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1896~1974），是苏军历史上伟大的军事家。1896年12月出生于莫斯科西南部的一个村庄。1915年应征入伍，十月革命中参加革命，加入红军，在战争中多次立功。后入军校学习，成为一名优秀的红军指挥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朱可夫担任苏军总参谋长，受命指挥了著名的列宁格勒保卫战、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率领苏联军队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1945年，朱可夫指挥军队攻克柏林。二战结束后，朱可夫元帅在历次政治变动中三起三落，1974年去世。朱可夫元帅被苏联人民喻为“胜利的象征”。
从穷孩子到总参谋长
1896年11月19日，朱可夫出生在卡卢加省斯特烈尔科夫卡村。他的父亲是一名皮匠，在莫斯科一家制鞋厂做工，父亲长年不在家，家里的农活就全部压在了母亲肩上。
1903年，朱可夫7岁了，这一年对他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他和同村的五个小伙伴一起上学了。他们所去的学校是距村一里半远的一所教会小学。富有人家的孩子洋洋得意地背着父母替他们买的背囊式的书包。朱可夫家里穷，只能背着用粗麻布缝的布袋，但是朱可夫非常珍惜这可贵的学习机会，他的或绩一直很好，老师也很喜欢他。
1906年，朱可夫在三年制的教会小学毕业后。他的成绩一直很好，毕业时得到了一张奖状。全家对他的学习成绩都很满意。为祝贺他小学毕业，母亲给他做了一件衬衫，父亲亲手给他做了一双皮靴。刚刚十岁的朱可夫多么渴望继续上学呀，可是，家里实在无力供他了，这便是朱可夫一生中惟一正规上过的三年学。
1908年，年仅12岁的朱可夫，就不得不离开父母，到城里去学手艺，挣钱支撑这个家了。
朱可夫想学印刷工，但他的父母没有熟人可以介绍他进印刷厂，所以他的母亲决定去找她的弟弟、朱可夫的舅舅皮得欣。皮得欣在莫斯科开了一家毛皮作坊，是一个精明强干、善于招揽生意、年取暴利的毛皮匠兼皮货商人。这层亲情关系并没能使他给朱可夫一点点的特殊照顾，他规定朱可夫也要和别人一样，学四年半徒，这期间分文不取，然后才能当工人。
学徒工的生活真是太苦了。早晨六点必须起床，晚上七点师傅们收工后，还要收拾工作场地，准备好师傅们第二天工作所需要的一切，然后帮老板娘打扫房间，到11点钟才能睡觉，只能睡在作坊里的地板上。如果有了一点点的过错，或者赶上老板的心情不好，就躲不过要挨一顿毒打了。
四年的学徒终于熬过来了。经过四年的学习，朱可夫成了一个熟练的毛皮工匠。从此，16岁的他不但可以独立谋生，而且能够养活家人了。
仅读过三年书的朱可夫，并没有因繁重的劳动而放弃学习。他千方百计地挤出时间读书，他的自学得到了老板的儿子亚历山大的帮助。亚历山大常常利用老板不在家的时候，星期日一起和朱可夫学习俄语、数学、地理等。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效果很好，亚历山大的学习成绩也有提高，因此，老板发现后，并没有惩罚朱可夫或赶他走。
为了更好地自学，朱可夫上了相当于市立中学的文化夜校。白天要做干不完的活计，朱可夫就利用夜晚别人睡觉时刻苦学习，学习的课堂就在厕所，因为厕所里有一盏通宵亮着的电灯，有时困极了，他就在厕所门口睡着了。
夜校考试时，朱可夫参加了，考的是市立中学的全部课程，他的成绩很好，拿到了毕业证。
就这样，仅上过三年小学的朱可夫硬是凭刻苦的自学，学完了中学全部功课，跨入了当时的知识分子行列。可以想像，没有当年顽强的自学，就没有后来的伟大军事家朱可夫。老板家厕所里那盏灯，成了他人生里程的一颗启明星。
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朱可夫于1915年8月7日离开学徒的作坊，在他的家乡卡卢加省马洛亚罗斯拉韦茨县应征入伍，从此开始了他人生的另一段旅程。
他被选送到骑兵部队。他为能够当上一名骑兵，感到十分高兴。他一向很喜爱这一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兵种。他的朋友们都被分配当步兵，所以很多人十分羡慕他。
191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爆发。11月30日，朱可夫安全地回到莫斯科。之后，他回到家乡住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他得了病，只能在家体养。直到6个月后，他的身体彻底康复，才实现了他参加红军的愿望。
1918年8月，朱可夫加入了红军，被编入莫斯科骑兵第1师第4团。他们的团长是后来的苏军元帅塞米扬·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师长则是后来的布琼元帅。
