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父亲这年59岁了，即将退休，却依然身体健康，精神矍铄，工作兢兢业业，每天晚出晚归地骑着那辆白山牌自行车，三点一线来往于家里、单位、银行，看不出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晚出晚归”不是笔误，而是父亲一生的写照。他的工作岗位特殊，一般来说，商业经营单位都是在下班前将营业款交到财务室集中清点算账，别人下班后他才清理那一堆一堆的钞票，第二天上午才去银行入账。因此，早晨一般不必早早去上班，就常常睡懒觉。父亲曾经不无自得地说：“我这一辈子，也就落了个睡懒觉，当兵的时候也没有出过操。”是的，他曾经是参谋部军人和后勤军官，是不出操的。
这一年，在彻底清算“文革”以及“历史遗留”问题的学习教育活动中，组织上清理干部档案。所在单位在清理之后，将档案中的一些材料交给了本人。
父亲看到一页发黄的纸片之后，彻底崩溃。
即便是炸弹落在头上，也不会令父亲如此震惊。
那纸片上居然写着一行早已经模糊不清的字：“内部控制使用”。
过去，他总以为是自己的家庭成分太“高”而不能进步，您看我祖父不是“地主”嘛，他一直以为是这个“家庭出身”制约了他的前途，却原来是这样一张纸片挡住了人生发展之路。从部队转业后，他一直在兢兢业业地工作着，不论在哪个岗位上，都与当时的领导和同事们有着不错的人际关系。却怎么也搞不懂奋斗了一生却一直没有个结果，更不必说自己的“资格”如此之“老”，最终却连个科级干部都没能混上。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居然是这样一行字迹，早就判决了他的后半生。那张纸片，是1952年“审干”之后的结论，上面居然有经办人的签字。到死，父亲都没有忘记这个名字。我当然不能写出这个人的真名实姓，却可以谐音为：无名岛。原来，这位无名岛是当年的某政治部副主任，也是父亲在边区二中时的同学，既是老乡，又是同窗，他很清楚父亲的遭遇，本应该手下留情，有所关照，却下了如此结论，仅仅用了三个词六个字的一句话，就将父亲的后半生定格在这张纸片上。实际上，这一笔就将父亲的后半生给定了性，将他的人生希望给扼杀了，撕碎了，毁掉了，彻底埋葬了，送佛到西天了。
谁说文字是没有用处的呢。谁说刀笔不能杀人呢。谁说档案只能存在档案库里呢。这样的“档案”，实际上是“挡岸”，挡住你人生的前进道路，苦海无边你怎么也上不了岸。
三十六年后，父亲再次看到这个熟悉的名字，才恍然大悟自己何以半生命途多舛，磕磕绊绊，命运不济，原地踏步，一直止步不前。父亲说过，在1955年解放军授衔时，按照他1942年参加八路军已经干了13年革命的资历，本来可以给他授个“上尉”，至少是个“中尉”军衔，那么，转业后在地方上就可以安排个科长副科长职级的职务，也许就登上台阶踏对步子走到正路上了，后来的情况可能就会好一点。
但是，由于授衔评定级别时有人从中作梗，他1942年参加革命的资历不算数，只能从1949年算起，便只给了他一个“少尉”军衔，如此，转业之后就只能当个一般干部从零开始，从头做起。估计授衔时作梗的那个人也就是这位“无名岛”。莫非，在边区二中读书时，自己招惹了这位仁兄吗，却怎么也想不起在边区二中究竟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人生的步子没有踏到点子上，便“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了——后来他也常常用这句话提醒我要抓紧时间好好学习不要荒废人生，所以我记忆深刻。他讲这些的起因和动机是，我小时候有一次看到他在1955年穿着新军装拍的那张“免冠照”神情黯然，好像憋着一肚子气似的，我便问他，你怎么不高兴，这张像怎么照成这个样子。他便给我说了关于授衔的这些故事——离开了老部队老首长，转业后来到这人生地不熟的大西北，没有老首长老战友的提携关照，本职工作你就是干得再好，却是白干，你要求进步也近乎扯淡。早年参加革命的资历在授衔时不算数，抓辫子搞“个人历史问题”却要从1942年算起，最后落了个“内部控制使用”，这个“双重标准”的逻辑真有点不讲道理。这不能不使得父亲不寒而栗，灰心丧气，绝望透顶，一生的信仰几乎就崩溃了。
我问父亲，无名岛后来呢。父亲说，死了。早就死了。五七年得了肺病死了。
父亲的精神和信仰几乎崩溃了。说什么他也不干了，当即就提出了退休的请求。在那个单位，父亲是资格最老的老干部。单位上那位年轻的经理原来也做财务工作，是父亲带出来的徒弟，自然对父亲另眼看待，照顾有加。请示了上级组织后，就同意了父亲的请求。不再工作，提前退岗。后来办了离休手续，享受县级离休干部待遇，在家休息了。
