这一章，蔚拉·谢尔杰夫娜—卓娅底先生，由于感到那个和卓娅并不同班的尼娜和卓娅有一些共同之点，两个人都直爽，对待一切都严肃，预料她们将成为朋友，到《“你用什么帮助了前方”？》的一章，她们果然建立了友谊。
那么，这就是一切。
虽然卓娅自己说：“应该会接近人，不可以一下子就对他生气，可是我并不是永远会这样作的。”这是卓娅要求自己做到更好，也就是一种对自己的严格。但这却是有对象和条件的。待人接物要“永远”有一种抽象的“耐心”，那是很难的。对于缺点或括弧里的“缺点”要“永远”无动于中，恐怕一位老师自己也不太容易做到的——或者，只有这位老师才能够做到吧。何况，不但得有对象或条件，而且还得有“原则性”呢。
那么，说要学习卓娅底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集体主义、原则性、劳动态度——有这许多东西值得学，那岂不是足够的么？现在，这位先生却在卓娅身上找“缺点”，岂不是在太阳里面找黑子么？如果说集体主义，又说她“落落寡合”，即说她有正确的劳动态度，有高度的原则性，又因为她不帮助人作弊，疏远了不劳动——不愿意拿书包和不肯用功的人，而说这是她底“缺点”，岂不是前言不对后语、牛头不对马嘴么？
而且，母亲是感觉，是顾虑；而这位先生，却把它当成了事实，当做了罪状。
那么，所谓“缺点”，岂不是人自己底犬儒主义了么？
那么，所谓“缺点”和“优点”，又岂不是人自己底教条主义么？
但我们，却应该理解，如果丧失了“高度的原则性”、“正确的劳动态度”等等，如果丧失了那一切的话，卓娅也就不再是卓娅了。因为没有具体内容的优秀品质是异常神秘的。因为无性格的英雄人物是从来也不存在的。因为，如果卓娅底品质是全然抽象的，如果这个人物是无性格的，那么，那以后的英勇的行为和壮烈的事迹也就可能不会有了的。
事情是糊涂的。但也是严重的。
因为，说卓娅有“缺点”，是从“想当然耳”出发的，是以“一个人完全没有缺点是不可能的”作为前提的。
因为，如果肯定卓娅是一个英雄人物，如果把她作为一个学习对象，如果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向她学习，如果她那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集体主义“高度的原则性”、“正确的劳动态度”也都是肯定的，那么，就算她还有一些“缺点”，真有什么“缺点”，那也不过是鸡毛蒜皮的事，在这里应该是用不到大谈特谈的。即使说是“缺点比较少”，这个说法还是不必要的，非本质的。因为，如果这样谈了的话，那就无异是侮辱和裹读的。
至于说卓娅是一个“比较好的青年”，这也是很为傲慢的声音。因为这意思，听起来，无异说她不过是一个“比较好的青年”，即还不是一个“完全”好的青年，好像她还不配做一个英雄人物，和不值得做一个学习对象似的。
其次，对于《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说“这本书是她母亲写的，不可能了解她有多少缺点”，也是糊涂和严重得不可原谅的。
因为，如果一个母亲也不“了解”，这位先生他又是如何“了解”的呢？——他这“了解”也就使人弄得“不可能了解”了。
其实，看起来，他这一点可怜的“了解”，并不是根据调查研究而得出来的。他也还是“想当然耳”的。他也还是根据《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这本书”的，不过却歪曲了它而已——从歪曲之点讲，这应该是他自己创造或发明的；从所歪曲的东西底根据说，则他到底还是从母亲那里“了解”的，还是逃不出“这本书”的范围去。
问题底严重性是：第一，这样的说法，好像是说，卓娅底“缺点”在书里反映得过少，而事实上却可能还要多得多呢。
第二，又好像说，作为一个母亲的人，是被爱或热情蒙蔽了，因此“这本书”底作者柯斯莫捷绵斯卡亚，就“不可能”如实地或客观地来“了解”女儿底“缺点”的。
否则，第三，那就是这位作为母亲的作者，掩饰了或回避了描写或暴露女儿卓娅底“缺点”了。
