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害虫”，这是有关价值评价的概念。它之所以称为“害”是以人的利益为尺度进行评价的。因为它侵害了人的利益。而在自然系统中，它们并不存在利和害的问题。因为它们按照生态学规律存在和发挥作用。这时只能说，它处于一定的生态位，在复杂的自然网络中，它是必要的。
我们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害虫”的定义中，构成害虫之危害者，必须有该种群的一定的密度和数量。如果它没有达到一定的种群数量，任何害虫也不足以使人的利益造成危害。或者，害虫是由于它的天敌不到位才成为害虫的。因为在自然食物链中，所有所谓害虫都受它的天敌控制，例如马蜂、真菌等都是苍蝇的敌人。如一种厕蜂，可消灭全部苍蝇。蝇也会遭殃。
因而在天敌到位的情况下，它构不成危害。
因此所谓消灭害虫，是指控制它的种群密度和数量。无论是使用化学杀虫剂，或者培育和释放天敌，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不是一劳永逸地消灭某一害虫这个物种，这是做不到的。在人类与昆虫的战争中，人类还不曾消灭过哪一种害虫的物种，而只是控制它的种群的数量，只求不致造成严重危害。
在“四害”中，老鼠是哺乳动物，麻雀是鸟类，苍蝇、蚊子是昆虫。且不说麻雀，把它除外，其他“三害”，都是人类难以摆脱的、令人非常讨厌的家伙。但是，我们不得不同它们结成“伙伴”关系，长期共同存在下去。当然，不是让它们任意泛滥，而是培育它们的天敌，控制它们的种群数量，减少乃至避免它们对人的利益的损害。而且，随着对它们的科学研究的深入，例如从苍蝇身上提取出它的有很强杀菌力的球蛋白，并成批制造这种抗菌蛋白，人类将进入一个新的抗菌素时代。这对人类健康是大有益处的。这样，苍蝇不仅变黄金，而且变宝贝了，不仅能从它身上开发出高蛋白食物、高蛋白饲料，而且开发出强有力的药物。这样，令人讨厌的“害虫”，就成了为人谋利益的“宝物”。
§§§第17节生态系统是人类源泉
人类和生态系统息息相关。人类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下进行活动，也一时一刻离不开生态系统。
1．人类是生态系统的产物
人类就是在生态系统中诞生的，近代科学证明，人体中的各种化学元素都是与地球的各种化学元素相适应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生命是蛋白体的生存方式，这个存在方式的基本元素在于和它周围的外部自然界的不断地新陈代谢。”
2．生态系统为人类生存、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阳光、空气、淡水及动植物等是人类出现后赖以生存、发展的不可缺少的物质，人类既是生态系统的产物，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生态系统的塑造者。人类通过自己的发展活动作用于环境，而环境在人类的作用影响下，又不断改变其供应能力，提供人类生活所必需的资源。
3．生态系统也为人类提供了活动场所和劳动对象
例如耕地、牧地、林地等土地资源，煤、石油、天然气等燃料，各种金属、非金属矿物以及可供通航与发展水产的江河湖海等。
人类和生态系统是一个对立统一体。自有人类以来，人类和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就在不断进行着。因此，我们一定要认识人类发展对生态系统的制约作用，也要重视生态系统对人类发展的影响。
§§§第18节人类对生态环境的改造
人类与一般动物有本质的不同，一般动物只能以自身的存在及其生命活动适应生态环境，而人类在生态环境面前不是无所作为，而是能够认识并正确适应生态规律，有目的地利用、改造生态环境，使之向更有利于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方向发展。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为了生存和繁衍后代，就必须把原始的自在生态改造成为人工生态。原始社会时，地球上的土地被森林覆盖，在旧石器时代，世界人口有几百万人。如果仅靠采集、狩猎为生，只能养活1000 万人。后来人们通过发展种植、饲养牲畜，生活相对就好得多，这就有必要破坏一些森林和草原，把它改造成耕地。就是说，要打破原来的森林生态系统，将其改造成农田生态系统。因此，我们不能一律反对打破生态平衡。如果打破原来的生态平衡，带来的是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收到了良好的效益，那么，这种打破不仅不能反对，而且是必要的。我们提倡维护生态平衡，但不是消极地追求“平衡”，更不能理解为恢复到原始自然状态。我们追求的是能动地改造生态系统，使其向更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从生态学的观点看，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不断打破旧的生态平衡，建立新的生态平衡的历史。
§§§第19节自然环境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自然环境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究竟起怎样的作用呢？有人认为，自然环境的好坏，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有人持相反的观点，即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起什么作用。
