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力大无比的父亲终于躺倒了，终于远去了，终于归宿到那个小小的木头盒子里去了。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过，父亲也会死去，因而我没有来得及为他准备老年的遗像。于是，我将他年轻时穿着军装的照片装在那木头盒子的镜框里。在我看来，只是在那个时候，父亲才有真正的人生。而属于他的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道路，其实早在1957年冬天离开部队的时候就已经走到头了。因此，使用这张照片的理由和象征意义很充足。这，使得我的生死观和人生观甚至世界观都发生了重大改变。或者说，父亲的离去，使得我的生死观，价值观，人生观乃至世界观更加成熟了。
人一生的遭遇和生活道路，不论顺利也罢曲折也罢辉煌也罢平淡也罢，也许都是命中注定的。那么，一切都顺其自然吧。一切，都保持一种恬淡的心态吧。不必投机钻营，明争暗斗，费尽心机，争天夺地。即便是得到了一些什么，可是，最终，你又能带走什么呢。最终，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木头盒子罢了。而若干年后，就连这个木头盒子也会归于尘土，烟消云散，不知所终。
亲爱的父亲，我现在才算是真正理解了你。愿你安息。
六
母亲与父亲的结合，也颇有些有戏剧性。
1952年，母亲22岁，想必也是很出色的女孩子。
母亲年轻时的照片说明了这一看法并非猜测和臆想。
当时，我母亲在五寨县师范学校读书，恰巧就是我祖父的学生。那时候，取得胜利的老革命们许多人都在寻找再一次降临的幸福，许多人都梅开二度，师范学校有不少女学生都嫁给了一些老革命，老干部。而我母亲却被正在师范学校当教员的我祖父相中。祖父就托人提亲。并给我的外祖父说了情况。我外祖父表示同意，让我父亲回家一趟来相亲。就在此时，有人说我的祖母不好伺候。母亲就有点反悔。不想见父亲了。没想到，父亲在回家途中与赶着骡子做买卖的我的外祖父住在了同一个车马店里，迎面遇上的时候，两人都不认识对方。
我外祖父心说，好个军官坯子，身材高大，体格魁梧，相貌堂堂，前途无量，将来一定是个当大官的材料。我父亲却在想，好个慈眉善目，精干利索的老汉，要是我的老丈人那就好了。——这绝对不是小说演绎。我确实问过我的姥爷，我姥爷说，那天他问店家，这个年轻军人是什么人。店家说，岳排长，五寨师范岳老师的儿子。我姥爷就知道自己提亲提对人了。当时就下了决心，一定要这个小伙子当女婿。
回家后，姥爷对别人的传言和我母亲的看法不以为然。父亲回到家乡，在媒人引荐下，与母亲见了一面。见面后，双方都满意。
父亲返回部队之后，与母亲书信来往了一段时间。
1953年春天，他们结婚成亲。1954年10月，就有了我。
如同母亲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中国妇女一样，我的母亲也把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家庭。一生老老实实任劳任怨地相夫教子，为了家庭和孩子，做出了完全而彻底的巨大牺牲。母亲毕业于晋西北很有名气的五寨师范学校，具有中专文化程度。对一个普通的中国妇女来说，在那个年代能够达到这样的文化程度是件很不容易办到的事情。那个年代，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大部分都以去学校教书育人为职业，母亲也当过几年小学教师，若一直走下来，成为一个高级教师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母亲在“文革”期间被下放农村之后，幼小的弟妹几乎成了“没娘的娃”，俗话说得好，“宁死当官的爹，不死乞讨的娘”，为了养育照顾幼小的孩子，她只能舍弃自己的前途，退职回家，失去了原有的职业保障，成为“家庭妇女”，自己后半生几乎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全靠父亲那一点微薄的薪水维持生活。那个混乱的年代不明不白地毁灭了母亲的职业道路，然而，文革后“落实政策”，母亲却因为属于“自愿退职”而不算“受迫害”需要“平反”的人员而无法恢复公职。所幸母亲一生养育了三子一女，而四个子女后来也都算是事业小有所成。二弟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后来成了高级电讯工程师，妹妹则以大学音乐讲师的身份去了美国拿到绿卡，小弟弟大学毕业工作了几年之后举家移民加拿大，我在这里做着一点不大不小的事业，大家的收入也算过得去，都能够孝敬母亲一点日常用度。父亲去世后，多少也留下了一点积蓄，加之母亲算是“离休干部遗孀”，国家每月还能给母亲一点补贴，才使得母亲晚年衣食无忧。
