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年，我穿着一身橄榄绿警服带领着文化治安队这帮弟兄们在文化市场上叱咤风云，驰骋疆场，那种威风凛凛的感觉真是良好之极。于是，在社文科分家的时候，我就很想去市场科当科长。而让我留在群文科，多少是有些不乐意的，我搞了十几年文艺活动，真的有些腻烦了，搞群众文化的基本人马除了科里的这几个干部，剩下的就是群艺馆的职工。可是让我成天领着群艺馆的那些哥哥姐姐大爷大妈们一起搅和，我是真有点怕，我的兴趣也确实不大。觉得搞群众文化活动真的没什么意思而且不会有什么前途。你看，社文科分成两个科室后，虽说我已经没有权力再管文化治安队的事情了，但是那身“大一钻”的警服我还继续穿了一段时间，后来终于觉得不好意思了，这才脱了。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人算不如天算，这些古训却真的不可忽视，不敢小瞧。命运，其实早已经安排好了一切。
还是那句老话，组织决定必须服从，由不得自己挑肥拣瘦。安安心心搞群众文化活动吧。虽然情绪上不是很愉快，思想上也有些不大不小的疙瘩，但是，那个阶段，一件振奋了中国的大事情发生，这就又一次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同时，我的命中注定的又一位贵人也出现在我的人生道路中，我的命运又一次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九 亚运圣火
一
1989年春夏之交的社会秩序无疑是混乱的。但是，到了夏秋之际，尤其是进入秋季，一切都平静了下来，社会秩序基本恢复了正常。各地的文化部门大都采取了举办文艺活动等各种方式营造和谐稳定安定团结的社会文化氛围。在秋季社会秩序恢复正常后，各地文化部门早在年初就计划好的许多活动便陆续展开。国庆节期间，成都市举办《中国舞·蓉城之秋》大型广场舞表演活动，邀请了兰州太平鼓前往成都参加比赛。夏秋之际，在梁新副局长带领下，我具体操作了城关区雁滩乡和永登县部分农民弟兄组成的太平鼓队去成都参加活动的前期准备事宜，却没有随队前往成都。
那时候，去外地出公差同时是被当作机关干部们的一项福利待遇来考虑的，需要考虑平衡的问题。由于当年5月我已经去了一趟西安参加戏剧节，9月又去了一次郑州观摩书画展，等到鼓队训练基本完成，前往成都成行时，我就不好再出去一趟了。于是，梁新副局长领着小雪，带着鼓队前往成都参加了比赛。
兰州太平鼓这就一炮打响，在中国舞蹈界引起强烈反响。
二
在成都，梁新副局长与参加活动的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艺术节组委会大型活动文展部的负责人铁国杰先生取得联系，并且与有关的北京舞蹈界专家们有了接触，这就萌动了将鼓队弄到北京去表演的念头，随队前往成都的省歌舞团编导许琪和刘少雄先生与首都舞蹈界十分稔熟，积极促成此事，并且做了大量协调联系工作。从成都返回后，他二人又受市文化局委托，专程去北京联系太平鼓进北京参加亚运会的事情。
许琪和刘少雄在北京的活动是有成效的。
3月2日，我起草了选调鼓队的招标文件，开始投入具体的策划组织协调工作。
在1990年我的《工作日志》中记载着这样一句话：“三月十六日至二十五日，去北京送“太平鼓”录像带，协商进京演出事”。但是在北京使用的那个笔记本找不到了，我想一定在，会找到的。找到后就会准确地回忆这几天在北京的活动，先这样大概说说吧。
首先是梁新副局长让我联系甘肃电视台文艺部主任纪天智先生，在黄河边拍摄了去成都的那支鼓队的表演场面。电视台很快做成了录相资料专题片，梁新副局长派我乘飞机将录相资料火速送往北京亚运会艺术节指挥部。
当时，“扫黄打非”的风头依然很紧，带着一盘没有商标的录像带上飞机，很可能被误会为翻拍的淫秽物品。我还到小雪的办公室里催他当时就拉开抽屉，取出文化市场办公室的印章，专门开了一张介绍信，说明这盘带子的内容，以防上飞机时遇到麻烦，却一路顺利，那张介绍信也没有派上用场。我一到北京就直奔亚运会组委会大型活动文展部，将录像带送到天坛东侧体育馆路国家体委那座灰色小楼里，亲手交到文展部部长铁国杰先生手上，便在北京等消息。几天后，铁先生告诉我，文展部已经同意兰州太平鼓来北京，正式的公函随后就会发到省委宣传部。得到确切的答复之后，我就立即乘火车返回了兰州。
兰州正等着我操办太平鼓进北京这件重大的事情呢。
在那个阶段，我和梁新副局长多次到市委宣传部和市政府去汇报进展情况，协调政府尽快批准我们的工作方案。市上领导倒是都同意我们的意见，看上去一切顺利。