我们认为：评价自然环境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不应当简单地、笼统地加以肯定或否定。前一种观点，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类本身就是在和自然作斗争中发生发展起来的；后一种观点，忽视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自然环境的有利与不利因素对人类社会发展所起的不同作用。
现代探测资料说明，在太阳系内的其他星球上是没有人类的，这是因为，其他星球上的自然环境太恶劣了，不具备人类发展与存在的必要条件。就是在我们这个星球上，自然环境差异也很大。
生物离不开自然环境，一定的生物与一定的环境相联系，环境影响着生物，生物也在适应与改造环境。人类的出现，是生物演化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环境适宜与否，是人类祖先得以生存的决定性因素。我国古代早有“有巢氏架木为巢，燧人氏钻木取火”的传说，考古资料也表明，人类起源地与森林环境有着重要的联系。例如北京猿人所生活的环境相当于现在的热带、亚热带森林环境。森林环境中作为人类生存基本条件之一的自然食物是比较丰富的，森林也有利于自身栖息，有利于避开可能威胁到自身生存的自然灾害，如洪水的袭击等等。但是人类不仅能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而且一直发展到现在，并创造出许多超越自然环境的奇迹，这就说明了自然环境不可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如果把一个地区的贫困与落后，完全归咎于当地自然环境的恶劣，那就是地理环境决定论。事实上，在不少荒漠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已开发利用了许多人类迫切需要的自然资源，例如石油。一向被认为是农业“禁区”的青藏高原，现在已种上了小麦、油菜、向日葵等；在这“世界屋脊”上，工业、交通也已得到较大的发展。可见自然环境的好坏，并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地理环境决定论显然是错误的。起决定因素的人类本身，是适应生产发展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不断提高。
然而，人类决不应该因此而忽视自然环境的作用，因为人类的实践最基本和最经常的是生产实践，劳动生产力与自然环境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地表自然界千变万化，自然资源（热量、水、生物、各种矿产等等）分布的不平衡，生产条件的差别，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可能不产生某种程度上的有利或不利影响。例如，在低纬度湿润地区，农事季节一年可以三熟，而在高纬度地区或高寒山区，一年只能一熟。如果一年一熟地区要获得与一年三熟地区大致相等的产品收获量，那么，寒冷地区只有用更多的耕地面积，才能补偿因生产季节短而收获量少的差额。
不仅是生产活动，人类衣、食、住、行也都和一定的自然环境有一定的联系。例如，城市、集镇乃至乡村居民点的分布，通常总是相对集中在河流两岸地带与河口附近，因为这里往往是平原或盆地，水源条件好，对农业生产有利，交通方便，有利于商业、贸易的发展，促进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交流。我国的黄河中下游、非洲尼罗河三角洲（埃及）、西亚的两河流域（古代巴比伦）等地区，所以成为古代文明的摇篮，人类社会初期发展的中心，显然与当时当地优越的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而那些地表崎岖、岩石裸露、水源奇缺、气候寒冷的山区，或者是一望无际的大沙漠，那里的生产条件又怎么能和气候温暖、水源丰富、土层深厚肥沃的平原地区相比呢？即使要进行改造的话，人们也得付出极大的代价和艰巨的劳动，何况就某些自然条件来说，目前人们还无法加以改变。假定所有的条件基本一样，只是自然环境不同，那么自然环境优越、生产条件好的地区发展一定会快些，而条件差的地区发展必然要慢些。在现阶段，特别是在经济不甚发达的国家或地区里，存在于各地区的生产条件差别，反映到物质生活上的差别，往往是与自然环境的地区差别有着一定的联系。我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长江以南地区粮食亩产800 斤，黄河以北地区为400 斤，长江与黄河之间地区为500 斤，正是考虑到我国自然条件的南北差异，从而说明了农业生产受到自然条件的一定制约。
