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元旦朝会时，也以身材高大的武士四人，全副甲胄，立于殿陛之角，称为“镇殿将军”。这种镇殿将军只是暂时的。常年为人镇守家宅的，则是门神。清除旧门神，换贴新门神，也是除夕前必须完成的工作。门神虽不像灶神那样要受厨房里的烟熏火燎，可置身大门之外，无遮无拦，日晒风吹雨淋，儿童随手撕扯，到年底多也是破败不堪，非换不可了。迎送灶神，还有一个虽近于儿戏仍煞有介事的仪式，对于门神就连这一分恭敬都没有，旧神像扯剥不下来，就浇上水，用扫帚刷，实在弄不干净，也就马虎从事，直接将新神像覆盖上去。撕下的旧神像落在地上，也不收拾，遂沦为垃圾。所以有人感慨，门神并不是邪神，《礼记·祭法》中规定“王七祀”、“诸侯五祀”的对象中有“国门”，“大夫三祀”、“士二祀”的对象中也都有“门”，怎么就没有祀门神的礼仪呢。
王充《论衡·订鬼》将门神的源头追溯到黄帝时代：“《山海经》又曰：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于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这段文字不见于今本《山海经》，但说明至迟汉代已有画神于门的风俗。《风俗通义·祀典》中也有类似文字，而引自《黄帝书》，并且增添了不少附加物：“县官常以腊除夕，饰桃人，垂苇茭，画虎于门，皆追效于前事，冀以卫凶也。”用桃梗，是因为“梗者，更也，岁终更始，受介祉也”。用苇茭，是因为萑苇丛生茂密，“欲人子孙蕃殖，不失其类，有如萑苇”；“茭者，交易，阴阳代兴也”。门神旁画虎，是因为“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搏挫锐，噬食鬼魅”。
到了南朝，神荼与郁垒哥俩已被正式任命为披甲持钺、威风凛凛的“门神”。《荆楚岁时记》中的记载是“岁旦，绘二神披甲持钺，贴于户之左右，左神荼，右郁垒，谓之门神”，而同样用于门户的神物，在桃符、苇索之外，又多了一只鸡。据传庄子就曾说过，“挂鸡于户，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于旁，百鬼畏之”。《荆楚岁时记》引《括地图》曰：“桃都山有大桃树，盘屈三千里，上有金鸡，日照则鸣；下有二神，一名郁，一名垒，并执苇索以伺不祥之鬼，得则杀之。”这段话分明是前引《山海经》佚文的衍变，却增加了“上有金鸡，日照则鸣”的内容，可以作为古代神话在流传中逐渐丰满的一个例证。《春秋左传》中也讲了一个故事，说周大夫宾孟在郊外看到有雄鸡自断其尾，人家告诉他，这是因为雄鸡怕被选中作为祭祀时的供品。看来这一风俗的源头，确实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
古时过年，不但要吞鸡蛋以辟疫，而且要借助于鸡以驱鬼，鸡的神力可谓大矣。这种神力的由来，有几种解释。《风俗通义·祀典》：“俗说，鸡鸣将旦，为人起居；门亦昏闭晨开，扞难守固；礼贵报功，故门户用鸡也。《青史子》书说：‘鸡者，东方之牲也，岁终更始，辨秩东作，万物触户而出，故以鸡祀祭也。’”鸡与岁月更始、晨昏转换都有关系，所以新年祭祀要用鸡。同书又举出行之有效的验方：“今人卒得鬼刺痱悟，杀雄鸡以傅其心上，病贼风者，作鸡散，东门鸡头可以治蛊。由此言之。鸡主以御死辟恶也。”
《艺文类聚》卷第四引裴玄《新语》则作另一种解释。裴玄看到元旦凌晨，县官杀了羊，把羊头悬挂在门上，又杀鸡挂在旁边，听人说可以厌疠气。他去请教河南伏君，伏君回答说，冬去春来，土气上升，草木萌动，而羊啃吃百草，鸡啄食五谷，所以杀掉它们，有助于自然界的生气蓬勃。这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杀尽羊和鸡肯定是不现实的。