我姥爷和我父亲的关系非常好，堪称翁婿关系的典范。当年，我姥爷带着一家老小到兰州来，就是冲着我父亲来的。姥爷好像知道，这个女婿错不了。但是，老人家还是看走了眼。我总以为是姥爷过于聪明，居然看破了天机。而天机不可泄露。姥爷心中的秘密被老天爷发现，偏不让你顺心如意，偏不让你随心所愿。
我们这些极其平凡的普普通通的人，怎么能够与命运抗争呢。
那一年，我陪着父亲回老家探亲，在离别的火车站上，姥爷握着父亲的手不知道说什么好，看上去亲热极了。那种难舍难分的深情，我是无法描写的，即便是高尔基、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再世，恐怕也难以描写不能形容。留在我脑海里的那种情绪记忆和场面情景，就是最优秀的电影演员可能也无法表现。
火车开动时，姥爷居然泪流满面，唏嘘不已。
父亲也黯然伤神，没说一句话。
五 龙尾山下
一
兰州市区的南面，是一条横亘的山脉，最高的山头是皋兰山，沿皋兰山向西南延亘到龙尾山，好似一条巨龙卧在城南。龙尾山上就是伏龙坪，那里已经是农村户口了。
我的学校，兰州市职工子弟小学，就坐落在龙尾山的山脚下。当初为学校选址的规划设计师大概有毛病，把个好端端的名牌学校选在了这么一块莫名其妙的地盘上。过去，在清末民初，这里是乱葬岗子，文革时期挖防空洞，在这里挖出了大批朽烂棺材板和骷髅。
学校的北边，是兰新铁路，两条铁轨横亘在学校操场的墙外，一直通向西去的远方，进入一个隧道后便不知到哪里去了。学校对面铁路那边有一个小小的车站，其实算不上车站，有个规范的名称叫乘降所。学生大多数住在铁路北边的居民区和机关单位的大院里，要到学校去，必须经过铁路。好在铁路部门在此修了两个并列的涵洞，为的是防止龙尾山上冲下来的山洪淹了铁路。本意并不是让人通行的，却正好成了人们通行的路径。住在铁路两边的居民和学校的学生每天都从涵洞里来来往往出出进进。学校有一条校规，就是绝对不许学生翻越铁路，但顽皮的孩子们却不管那一套。
我说了学校对面有个乘降所，市郊列车到此要停车，其他的旅客列车则从来不停，但是货车却经常停在这里等信号。小学三四年级时，我们看了电影《铁道游击队》，就和火车干上了。遇到火车停在这里，就爬上去抓住扶梯的把手，等车开出几十米，速度还没有提起来的时候就一个蹦子跳下车，享受扒火车的那种惊险刺激的乐趣。有时又站在火车边上，等待火车启动后就跟着火车奔跑，看着火车开动的速度差不多了，就抓住扶梯把手一下子蹿上火车，火车行驶的速度越来越快，又一个蹦子跳下来，直玩得心惊肉跳，刺激过瘾，自以为技术高超，却不懂得这里隐藏着巨大的危险。后来有一天，一个小学生跳车被火车轧断了脚脖子，这才把我们扒火车的毛病给取掉了。铁路上打信号灯的瘸子周师傅发现孩子的脚被轧在车轮下，急忙打出紧急停车的信号，刚刚开动的那列货车紧急刹车。
司机下来和打信号的瘸师傅一起把那个孩子从铁轨边拉出来。我们在现场看见那孩子的脚和小腿分离在铁轨两侧，居然只流了不多的一点血。那个扒火车的孩子脸色蜡黄，都吓呆了。他好像不知道疼，还傻惺惺地说，鞋，我的鞋。果然，车轮内侧扔着一只穿着球鞋的脚。
这一幕惨剧，极其严厉地教训了我们这些想成为铁道游击队的少年，从此再也不敢靠近奔驰的火车了。
兰州市职工子弟小学后来改名为西北新村小学，为了叙述的方便，以下我简称为新村小学。新村小学是当时兰州最好的一所小学，尽管所处的地理位置并不理想，但由于校长李景兰女士是曾经访问过苏联的著名教师，采用了一整套在当时算得上最先进的教学方式，教出的学生多数都能考入当时兰州最好的中学。所以，那时兰州有点地位和门路的家长都把孩子送进这所小学读书。在我进校之前，学校还办有寄宿班，多是市上领导干部和省军区部队干部的子女。学校采用五年制教育制度，显得学生智力超常，非常聪明。学校旁边办有一所幼儿园，实际上一年级的课程就由这所幼儿园给完成了。我虽然没有赶上到这所幼儿园混几天，但我在沙井驿小学已经读了二年的书，因而，到新村小学二年级成了插班生之后，我的学习成绩一点也不比其他的学生差。