但我们知道，卓娅是一位苏联英雄。她是苏维埃青年们底榜样。她是全世界人民所尊敬的对象。她也是我们中国年青的一代所仰慕和学习的英雄。
而且我们知道，“这本书”，是柯斯莫捷绵斯卡亚，以爱写着，以血写着，以痛悼写着，以真实写着，以这一切写出来的。
那么，我们，不论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歪曲这位英雄，这位死者的；都没有权利污秽这个爱，这个血，这个骨肉之痛，和“这本书”底真实性的！
对于这位先生，我将说一些什么好呢？——
我要说：如果庸俗地看问题，这样看问题的眼睛应该是有“缺点”的。如果不负责任地说话，这样说话的嘴巴应该也是有“缺点”的。
但我也不是责备这位教员。因为我也能够“了解”那是他把材料当做了经典的结果。“缺点”是材料，但“缺点”也在他乱抓材料。“缺点”是材料提供者，因此我责备的也就是那说教者，那说教之影响。
其实，说卓娅“落落寡合”、“耐心不够”、“闹独立性”等等，无中生有地把这样的“缺点”罗列起来等等，一切是和卓娅不相干的。因为这“缺点”是一种抽象的或不洁的尺度。因为这是人自己不能真实地理解那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集体主义、“高度的原则性”、“正确的劳动态度”，同时又不能真实地理解卓娅的结果。因为这是人自己，和卓娅之间，存在着品质的距离，感觉着灵魂的矛盾，所产生的一个现象，一个必然的现象。
看不到或不看现象底本质，看不到或不看具体事物底具体内容，看不到或不看性格形成的社会根源和因素、人格发展的实际根据和条件，看不到或不看人底灵魂深处，那么以只到眼前三寸的目光粗暴地衡量世界，以全然“想当然耳”的说法胡乱地审判人物，“缺点”呀，“了解”呀——当然，这不过是暴露自己的事，但同时，却不得不成了对于人物的侵犯或毁谤。
那么，这里，让我抄录一句伯里斯所说的话，但也是卓娅所常爱重复的话：
“骂人，自己不能更聪明，也不能使别人更聪明。”
在挖马铃薯的一章，卓娅被称为“孤立主义者”。虽然她自己在回答里说：“可能是孤立主义者，可是你们工作不忠实……”虽然她自己后来也承认：“我虽然有理，可是我底作法错了。”但这里，首先，卓娅指出了应该忠实于工作，这是工作的本质，也应该是全部事情底本质。第二、卓娅到底是“有理”的，而不是无理取“闹”的。第三、说作法错了，是感到如何采取更好的作法，那也可能达到同样的效果，或更大的效果，即卓娅并不是消极地作着“检讨”，而是自己更“严格”地提出要求。第四、说“可能是”孤立主义者，既不等于就是承认了自己真是一个孤立主义者，而可能是带着某种感情而发的反讽的说法，也不是“闹独立性”（因为这样就是一个人自己有意识地和人们对立起来了），因为那是人们这样给她戴了帽子。但这里，却认为那是“闹独立性”了。那么，谁看到卓娅在什么地方那么有意识地和人们对立起来的事情了呢？根本没有，那么，第一、书中也没有说什么“闹独立性”，只说到有人骂她“孤立主义者”，两者应该是有差别的。但照现在说来，就好像卓娅故意在“闹”的了。第二、既说“闹独立性”，又说得学习她底“集体主义”，这岂非又自相矛盾了？到底，卓娅是一个“集体主义”者呢？还是“闹独立性”的人物？“闹独立性”的“集体主义”——是叫人糊涂的。
更为主要的，刨马铃薯，是为了响应“你用什么帮助了前方？”这一号召。是为了需要迅速地收获国营农场底马铃薯以免冻坏。这是一个战时行动，这是祖国底召唤、前线底召唤，这是关系着祖国底命运、底战斗、底力量、底饥饿或丰饶、底战胜和战败的，里面有着这么一个特殊而巨大的内容的事情。那么，卓娅，照她底“正确的劳动态度”来说，就已经应该负起全部的责任来了，而她向来也就是如此的；现在，这里，这劳动战线又有着这个爱国主义的内容了，照她底性格、她底权利、她底责任说，就更要求她全心全意地来工作，也要求她纠正和督促别人而使任何人都非常忠实于这个工作不可。
如果根据这一点，认为那就是“闹”，那就是“缺点”，那么，“正确的劳动态度”又是什么？岂不又弄得自相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