3月20日，亚组委大型活动部给省委宣传部发来正式的协商函，决定邀请兰州太平鼓在亚运会期间进京表演。5月9日，时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张炳玉先生签署意见“请兰州市文化局负责组队参加”，明确将任务下达到市上，由市文化局具体组织操作这项活动。这项光荣任务，自然而然地被分配给群众文化科操作，作为科长，我义不容辞，必须全力以赴做好这件事情。
三
亚组委发来的函件是一张“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组织委员会”专用信签纸，函件的内容是这样的：
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
您部来函已收悉。许琪、刘少雄同志来京也会见了我部领导。有关“太平鼓”来亚运会演出事宜已经向他们做了说明。
第十一届亚运会的筹备工作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积极支持。您部拟派“太平鼓”来京表演，我们表示欢迎。但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总体规划已确定下来，无法再增加新的项目，亚运会期间还要举办亚运会艺术节，经积极认真的研究，拟将“太平鼓”放在艺术节游园会的广场上表演。鉴于亚运会的资金比较紧张，故艺术节国内演出团体经费自行解决。不知您们意见如何？请复函。
致以
敬礼
第十一届亚运会组委会大型活动文艺展演部
1990年3月20日
虽然任务正式下达是在5月9日张炳玉副部长批示之后。但是，我在三月下旬去北京得到铁国杰先生的口头答复，就知道这事情可以办了，早已经紧锣密鼓地展开了筹备工作。
在1990年春节前，我执笔撰写了春节群众文化活动方案，策划了三县六区以太平鼓为重点的社火进城表演大比赛。这时候，各个县区都知道了要选调一支鼓队去北京参加亚运会表演活动的消息，积极性都比较高，都想在广场上露一手。不料，我把问题想简单了。我想突出太平鼓表演，于是在设计社火队行进路线时，就将行进路线的距离缩短了。在审定我起草的活动方案时，也并没有人提出异议。往常，社火队的集结地点往往安排在滨河路白云观一带，行进路线很长，几乎是穿城而过，沿街表演之后到达广场作重点表演，沿途市民都看见了社火队，就不往广场集中了，广场秩序常常是好的。可是，这次集结地点放在了南关十字，行进路线大大缩短了，这就造成了沿途群众争先恐后，翘首以盼，大批涌入广场的拥挤状况。比赛那天，东方红广场上人山人海，最后，拥挤的人群涌入广场表演区，阻断了道路，后续的社火队无法进入广场，活动进行到中途被迫取消。公安局负责维持秩序的康副局长看到群众拥挤不堪的场面，担心出事故，果断下令停止表演，没有进入广场的社火队和太平鼓队解散后原路返回，不再进入广场做表演了。
又是一个首届桃花会遇到的那种人山人海的场面。
我原来看好的永登县苦水乡红玫瑰太平鼓队被安排在表演程序的最后边，本来想让他们“压大轴”好露一手，如此一来，适得其反，他们反而没有能够进入广场大显身手。
四
社火进城活动结束之后，我一手制作各种文件，一手在抓鼓队选调。
但是，料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本来，我想得好好的，从雁滩乡或者永登县选调一支鼓队是有把握的。但是，这时候雁滩的农民都已经城市化了，开春以后许多打鼓的精壮劳力都外出打工去了，已经很难组织起一支鼓队来。去成都的那支鼓队也已经解散，人都收拢不到一起了。而我看好的比较有把握的永登县红玫瑰鼓队这时候也出了问题。虽然这支鼓队的召集人郑发老弟很有积极性，5月3日那天却跑到我办公室来说明情况。他报告说，县上领导说没有经费，去不了。让我给县上领导说说，红玫瑰鼓队自己凑钱去北京。我给县上打电话证实了拿不出经费的这个说法，不免有点抓瞎。这就难办了，没有打鼓的鼓队，一切不都是瞎忙了。可我坚信，竖起招军旗，就有吃粮人，打起幡儿就有仙，这是屡试不爽的规律。但是，红玫瑰鼓队的召集人郑发老弟虽然很有积极性，热心地争取由他牵头的鼓队进北京，但县上领导不出面，谁敢把这么大的事情交给村子上的一个“社火头”呢。郑发老弟只是一位热心的乡村文化活动积极分子，虽然每年二月二“龙抬头”的节日里，他作为“社火头”把他那个村子里的社火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却只是一位民间人士，那时候他连乡文化站的文化专干都不是。没有县委县政府出面组织协调并给予权力的支持，仅凭一个“社火头”的赌咒发誓就答应他带着一群乌合之众进北京，那不是开国际玩笑吗。