还是王嘉《拾遗记》中的“重精故事”，较为有趣。据说，尧在位七年，天下大治，有鸾凤来朝，又有麒麟出现，而鸱枭那样的恶鸟都逃到荒漠中去了。这时有只及国来献重明鸟，也叫重精，它目有双睛，形状像鸡，而鸣唱似凤凰；有时羽毛落尽，还能以光秃秃的肉翅飞行；重要的是它能搏逐猛虎，使妖异邪恶无法为害。人们争以琼膏喂它，但它有时一年中来几次，有时竟几年才来一次，所以举国之人莫不洒扫门户，以期待重精的到来。有人以金玉刻铸重精的形象，安置在户牖之间，能令魑魅鬼类自然退伏。所以今人每逢元旦，都要画鸡贴于门窗之上，其实是重精的形象。
由挂鸡于户，到画鸡而贴，已经仪式化了。而威猛的门神像，自然比画鸡更能令人心安。所以门神的形象日渐世俗化，而画鸡之俗则渐被人淡忘。直到现代，春节前还有卖玩具叫鸡、吹鸡的，有的用细竹筒加吹管，后插彩染鸡毛；有的以陶土烧制，尾插吹管；也有瓷鸡，尾部可吹响。其源头应当在这里。不过后世已淡忘了鸡的神力，清代人已经以为，让儿童玩吹鸡，用意是激励其“闻鸡起舞”。
北宋年间，门神已被画成武士模样。宋徽宗在位时，都城汴梁人家的门神时兴画成番邦武将，载虎头盔；王公之门，甚至以浑金为装饰，称“虎头男金饰”，以为“金人在门”是吉兆。没想到此后金兵南侵，打破汴梁，掠徽、钦二帝北去，“金人在门”成了北宋末年的一种谶语。至于唐太宗以秦叔宝、尉迟敬德为门神，在宋代尚不见于记载，直到明人小说《西游记》中，才编出这故事来，说魏徵梦斩泾河龙王，泾河龙王怪唐太宗言而无信，冤魂到宫中骚扰，唐太宗夜夜惊魂不安。遂有秦叔宝、尉迟敬德二将自告奋勇，“当天日晚，各取披挂，他两个介胄整齐，执金瓜钺斧，在宫门外把守。好将军！你看他怎么打扮：头戴金盔光烁烁，身披铠甲龙鳞。护心宝镜晃祥云，狮蛮收紧扣，绣带彩霞新。这一个凤眼朝天星斗怕，那一个环睛映电月光浮。他本是英雄豪杰旧勋臣，只落得千年称户尉，万古作门神。”当夜宫中平安无事，遂夜夜由二人把守，太宗又不忍二将辛苦，于是召画家画成二人图像，贴在门上，遂成后世门神范本。此后又有人以温峤、岳飞为武士门神原型，甚至攀扯到赵云、赵公明、燃灯道人、孙膑、庞涓等人的，莫衷一是。所以清代就有人提出，不必去追究门神的原型，只称其为门神就是了。
门神，除了将军、朝官之像，常饰以爵、鹿、蝠、喜、宝马、瓶鞍等物，都有吉语名称，如爵寓“加官进爵”，鹿、蝠、瓶鞍与“禄”、“福”、“平安”谐音等。此外，还有人书“锺进士”三字于红纸，贴在后门上，据说也可以御鬼。
锺进士就是锺馗，据说他在唐代曾参加过进士考试，但又据说他并不曾考中。锺馗虽是个似有若无的人物，倒确实在唐代已经进入神仙行列，被公认有驱邪捉鬼之能。传唐代大画家吴道子就画过锺馗；唐人孙逖、张说的文集中，有《谢赐锺馗画表》，刘禹锡有《代杜相公及李中丞谢赐锺馗历日表》。欧阳修《新五代史·吴越世家》：“岁除画工献《锺馗击鬼图》，倧以诗题。”可见当时采用此类画图已成定例。
锺馗故事，记载甚多而大同小异。《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六引《唐逸史》，说唐玄宗开元年间在骊山检阅军队，还宫后闷闷不乐，白日做梦，梦见一小鬼，穿绛色犊鼻裤，一只鞋穿在脚上，另一只鞋挂在腰上，光着一只脚，盗取了杨贵妃的绣香囊和玄宗的玉笛，绕着殿堂奔跑嬉戏。玄宗喝问是谁，小鬼回奏说：“臣乃虚耗也。”玄宗说：“从来没听过虚耗这个名字。”小鬼解释道：“虚者，望空虚中盗人财物，轻而易举；耗，即耗磨人家喜事，使反成忧患。”玄宗大怒，正要呼唤武士捉拿虚耗，只见一个身材魁伟的大鬼，头顶破帽，身穿蓝袍，头系角带，脚靸朝靴，一把捉住小鬼，先挖掉它的眼睛，然后撕扯成碎片，大嚼而尽。玄宗又问大鬼：“你是什么人？”大鬼回奏：“臣终南山进士锺馗也，因武德中应举不捷，羞归故里，触殿阶而死，是时奉旨赐绿袍以葬之，感恩发誓，与我王除天下虚耗妖孽之事。”正说话间，玄宗惊醒，身体的不快也全然消失。于是诏宣画工吴道子，说了梦里的情况，让他照样画出来。吴道子奉旨，好像亲眼看到一样，很快画成锺馗捉鬼图进呈皇上。竟看呆了，好一会才拍着几案说：“你是与朕做了同一个梦啊。”赐给他百两黄金。
