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王记者带着那四十盘录像带去了省公安厅。王记者在省电视台跑政法口，很熟悉这里的人，这就到了政策研究室，宣传干事向上级汇报之后，打开录相机就回避了。我和王记者将那些带子快速地过了一遍，果然是淫秽的东西。这就又返回文化局。小雪他们已经将老板审问清楚了，并且正儿八经地做好了审讯笔录，用的居然是公安局专用的审讯犯人的笔录纸。那老板已经签字画押捺了指印，铁案如山，不怕他翻供抵赖找事情了。此时，已经是深夜两三点了。没地方看押这个老板，就打开会议室门，把他的一只手铐在暖气管子上让他在长沙发上休息。夜深了，我也没办法再回家去，就让其他人都走了。小雪让我在办公室休息，说他来看着这个老板。我不放心，就陪着小雪一起值班，也在会议室长沙发上和衣躺了下来。
这一夜，几乎没有合眼。那儿铐着个活人，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怎么能睡得着呢。
天亮之后，机关走廊里开始有了响动，干部们都来上班了。那天，主管我们的梁新副局长好像是没有及时上班来，那时候，打电话找人可不像今天这样方便，我找不到领导没法子汇报，就等着。不一会儿，郭勤局长也来了。办了这么一个案子，当然要及时汇报给上级，我就到局长办公室汇报了前一天的这次行动。
郭勤局长一听，脸都绿了，说赶快把人送到公安局去，以后千万别再这样搞了，绝对不能抓人。我原来以为，打了这样一场人赃俱获的漂亮仗，现场缴获40盘淫秽录相带，局长一定会表扬我们，没想到却是这样一个态度，一副生怕出了问题承担不起责任的胆小怕事神情，一盆凉水兜头泼来，弄得我不免就趣味索然，感到很没有意思，怏怏然就退了出来。
我感到事态严重，就赶紧对小雪说，赶快给治安科罗科长打电话，让他来带人。小雪和公安局的这位罗科长很熟悉，一说就行。大概是早上十点多，公安局来了一辆吉普车，把那老板给带走了，同时也将审讯笔录和那40盘带子作为证据带走了。这次惊心动魄的战斗，就这样结束了。
新来的郭勤局长虽然我以前就认识，但是个人关系和私交就没有像和田局长那么密切了。田局长走后，我继续留在办公室伺候了郭勤局长一年多，好像从来没有推心置腹地谈过什么话。他这样一说，说得我真是提心吊胆，忐忑不安，搞得我头都大了，心里真的没了底，好像自己犯了多么严重的一个错误似的，真是紧张极了。
但是郭勤局长的批评确实很有道理，到底是上级领导，确实有政策水平，一个文化行政部门的小科长，哪里来的权力破案抓人呢，怎么可以拘留审讯，手铐笔录，连夜关押，真把自己当成了警察执法，深入虎穴上窜下跳地这样做呢。
现在想起来，我们那时候真是无法无天，胆大包天，开展“扫黄打非”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过于高涨了。在这种只能由警察干的事情中，我们干净利索地侦破了一个贩卖淫秽录像带的案件，居然没有出一点纰漏，可就是没有想过后果的严重性，要是真玩出点什么事情，可怎么交待呢？你瞧，事前并没有征得上级批准，连梁新副局长都不知道我们要干什么。我一句话，就办了这么件活儿。除了电视台王记者拍下了现场镜头，后来编到那部专题片子里还有点用处之外。其实，也真是没有多大的意义，收缴到40盘淫秽录像带，那真是沧海一粟，而且使用的手段在今天看来绝对于法无据，可是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明确的法律条文管着你。只当是拍了一次故事片，玩了一次“过家家”吧。
此后，我就比较小心了，再也没有干过这样的事情。遇到兜售非法出版物的商贩，把东西没收了就行了。数量较大情节严重的，一定联络公安部门请他们去抓人，我们只收缴非法出版物，按两家的职权范围做出处理，文化部门决不单独对当事人作什么人身限制和处理了。
后来，公安局也没有把那个老板怎么样，关了几天也就释放了。那时候，国家对贩卖淫秽出版物品的违法行为，还没有量刑定刑的标准，除了罚款拘留，公安局也没有依法处理的根据。那件案子，也就不了了之了。后来，我还见到过那位老板，看起来，他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很大的仇恨，倒是依然很客气，毕竟他自己做过不好的事情，也还要作录相经营的生意，免不了还得和我们打交道。
但是，我们还是没有白忙活，专题片拍摄得还是很成功，我和王记者将素材全部看了一遍，我执笔写了片子的脚本和解说词，王记者编辑了二十多分钟的片子，在省电视台多次播放，并且参加了公安部后来举行的评奖活动，那部片子获得公安部评奖活动二等奖，王记者把获奖证书送来说以后有机会再合作，就渐渐失去了联系，也不知道王老兄今天还好吗？
九
在1987年到1990年将近三年多的时间内，文化治安队为后来正式成立的文化稽查队打下了坚实的工作基础，为这支队伍的发展积累了经验，探索了道路，取得的成绩是令人欣慰的。