1919年夏天，协约国把赌注压在了南方的邓尼金身上，向苏维埃政权发起了武装进攻。
为扭转战局，加强南方战线，斯大林将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派往南方领导战斗。朱可夫所在部队也随同调往察里津附近投入战斗。
朱可夫被派往独立骑兵第14旅，参加肃清残匪的战斗。朱可夫被分配到骑兵第1团，担任了一名排长。
在到任的当天，朱可夫向士兵们发表讲话：“同志们，我被任命为你们的排长。究竟我这个排长是好是赖，你们这些战士是好是赖，咱们将来看。现在，我首先要检查一下你们的马匹和装备，和你们每个人认识一下。”
之后，朱可夫和每个战士进行了接触，沟通了感情。尽管如此，一些老兵对他这个学生官多少还是有点不信任。他能领着我们打胜仗吗？一些人心里想。
然而，大家的疑虑很快就消除了。
几天后，在肃清滨海地区残匪的战斗中，朱可夫身先士卒，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匪徒们被全部歼（jiān）灭，而朱可夫的排在战斗中却没有受到任何损失。这一下，朱可夫真正在战士们中树立了威信，再也没有人怀疑他的能力了。
很快，朱可夫又得到了提升，成为骑兵第1团第2连的连长。
不久，苏维埃军事委员会委派图哈切夫斯基担任部队的司令官，指挥与安东诺夫匪军作战的军队。
1921年3月，最后歼灭安东诺夫匪帮的战斗打响了。朱可夫的连队参加了在维亚佐瓦亚·波奇塔村的战斗。这一仗打得异常艰苦，朱可夫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月5日清晨，侦察兵在距村子10公里外的地方发现了大约3000名敌骑兵。骑兵第14旅立刻出动，朱可夫所在第1团被部署在旅纵队的左侧，向前开进。走了不到5公里，朱可夫连就同二百多名安诺夫骑兵相遇。短暂的交火之后，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
战斗正在进行中，朱可夫他们发现又一伙匪军骑兵正在向他们侧后迂（yū）回。面对敌优我劣的不利形势，第1团决定撤回村子里，将敌人诱至对其不利的地形再行歼灭。朱可夫连担任了掩护全团撤退的任务。
面对敌人的猖狂进攻，朱可夫打得沉着冷静。他且战且退，很好地完成了掩护全团撤退的任务。最后，自己也撤回村子里。
匪徒也逼了过来。在战斗中，朱可夫为了从匪徒手中夺回一挺机枪，纵马冲进一伙敌军中间。激战中，朱可夫的马又被子弹射中，朱可夫只好下马徒步战斗。
敌军纷纷涌上前来，准备活捉朱可夫。这时，又是指导员诺切夫卡领着几名战士冲过来，把朱可夫救了出去。
匪徒们最终被消灭了，朱可夫的连队也损失惨重。由于在这次战斗中的突出表现，朱可夫获得了他在红军中第一个重要荣誉——一枚红星勋章。
朱可夫自参加红军之日起，从一个普通士兵晋升为排连长，他始终信守一条准则，那就是以身作则，与士兵同甘共苦同甘共苦：共同享受幸福，共同担当艰苦。，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从零点起步，向更高的目标攀登。1922年6月至1923年3月，朱可夫先被调往骑兵第38团当连长，后来又被提升为萨马拉骑兵第7师第40团团长。
1924年7月，朱可夫所在师的师长加伊召见了朱可夫。加伊对朱可夫在业余时间刻苦自学给予了表扬，加伊决定推荐朱可夫去列宁格勒（即彼得堡）高等骑兵学校学习。
朱可夫第一次来到了革命的发源地列宁格勒。在那里，他怀着浓厚的兴趣走遍了十月革命时作过战的地方。在高等骑兵学校里，朱可夫为了成为一名杰出的军事指挥员，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这个学习班里，朱可夫同罗科索夫斯基、巴格拉米扬等后来都成为了苏军元帅。
几年之后，历经种种考验，朱可夫已经成为一名军长。1939年春夏之际，日本关东军进犯蒙古。根据苏蒙之间的有关协定，苏军对日作战。
这年秋季，朱可夫在苏蒙边界哈勒欣河大败日本关东军后，立刻接到莫斯科的命令，到人民委员部报到，重新分配工作。他到达莫斯科时，朱可夫被授予大将军衔。
几天以后，斯大林亲自接见了朱可夫，这是朱可夫第一次见到斯大林，心情非常激动。接见时，房间中除了斯大林，还有加里宁、莫洛托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
斯大林沉思片刻后又问：“库利克、巴甫洛夫和沃罗诺夫是怎么帮助你的？”
“沃罗诺夫在计划炮兵火力和输送弹药方面给了我们很大帮助。至于库利克，我看不出他做了什么有益的工作。巴甫洛夫向我们的坦克手介绍了他在西班牙获得的经验，对我们很有帮助。”
朱可夫目不转睛地望着斯大林，看到他很有兴趣地倾听他的讲述，于是继续说：“对于我们所有部队、兵团指挥员、部队指挥员和我本人，哈勒欣河的战斗都是一个学习战斗经验的好机会。我认为，日本方面也会通过这次战役，对红军的作战能力得出一个比较正确的结论。”