普希金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失望”，对父亲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明天的太阳，不可能再升起来了。虽然我在青少年时期常常“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地背诵这给人以力量的诗歌警句。但我无法用这浅薄的诗歌来开导父亲。假如你到了花甲之年才发现“生活欺骗了你”，涌上心头的只能是悲凉、悲哀、悲伤和悲痛了。
父亲的一生，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对革命阵营来说，他曾经是其中的一员，早年参加革命队伍，又是有文化的八路军学生兵，本应该有所作为，鸿图大展，然而青少年时期阴差阳错地两次离开革命队伍，便得不到信任，更谈不到信赖。人家认为他是自己人，你看“内部”这个词就说明他是“自己人”，但是又将他定位为“不坚定份子”，不能重用，要“内部控制使用”，反而不如从未参加过革命队伍的人能够得到正确的对待。
尽管父亲一生的遭遇令人扼腕叹息，但我却明白了，革命之所以成功，正是因为保持了骨干队伍的绝对纯洁。枪林弹雨中哪怕你吃了败仗都没关系，就是绝对不能做俘虏当叛徒。像父亲这样的在个人历史上有所谓“叛徒嫌疑”，因而就形成了“个人历史污点”问题的成员，是不可能被委以重任的。你看，革命要求他全心全意，他后来也做到了全心全意，但，污点就是污点，尽管这污点算不了什么大问题，却可以溃烂蔓延，最后吞噬你的一生。
尽管父亲实实在在地是这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却因为这个“污点”而被边缘化了，被异化了，最终，被妖魔化了。
父亲这一生，想必是上帝给搞错了。实际上，父亲一生一直在一种“走不动，就是走不动”的“错位”状态下生活着，工作着。你看：
他早年参加八路，是个地地道道的老资格“小八路”，后来却什么都不是。
他身材高大，相貌堂堂，一副大首长派头，却连个科级干部都没有混上。
他的人生经历和学养知识那样丰富，堪称一肚子学问，却没有用武之地。
他对组织忠诚老实，却得不到应有的信任。
他数了大半辈子钞票，却没有一分钱属于他自己。
他做了几乎三十年的会计出纳工作，却连个会计师的业务职称都没有。
更有趣的是，八十年代初期，单位上的基层党组织恢复了正常的活动，人家通知他参加党组织生活，父亲很不好意思地说，我不是党员。支部书记很惊讶，疑惑道“老岳怎么能不是党员呢”，这才赶快将他列入入党积极分子名单，经过一套“培养”程序之后，终于给他办理了入党手续。1986年3月，父亲57岁时被批准入党。经过了34年的漫长岁月，他终于实现了1952年12月31日在日记中表达的“我要争取入党”的夙愿。虽然他也很高兴，却也不无自嘲地对我说，老了，没有用了，入不入，就那么回事情了，只是给你们一个交代。顶着个“地主”成份的帽子，这一辈子平平安安过来了，没有当“右派”，没有影响你们的前途和发展，这就不错了。唯一使父亲聊以自慰的是他觉得养育的四个子女都读了大学，后来还多少算是有点出息，父亲不无欣慰地说：“你们好好干吧。”但是他绝对没有说过“比起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我够本了”诸如此类的话，父亲是说不出这样的话的，只有那些真的“够本”了的战友，才会这样想，才能这样说，说这话才会有意义。而我父亲的这一辈子，确实有些“不够本”。
随着改革开放大步迈进，政策环境愈来愈宽松，言论越来越自由，人们也就不忌讳谈点什么了。我这才发现，具有与父亲相似的这种坎坷经历的前辈不在少数，仅我认识的就有七八位。尽管他们早年就参加了八路军或新四军，却因为“出身不好”，到老了依然是个平头百姓——我绝没有贬低“平头百姓”的意思，这个世界平头百姓本来就是常态，占了大多数。我只是说，这些曾经“提着脑袋干革命”的人们，真的有些“不够本”。他们当中，有的人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受尽折磨，从人间地狱般的“夹边沟”死里逃生。有的人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被开除公职或军籍，遣返回乡去务农，三中全会之后才明白了可以平反昭雪落实政策，但为时已晚。
1978年冬天，家里来了一位客人，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的黑棉衣，猥猥琐琐的样子让我觉得很没面子。然而，这却是父亲当年在老家的一位同学。在“反右倾”运动中嘀咕了几句彭德怀的好话而被开除公职遣返回乡。一晃就是二十年过去了。听说可以平反昭雪了，便千里迢迢从山西老家去青海要求“落实政策”。打听到父亲还在兰州工作，路过兰州时便找到我们家来了，那天夜里无处落脚就住在了我家。
十一月十一日星期六那天，我在日记里记下了这件事情。