1992年，为宣传在国民经济第七个“五年计划”中，兰州市在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取得的可喜成绩，在市委主管副书记和市委宣传部部长主持下，宣传部编辑出版了《燃烧的岁月——兰州市七·五期间“双文明”建设纪实》一书。作为文教处长，我策划并组织实施了这部集子的文稿编写工作。我亲自召集并协调了一批撰稿人，撰写了四十篇稿件。作为责任编辑，我和处里的另外两位干部编辑了这本集子，并在这本书的扉页上署名责任编辑“华山”——作为“西部”的“小岳”自然就是“西岳”“华山”了。
这部文集，分上篇物质文明建设和下篇精神文明建设两部分，共收录40 篇文章，比较全面客观地反映了1985年到1990年兰州市“两个文明”建设的成果。我替市委书记为这部集子撰写了序言稿件，并写了后记，执笔撰写了《燃烧的岁月——“七·五”兰州文化工作札记》这篇稿件，编辑在集子最后一篇的位置上。本来我的文章放在压卷之作的位置上是很不妥当的，但是，当我审阅完其他39篇稿件的印刷版样后，发现竟然没有反映文化工作的文章，可说是我策划工作的一个失误。为了弥补这个失误，我当即提笔用两天时间写下了这篇文章。但是，由于当时的排版印刷技术条件限制，我的这篇文章就只能排在最后了。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成了所谓“压卷之作”。全书的标题，也就采用了我那篇文章的标题。十年以后，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红遍大江南北，我不禁哑然失笑，这个标题，真好。
在我写的那篇分为七个章节的札记中，第五章反映了“扫黄打非”工作的情况，小标题是《夜幕下的五光十色》。
为了证实我现在说的不错，并说明我并不是在写小说，我没有编造和创作什么传奇故事，就将十四年前的1992年3月我写下的这篇文章照抄如下。
现代人越来越注重社交活动的自然和谐，舞厅的健康发育为这种追求提供了高雅舒适的环境。每当夜幕降临，兰州一百多家舞厅里至少有一万多人在翩跹起舞。这就是说，平均每100个兰州市民中，就有一个人的晚间娱乐活动是在舞厅里度过的。
每当人们踏进诸如“蓝星座”、“天河”、“云峰”等等设施完备，装潢考究，服务周到的舞厅时，那柔和的、五光十色的灯光效果，那令人陶醉的优美的乐曲，便营造出一种用“典雅”、“温馨”、“和谐”、“舒适”、“动人”等等形容词描述的祥和的文化氛围。在这种氛围的熏陶下，人们渐渐变得彬彬有礼，温良恭俭文明有序了。男宾渐渐有了英俊潇洒的气质，女宾则更加楚楚动人了。
而1984年，兰州全城找不出一家像样的舞厅。当1986年全市文化工作会议决定开放营业性舞厅时，最好的舞厅也不过是利用大餐厅挂几串彩色的灯泡，拉几条彩色的纸条而烘托气氛的联欢会场。那种围坐餐桌，踩着油乎乎的地板，在弥漫着饭菜混合而成的怪味的舞场上口干舌燥地起舞的回忆，对许多人都并不遥远。
曾几何时，人们却又在打着蜡的地板上，在平整如镜的水门汀舞池里，甚至在能映出人影的玻璃钢的神话仙境里开心地旋转起来。仅仅三年，却恍若隔世，兰州舞厅建设水平提高之快真令人惊叹。兰州人变得高雅了。文明，舒适，高雅，已绝不是不着边际的广告用语，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现实。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舞厅里依然存在着种种不良的现象。在这里，我不想使兰州人感到过于扫兴。
但是，我不能回避“6·4”以前兰州书刊音像市场的混乱状况，不能不记述兰州文化管理者们为制止这种混乱而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斗争。
那个时期，在遍布全市的566个书报刊摊点上，充满性挑逗的酥胸大腿裸身媚眼的书刊封面和露骨描写淫秽的文字比比皆是，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政治主张的专著畅销无阻，宣扬封建迷信和颓废人生观的书刊招摇过市。80％以上的书刊零售摊点都在向人们倾销这类精神鸦片，吞噬、腐蚀人们的肌体与灵魂。
许多人在困惑、迷惘、沉思……
文化治安队在行动。这支1987年由市文化局和市公安局联合发文筹建的文化市场管理队伍，在1989年夏秋的大规模“扫黄打非”斗争中，一直发挥着突击队的作用。
是这支队伍查缴了当时全国最大的1608副淫秽扑克走私案；破获了当时兰州最大的40盘原版淫秽录像带倒卖案；协助甘肃电视台和省公安厅拍摄了“扫黄”专题片，受到公安部表彰。他们和有关部门一起战斗，在这次“扫黄”斗争中，查缴封存违禁书刊17万余册，销毁淫秽反动书刊3万多册，淫秽和非法录像带800多盘，淫秽扑克1846副，查获制贩传播淫秽品的违法犯罪分子团伙6个，制裁了一批违法犯罪分子。