自然环境好坏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又因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和生产关系的改变，其影响程度各不相同。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程度也就不断地发生变化。例如远古时代的洪水威胁，人们只能处于被动状态，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即使是事实，其能力也是有限的，而今天，洪水给人们所造成的危害，虽还不能全然根除，但人们基本上能够创造有利条件而加以控制。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
§§§第20节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类社会的进步，人和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愈来愈密切，尤其是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也愈来愈深刻。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远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存在着，然而，只有在人类出现以后，这些为人类所需要的天然物质财富，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自然环境的优劣，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着加速或者延缓的作用，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人类在与自然长期的斗争中，由开始处于被动状态到主观能动地改造自然，这才是人作用于自然的最伟大的方面。在人和自然作斗争中，人类毕竟处于主导地位。
水旱灾害自古以来，不论中外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人类在和水旱灾害的长期斗争中积累了经验。远在数千年前劳动人民修建的一些水利工程，至今仍在为我们服务。公元前250 年左右，我国就出现了具有综合利用性质的水利枢纽工程，这就是秦代建成的四川都江堰分洪灌溉工程。这项工程的建立，不但大大减少了岷江两岸洪水灾害，并能引水灌溉成都平原数百万亩肥田沃地，基本保证连年丰收，人们称之为“天府之国”。像这样的水利工程，就是用现代经济技术来衡量，也还是比较完美的。我国北方海河流域，新中国成立前水旱灾害频繁，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威胁着北京、天津的安全。新中国成立后，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千百万劳动人民奋起与水旱灾害作斗争，在上游修建了官厅、密云等许多水库，又新开了独流减河等入海水道，至70 年代初，先后挖成了19 条大型人工河道，修建了总长达1400 公里的堤防，使海河下游的排洪能力达到每秒13300 立方米，配合上游山区兴建的大、中、小型水库，曾经凶猛一时的“苍龙”被制服了。海河平原的自然面貌大为改观。山东省禹城县某地区原有盐碱低产田11 万多亩，由于采取了井灌沟排，控制水位；深翻整平，抑制返盐；种植绿肥，培肥地力；植树造林，生物改碱等一整套旱、涝、碱综合治理措施，改变了过去那种“春天一片白茫茫，夏秋一片水汪汪”的面貌。现在，盐碱地面积已减少到3.5 万亩左右，盐碱程度大大减轻，重盐碱地已由3.2 万亩减少到5000 亩。粮食产量从1975— 1977 年，平均每年递增17％，1978 年比1977 年增产20％多，社员平均每人可占有的粮食达425 公斤。过去每年要吃国家统销粮150万—200 万公斤，现在每年向国家交售约170 万公斤。多种经营也迅速发展，红麻、苜蓿、油菜等经济作物达1.5 万多亩，果园4000 多亩，总收入1977 年为80 多万元，1978 年即达到100 多万元。
河南省国营民权农场，为了防止风沙危害，减少农田水分蒸发，改善地方气候，通过营造防护林以改变自然环境。观测资料表明，受林带保护的农田比没有保护的农田，风速降低30万—50％，空气相对湿度增加10％，土壤水分提高1 倍左右，小麦平均增产70％以上，棉花增产160％。
曾经是“漫天风沙压农田，十家九户断炊烟”的陕北榆林沙区，自1958 年开始，经过几十年的奋战，造起了三条总长500 多公里的防风固沙林带，固定了流沙300 万亩，保护农田和恢复牧场各100 万亩，从流沙中夺回农田40 万亩，使全地区粮食总产量比1949 年增长了2.6 倍。
1954年—1963 年，前苏联在中央亚细亚草原地区毁掉天然草原进行开垦，种植粮食作物，其结果正如恩格斯曾经警告过的一样，第一步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收到不少粮食，然而好景不长，不久第一个结果取消了，无情的大自然给予了应有的报复。前苏联中亚原是草原，表土在草原保护下，尽管春季多大风，并不产生土壤侵蚀（风蚀）现象。但是，原来的草原一经毁掉，土壤便直接暴露于地面，由于表土失去草原保护，当春季大风袭击时，风吹土起，从而形成巨大的“黑风暴”，袭击村庄，毁灭田地，1960 年受灾耕地达6000 万亩以上；1963 年，更大的“黑风暴”席卷哈萨克斯坦，受灾耕地面积竟达3 亿亩；1969 年1 月，仅仅几天之内，在克拉斯诺达尔、罗斯托夫等地区又有1230 万亩冬小麦毁于“黑风暴”。据统计，中亚遭受风蚀的耕地面积将近7 亿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