今天中午，父亲陪着一位客人来家。他是从山西老家来的。一副老实巴交的农民扮相，头上戴着一顶洗得发了白的蓝布帽子，脸色黑红，牙齿发黄，脸上布满了皱纹，显然是经过了艰苦的生活留下的痕迹，眼神里透出复杂的感情。他穿的棉袄油黑，外面套了一件半新的蓝褂子，黑棉袄的袖子露出好长一截，蓝褂子显然是夏天穿的单衣，冬天又穿在棉衣上做罩衣，家做的布鞋上满是尘土，一双褐色的线袜子稍微透出一点新气儿，浑身上下，只有这双袜子算是好一点的东西。他背着一个粗线口袋，里面装着几个干得裂了口的馒头，口袋上还系着一个粗线网兜，里面有一卷牛皮纸，上面沾满了土。这是干什么用的呢？啊，啊，大概是露宿时的铺盖。
我们家很少来客人。今天，这位像个乞丐似的中年人，是个什么人呢？
晚上，我听了父亲的介绍，才明白了。
我心里想的很多很多。一下子仿佛又长了几岁似的。
这位乞丐似的中年人，是父亲孩提时的伙伴。十六岁时参加了人民解放军。解放战争中，也曾经随部队转战在晋绥一带。后来，又参加了解放大西北的历次战斗。全国解放后，他转业在青海地方工作，担任了公安部队的中队指导员。由于他耿直的性格，在工作中说了一些老实话，得罪了当时的公安局副局长。五八年，这个副局长竟趁“反右”的时机，以莫须有的罪名，给他戴上“右派”帽子，开除了他的党籍，把他的家属赶回了山西农村。六零年，他实在受不了这种虐待，为了不被饿死，只好回到山西老家。后来，他多次向上申诉，上级认为处理过重，摘了“右派”帽子，但工作与党籍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的问题就更得不到解决。“四人帮”垮台后，他又申诉，两年过去了，得到的答复仍然是“耐心等待”。他一生中的二十年，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那个副局长给葬送了。
在华主席党中央指示给错案、冤案、假案平反的时候，他的问题迟早一定会解决的。可是，正当他年轻力壮，能为党做更多的工作的时候，被夺去了工作的权利，整整二十年，他已经苍老了，脑子看来也已经迟钝，即使给他解决了问题，他的工作能力也不行了，一生中最宝贵的二十年已经逝去，这种损失是无法挽回的。
十一月十三日星期一：昨晚，他背着他的粗线口袋和牛皮纸走了。父亲留他住了一晚上。昨天给他做了些好一点的饭菜，帮他改了改给华主席党中央的申诉信，安慰他相信党的政策。我去火车站给他买了火车票，为了节省点钱，他坐慢车走。我们所能给他的帮助也只有这些。晚上，我因为到西固三零三厂演出，不能去火车站送他，否则，我会陪他去车站，送他走的。
他已经深深印在我的记忆之中，我永远不会忘记，有这样一个不速之客曾来到我们家中。
以前，我常想，父亲很小就参加革命，到现在还未有一官半职，我常常产生遗憾的心情。看到这位老乡，又感到庆幸和满足，父亲生活的道路，比起这位老乡，又不知好多少倍了。
“四人帮”及其爪牙以及那些丧尽天良的新式的贪官污吏们，造成了多少人生道路的悲剧，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毁灭了多少人的青春啊！他们是千古罪人，五百年，一千年以后，“四人帮”这个名词，必将成为最肮脏东西的代名词，就像我们今天提起秦桧一样。
——这篇日记，写于1978年，这一年，我24岁。这件事情强烈地刺激了我，让我一下子成熟了许多，此前那种虚无缥缈的“父亲当过八路军”的虚荣心和优越感就此消失了，我开始懂得要脚踏实地地工作生活过日子了。这篇日记所描写的“客人”真名叫作“武大汉”，在我前边写下的那篇只有一个开头的小说当中，我很自然地采用了这个人名，作为小说中一个人物的名字。当时，“武大汉”他们这些前辈，已经年过半百，一辈子几乎已经过去了。即使“平反昭雪”“落实政策”也仅仅只有一些精神安慰的意义，已经无法挽回他们以前所受的冤屈和苦难。相比之下，父亲的境遇还算是不错的。
然而，父亲离休后却一直郁郁寡欢，似乎从来都没有露出过笑容。他的这一生，怎么可能让人露出微笑呢。每次我回去看他，他几乎都一言不发，似乎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即便是天塌下来都有可能无动于衷。手中永远握着电视遥控器，把自己麻醉在毫无意义的电视节目当中。虽然健康状况一天不如一天，但表面上却看不出来。你看他人高马大，顶天立地，腰板永远笔直，似乎从来就没有变成一个颤颤巍巍的老叟，即便七十二岁生病，第二次到医院住院时，他也不像个老头儿，依然身架不倒，仪表堂堂，保持着他一生都未改变的那种特有的个人尊严。住院期间，我陪他去理发，理发的那小姑娘居然问他，先生今年有六十了吧。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的力气之大，几乎没有人可以比拟。备战备荒深挖洞的那几年，到处都在开挖防空洞，我们单位也不例外，在院子里挖出一个大坑，往上面铺设水泥预制板，父亲一弯腰，双臂一用力，就将水泥预制板给抬了起来，铺了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