由于这支队伍在“扫黄”斗争中的出色表现和在文化市场管理工作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市委、市政府授予这支队伍“扫黄打非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并在精简机构，紧缩编制的情况下，正式批准将这支队伍组建为兰州市文化稽查队。
经过几次“扫黄”，兰州书刊音像市场“黄货”泛滥成灾的混乱状况终于被彻底扭转。尽管目前仍然有一些违禁的书刊不时上市，但已然形不成过去那种“有摊皆黄”的大气候了。
兰州文化环境的健康清新需要斗争来争取。
“七·五”，是一个战斗的年代。
——你看，十四年前的文章中使用的是“犯罪分子”这样的概念，具有很明显的语言时代特征，而不是后来才出现的“犯罪嫌疑人”这样的说法。那时候，还没有想到今天我会写这样一部书稿，十四年前的文章成了今天我叙述历史的佐证。
文中所说1608副淫秽扑克的缴获，也是我们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后的结果。当时，我们就已经在兰州火车东站行李房秘密建立了“耳目”，这还是小雪的办法。车站行李房有我们的秘密工作人员，这事情就连当时的站长都不知道。
那一天，队员小韩在参加朋友婚礼的酒席上，听“耳目”说火车站行李房发现一包货物的包装不正常，货物的名称标的是“线带”，可是包装箱子十分沉重，很像是印刷品。在货物包装中，纸制品是最沉重的，而这么一箱子“线带”，不会有这么重的份量。当时查缴非法出版物的联动机制刚刚建立，我们与民航，铁路，邮局，以及其他运输部门都有联系，国家对查缴非法出版物的要求都传达到这些部门，他们有责任做这项工作。行李房的“耳目”就打开一箱检查，抽出的东西却是淫秽扑克。小韩听到这个消息，放下酒杯就赶回局里报告了小雪。小雪兴冲冲地告诉我，查到东西了。我就指示小雪赶快带人去落实。
小雪带着队伍赶到火车站行李房，行李房的负责人正拿这几麻袋烫手的山药蛋没办法，文化治安队来增援了，正好救了他的急。小雪他们倒也机灵，摩托车装不下这几麻袋“土豆”，就花6元钱租了一辆“三马子”，将那几大包扑克牌运了回来，直接就扛到我的办公室里来了。打开包装一查，果然是“香港娱乐公司”的走私货。后来这些东西全部移交公安局去处理。但是，标明为广东某地的发货人一直没有查到，本地的收货人无论如何也不承认是他的东西。因此，这件案子只收缴了违禁品，却没能法办“犯罪嫌疑人”。
第二天下午，当我带着一副扑克牌作为样品参加市委副书记主持的一个关于“扫黄”工作的联席会议时，出席会议的省市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差不多都看傻了。他们，几乎都是第一次亲眼看见这种印刷着不堪入目的淫秽露骨照片的扑克牌。电视台来报道会议的一位记者好奇之极，就把那些扑克牌摊开在椅子上，扛着摄像机一张一张地翻拍，看样子是想借机拍下来，回去再慢慢看。出席会议的一位省上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终于忍不住了，说，小岳，收起来吧，不要扩散了。我这才明白过来，即便是“内部”人员，也应该有个控制，就赶紧收了起来，结果却弄得那位记者不免有些尴尬。
因为工作成绩突出，这支队伍在一无正式建制，二无人员编制，三无明确的法律法规的情况下，仅仅凭着一股斗争热情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就获得省市领导部门多次表彰，我也被颁发了一本“扫黄打非工作先进个人”的获奖证书。
十
后来，大概是郭勤局长看我这摊子事情太多，管得太宽，权力太大，工作太忙，半个文化局都是我在那里折腾，说不定也是感到梁新副局长的权力太大，佛法无边了，就进行了机构改革，把社文科一劈两半，成立了群众文化科和文化市场管理科，我留在群文科继续当科长，我的副科长在文化市场科那边当了副科长，小雪也被分到了市场科。又给群文科安排了一个副科长，是位女同志，岁数比我大，学音乐的，性格温和，倒也好相处。在此之前，郭勤局长找我谈话，似乎有意无意地征求我的意见，让我推荐一下，看看机关的几个干部谁能够提拔当副科长，我推荐了三两个人，其中就有这位女同志。却没有想到安排在群文科，当了我的副手。
直到1991年，我离开文化局到宣传部工作之后，政府才正式下达批文组建文化稽查队，小雪就下去当了队长，人马还是那些人马，枪炮还是那些枪炮。公安局为了支持这支队伍的工作，就派来罗科长和朱指导员常驻稽查队，分别担任队长指导员，小雪和他们配合默契，亲密无间，一段时间里，搞得也是风起云涌，成绩很大。至于后来的变化我当然都知道，发生的那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我也都有所耳闻或者目睹，但是，那已经不是我的亲身经历，我就不能凭着想象去叙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