这时候我转变了工作思路，想出一个偷梁换柱瞒天过海搅浑水的绝招。对各县区文化局长，我是煽风点火，造谣惑众，谎话连篇，大造舆论，推波助澜。对永登说城关要去，对皋兰说永登正在积极争取，对榆中县说，你们要是不积极争取可就不赶趟了。终于在舆论上营造出一种竞争态势。结果，这一招见了成效。听上去，各县区都在积极争取上北京。实际上，当时除了“红玫瑰”鼓队，并没有谁积极争取这件事情。永登的态度已经明确，拿不出五万元来。而城关区在夏季也实在是组织不起队伍来，榆中县几乎没什么动静。然而这种局面却不能对别人说。我对上级领导则是报喜不报忧，总说是一切顺利，决不敢说各家没有积极性，那不是“癞蛤蟆跳到浆窝子里——找着挨锤锤子”吗。“浆窝子”是兰州方言，就是捣蒜的罐子和捣蒜锤子的组合。一只癞蛤蟆跳到浆窝子里去，不是自找倒霉嘛，我不干那种傻事。终于，我的煽风点火造谣惑众产生了效果，皋兰县终于上了我的“当”了。
五
皋兰县文化局的两位局长听我这样煽风点火，生怕选择其他县区进京，终于坐不住了。一天中午下班后，我骑上自行车回家吃午饭，没料到皋兰县文化局的傅清局长和黄仪副局长居然开着一辆客货两用的皮卡，一路尾随着我，跟踪追击跑到我家里来了。记得当时他们三四个人还用一个破纸盒子装着几十个鸡蛋，说是乡里的土鸡下的蛋，营养丰富，味道也好。这就要打探消息，让我替他们说好话。我哪里敢接受这几十个鸡蛋的贿赂呀，可不收下又实在太尴尬，这两位局长与我是老熟人了，私人关系也很好。已经到了吃饭的时候，我就请他们在双城门胜利宾馆门前的一家餐馆里吃了午饭，算是他们送我鸡蛋的回赠。请他们吃顿饭，我在心理上就算是扯平了。这家餐馆是我的中学同学经营的餐馆，这餐饭倒也没有花几个钱，但拿这几个钱去市场上买鸡蛋，决不至于就买他们送给我的这几十个土鸡蛋，算起来，我还亏了本呢。吃完了饭，我答应他们一定说好话，其实暗自窃喜，偷偷发笑，心中一块石头落地，鼓队，算是有着落了。而他们去北京这事情，在我这个科长的层次上，就基本上算是定了下来。
现在我想，当时他们一定与其他县区联系过，各县区的文化局长经常到市上来参加群众文化工作方面的各种会议，一起开会的时候就互相熟悉了。但是，他们就是打听消息，人家也不一定会说实话，谁会说自己没有能力组织鼓队呢，那不是自己给自己脸上抹灰吗。皋兰的局长一定把我造的“谣言”当真了。
我立即向梁新副局长汇报了情况，当然不敢说鸡蛋的事情了。
那天，梁新副局长说你们先去看看。我就带着科里的干事燕文去了皋兰县文化局找到黄仪副局长，他立即陪着我们，这就去了西岔乡文化站，乡文化站站长汤斌老兄也是老熟人了，就带我们去了铧尖村。在村上的露天剧场里，我和燕文坐在剧场的台子上，面前摆着一张小学生用的破课桌，现场审看了鼓队的表演。
过去，兰州人玩太平鼓一般都在春节期间，闹完社火打完鼓之后，就把鼓挂起来，叫做“封鼓”。过去是挂在祠堂里，后来没有祠堂了，就挂在文化站的屋子里或者是露天剧场舞台的天花板上，不搭梯子，取不下鼓来。“封鼓”之后任何人都不许动它，等到来年春节再取下来清洁修理油漆之后再玩。往往还有一个开鼓启动的仪式，要拜一拜鼓神才可以动鼓。乡亲们有忌讳，夏天是不能动鼓的，不在季节里，随便动鼓，那是要招来祸殃的，这是几百年来传统的讲究。好在亚运会是大事情，黄仪副局长和汤斌他们也顾不得许多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向乡亲们作了宣传，讲明了去亚运会打鼓的意义，这才有一些积极分子参加了那天的鼓队表演。可是那天的表演并不很精彩，一是稀稀拉拉的只有二十几个人穿着日常的衣服打鼓，阵势不够大，看上去也不整齐。二是准备不足，事先没有排练，拿起鼓鞭来就打，打得并不很入我的法眼。但是，当时硕果仅存的这支有点积极性的鼓队若是被否定了，我怎么交差呢。秃子扮演和尚，烂劈柴钉板凳，先将就材料吧。就这样，他们按照原生态的动作和套路打了一场。打完之后，黄仪副局长让我讲几句话。我一是没有思想准备，二又不能随便表态，三是我那时候光知道跟着局长干活，出头露面讲话做指示还轮不上我。这时让我拿出“领导干部”的架口在一支队伍面前讲什么话，确实有点紧张。好在跟随领导干活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知道领导是怎么讲话的，就照猫画虎鹦鹉学舌地鼓励了一番。当然也得挑挑刺，我说，你们这是“低鼓”，没有“鹞子翻身”这个动作。雁滩的会打。你们会打吗？他们果然不会。当时，兰州城乡就只有雁滩的鼓队能打“鹞子翻身”，把二三十斤重的大鼓甩起来上下翻飞那是城关区社火队的绝活，其他地方不会打，也不学。一是人家不见得愿意教你，二是各个县区的社火队都有自己祖传的打法和尊严习惯，不大好意思学别人的玩意儿。黄仪副局长见我这样说，当场就表态，一定要掌握这个动作。下次来，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