与我同岁的孩子们都比我高一个年级，而我比我们班其他同学的年龄就普遍大个一半岁，因而就显得成熟一点。由于我已经在沙井驿读过一回二年级的课本，尽管新学校是五年制实验小学，课本教材体例虽然不大一样，内容却大同小异，那么，对我来说，便老友重逢似曾相识驾轻就熟地一看就懂了，自然就鹤立鸡群显得特别突出。一段时间后，我就成了班上的尖子生，几门功课都名列前茅。我的班主任何琪老师极为器重我，很快就提名让同学们选我当了班长。我们学校的班级排名不像现在是用一二三四五班的序号排出的，而是用甲乙丙丁排出的。我们班排名为丁班，在感觉上似乎不怎么体面，但学生们的学习成绩却并不比其他班逊色。各个班级之间展开各种竞赛活动，流动红旗经常是挂在我们班的教室里的。只有一次学校举行广播体操竞赛，我们班落后了。比赛名次公布后，全班居然在教室里集体抱头哇哇大哭，全都痛哭流涕，号啕不休，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记得当时为了服装的统一，我想尽了办法，但最后我居然无法找到一条蓝色的长裤，只好穿着一条发亮的丝质短裤站在队伍前领操，在一片白衬衣兰裤子红领巾的队伍中显得鹤立鸡群，我以为我们班的名次落后，是我的短裤造成的，为此而内疚了许多日子。
二
由于我曾经在沙井驿小学担任过少先队的干部，而那时的所有单位都特别注重个人的历史问题，我的“红色革命”经历自然就起了作用。
到新村小学二年级不久，老师很快就任命我担任了中队学习委员。当时，一切物资都极其匮乏，就连少先队中队干部的两道红杠的标志也很难找到，我就找出一小块白布，从一条破旧的红领巾上剪下两根红布条，做了一个标志佩戴着，感到特别自豪。后来，见到酒泉路体育文具店里有一种塑料的标志出售，就十分希望能够佩戴这样一个标志，但是一直到了三年级，我也没能如愿以偿，因为那么一个标志要卖两毛钱，还要学校开出介绍信才卖给你。到三年级时，我又升任大队委员了，该佩戴三道杠了。学校大队辅导员张学周①老师发给我一个塑料的三道杠标志，我像得到一个宝贝似的又用透明的塑料纸把这个标志包了一层，整天戴在胳膊上从不离身。我的红领巾不管在什么时间都系在脖子上。有一张小时候在五泉山下的照片，七八个孩子中，只有我一个人脖子上系着红领巾，别人都很随便，惟独我周武正王的还是一副标准的小学生打扮，而那是一个夏天。
大队委员要戴着三道杠轮流值班，每星期有一天在学校里检查各个方面的情况，为各班级的课堂纪律打分。当学生全都进了课堂，惟独我和大队长可以在学校到处随便溜达。刚才还是乱成一片的校园此时一片寂静，只有某间教室里传出朗朗的读书声，某间教室里传出老师讲课的说话声，某间教室里传出脚踏风琴的单调乐音，呼哧呼哧的踩踏风箱的声音格外响亮。别人都必须遵守纪律老老实实坐在教室里，我却溜溜达达四处闲逛，专门找别人的毛病，这种感觉十分奇特。后来，我懂得了，这就是所谓的特权。
大队长是一位高年级的女生，在我看来，她似乎比我大得多，个头也比我高出一大截，对纪律不好的班级毫不留情，翻开纪律打分的本子就敢给记个二分。有时有的班级在自习，里边闹哄哄的，她就敢推开门走进去，像老师一样站在讲台上，把那几个带头闹事的小学生给叫到黑板前面罚站，那些低年级的“小豆包”见了她就老实了许多。
几十年后，大队长当了区委书记。
我在小学时，与同龄的孩子相比，个子并不高，虽然当着班长，但由于过于内向，管不住那几个特别调皮捣蛋的所谓坏学生。那几个同学经常在班上捣乱，尤其老师不在的时候，简直能闹翻了天。后来班主任何琪老师想出一个以恶制恶以毒攻毒的绝招，让其中一个最顽皮捣蛋不守纪律的男孩子当副班长，交给他的任务是管住这几个调皮捣蛋的同学，结果很有成效。但是那位同学也有了一个“土匪班长”的雅号。十几年以后专政机关搞“严打”运动，有一天我无意中在法院枪毙罪犯的公告上看见了一个犯人的名字，和我这位同学的名字一字不差，我很怀疑此君就是我的那位小学同学，为此而惋惜了许久。
三
那时，大约是1964年，全国掀起了学习雷锋的运动，提倡做好事。我们班联系了铁路边上的交通局的食堂，每天放学后就到那里去帮着炊事员打扫饭厅的卫生，擦玻璃，扫地，抹桌子，干得特别起劲。老师又交给我一个办黑板报的任务，每星期出一期，我就把一本《儿童时代》杂志上的文章抄写在黑板上。插图由一位具有画画天才的同学完成，这位同学名叫刘小弟，从办黑板报起步，最后在恢复高考后考上了西安美院，成了著名的油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