这时，加里宁插话问朱可夫：“你认为，日本政府入侵蒙古，它追求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朱可夫不假思索，胸有成竹地回答道：“近期目标是夺取哈勒欣河以西的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然后沿哈勒欣河建立筑垒地区，以掩护其筹划修建的第二条战略铁路。这条铁路将从中东铁路的西面伸向我外贝加尔边界。”
斯大林聚精会神地听取了他的报告。尔后，斯大林对他说：
“现在你已经有作战经验了。你到基辅军区去，用自己的经验训练部队吧。”
就这样，朱可夫便于第二天走马上任走马上任：指官吏就职。，当上了基辅大军区司令。到职后，呆的时间不长，约有几个月时间，主要抓了一次大型战役战略演习。该演习的总导演是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和总参谋长梅列茨科夫。
演练的总题目为：以苏联遇到法西斯德国突然袭击为背景，组织“红”、“蓝”两军的防御和进攻的战役战略演习。苏方为“红军”，德国为“蓝军”。西部特别军区司令巴甫洛夫上将扮演“红军”，基辅军区司令朱可夫扮演“蓝军”（即“德军”）。双方各自准备，进行大规模的战役战略演习，设想以此作为战略情况基础，如在苏联遇到德国突然进攻时西部边界可能发生的情况。
斯大林十分重视这次演习，要求各军区和各集团军司令员、各军区和各集团军事委员会和参谋长、各军事院校校长、教授和军事科学博士、各兵种监察部部长、各总部和总参谋部领导干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自始至终参加这次大规模演习。
根据斯大林的建议，此次演习的总讲评将在克里姆林宫里进行。演习结束后，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总参谋部的领导人、各军区司令员及参谋长均被请到克里姆林宫。除斯大林外，出席讲评的还有政治局其他成员。
总参谋长梅列茨科夫大将报告了演习的经过。斯大林批评了“红方”部队司令巴甫洛夫，因为他在演习中输给了“蓝方”。
回忆起来，这次学习充满着戏剧性情节。据朱可夫后来回忆，当时“红”、“蓝”军在“战场”上所发生的一切情况，很多方面，与1941年6月22日，苏联遭到法西斯德国进攻后所发生的情况相仿，几乎出现了惊人的一致。
在学习讲评的第二天，斯大林召见朱可夫。一见面斯大林就开门见山对朱可夫说：
“政治局决定解除梅列茨科夫总参谋长的职务，任命你接替他。”
这个决定完全出乎朱可夫意料之外，他不知道如何回答。沉默了一会儿，对斯大林说：
“斯大林同志，我从没有在司令部工作过。我一直在部队里，总参谋长我干不了。”
“政治局决定任命你，”斯大林说，他把重音放在“决定”两个字上，斩钉截铁斩钉截铁：形容说话办事坚决果断，毫不犹豫。、口气坚定。
当朱可夫明白了任何反对起无济于事时，他对斯大林的信任表示了感谢，然后说：
好吧，如果发现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总参谋长时，我将请求再回部队。”
打败希特勒
朱可夫上任后深感形势岌岌（jí）可危（岌岌可危：形容十分危险，快要倾覆和灭亡。），迫在眉睫（jié），于是便认真抓了战前军队动员计划和战术战略。其实，在他上任以前，在沙波什尼科夫元帅、梅列茨科夫大将和瓦杜丁中将领导下已经制定了作战计划和动员计划，只不过由于斯大林的错误估计形势，选错了德国军队的进攻方向，使苏军在战争初期造成重大损失。
斯大林在战前，轻信了情报部门向他提供的假情报，并对真情报做了错误的分析。作为总参谋长的朱可夫和作为国防人民委员的铁木辛哥并不了解那些情报。
明明知道德国法西斯军队在苏波边界、苏德边界大量集结军队，形势每况愈下，朱可夫决定调动部队，针锋相对，下令进入一级战斗准备，斯大林仍犹豫不决，生怕触犯了德国，影响两国关系，给人以口实，受人以柄。
直到1941年6月20日晚上，德军发起进攻的前一天深夜，基辅军区参谋长普尔卡耶夫中将向朱可夫紧急报告，从一德军投诚司务长口中得知，德军已进入出发阵地，德军将在6月22日凌晨全面发动进攻。
获悉如此重大情报后，朱可夫立刻向斯大林报告。他依然忧虑。
朱可夫主张立即命令边境军区进入一级战斗准备。斯大林不同意，他认为“现在下令为时尚早，也许问题可以和平解决”，还一再叮嘱“边境部队不要受任何挑衅（xìn）影响，以免问题复杂化。”经过朱可夫的争取，下了一个命令，但将斯大林的命令也写进去。凌晨才将命令下去，使边境部队无所适从。过了三个半小时，德国法西斯军队就背信弃义背信弃义：不守信义，不讲道义。，不宣而战。
德军发起总攻时，斯大林正在克里姆林宫里睡觉。朱可夫向他报告。他听了朱可夫十万火急的报告后，在电话里沉默好长时间不表态。最后，让他们和政治局委员立刻到克里姆林宫来开会，说需要讨论一下。
人员到齐后，斯大林还坚持说：
“应该立刻给德国使馆打一个电话。”
不久后，德国大使主动找上门来，向外交部长莫洛托夫递交了一份“宣战书”。
斯大林顿时脸色苍白，木然地坐在那里。
朱可夫站起身来，建议立刻下令迎战、还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