按唐宋两代，民间确有新年期间点灯照床下的风俗，称“照虚耗”，唐代常在正月十五日夜举行，也有人以正月十六日为“耗磨日”；宋代则在腊月二十四日夜“照虚耗”
后人考证“锺馗”当系“终葵”之讹。终葵是古代一种棒槌的名称，也可能就是打死后羿的那种桃棓吧；驱疫逐鬼的大傩仪式，总要挥舞终葵，久而久之，终葵在人们的心目中，也成了驱鬼神物的象征。
清代皇家仍非常重视供奉锺馗。据史玄《旧京遗事》记载，皇宫中每逢除夕，各宫门都要改换春联，并重新安放绢画锺馗神像。锺馗像装在三尺长的素木小屏上，缀有铜环，使于悬挂，十分精雅。而在除夕之前，宫中就会颁赠锺馗神像给各位皇亲家，并赐以荤素供品。皇亲们为了炫耀自己的得天独厚，又分赠给朝中的贵官。贵官之家也以此为荣，乃招集京城中的名士，宴饮赋诗为乐。皇家供品中的果仁及榛、栗之类，都以茜汁染成红色，艳如秾桃；又用羊脊筋，除去里面的油脂，成为空管，捣灌肉泥进去。这作法颇有些像后世的香肠，但羊脊筋很细，做起来想必更费功夫。
新年承续古代腊祭的传统，所以辟邪之外，祭祀祖先也是一项重要的内容。新年期间，祭祖活动不止一次，如正月初一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应该祭祖，有的地方初三、初五、初十也要拜祭，通常一直要延续到正月十五夜；南京风俗更迟到正月十八落灯，祭拜之后，将祖先影像收起，称“落影”，才算结束。
祭祖前有一项要务，就是关上大门，或以红纸封贴，称为“封财门”。此门一封，家中的财气就不会外泄，也不会再有外人前来打扰，一家人可以安心过年。待大年初一早晨放过鞭炮，才能开门，称“开财门”。此外，还有祭井。大户人家，深宅大院中都会有井，除夕夜佣人将水缸盛满，估计足够元旦之用，乃请主人行祭祀礼，然后以两根红纸条十字交叉贴在井口上，称“封井”，元旦傍晚再祀后才能打开，称“开井”。
祭祖之先，要将收藏了一年的祖先画像请出来，悬挂在堂屋的北壁，即中堂，是家宅中最为尊贵的位置，南京称为“悬影”。厉鹗在《可庵遗像记》中说：“古者人子之于亲亡也，至汉氏以来，乃有画像。虽非古制，实寓生存，遂相沿不能废。宋之先儒，有‘恐似他人’之议，则画手不可不工也。”所以一定要请善画肖像的画家，认真画成大幅中堂画，千万不能弄得像别人家的祖宗。不过厉鹗说祖先画像的源头可以远溯至汉代，是很可怀疑的；但宋儒既有议论，可见在宋代确已出现；而在民间普遍流行，还是明清时期的事情，十年前流入古玩市场的清代祖宗画像还无人问津，现在也被当成宝贝了。吴人将这种祖先画像称为“喜神”，女性祖先画像称“女喜神”，杭人称“神子”，又有三代、五代祖先合绘一图的，则称“三代图”、“五代图”，平时仔细收藏，除夕之夜悬挂，通常到正月十五就要收起，所以有诗道“若非除夜何能见，才过元宵不可留”。这当然是普通人家的情况，真正的豪门望族，都设有专门的宗祠，祖宗遗像和牌位常年安置在里面，到时候就不是请出祖宗像，而是打开宗祠门，子孙后辈依次进入列队焚香拜祭。不过宗祠的大门平时同样紧闭，轻易不得打开。
祭祀时上供果，燃香烛，由家长率领，整肃衣冠，依长幼之序顺次跪拜；祭祖是自己家中的事，外人概不参予，不过亲戚朋友来拜年时，也有到祖先遗像前行礼的，称为“拜喜神”。祭祀祖先的供品，据《帝京景物略》卷二记载，“祀以狮仙斗糖、麻花馓枝，染五色苇、架竹罩陈之”。清代苏州风俗，用香蜡、茶果、粉丸、糍糕。南京人祭祖，有一种必用的特色供品叫飥饠，可能是与儿童玩耍的陀螺形式相类而得名，以小麦面炕成圆形，中空如鼓，填装红糖，削竹片串起来，或三个或四个为一垛，上插纸花，又名“桌面”，为南京所独有。这种飥饠，笔者已未见过，儿时所见人家祭祖面点，多用发糕，与馒头是同样的做法，但水多面稀，整片上笼，蒸出来气孔尤多，膨大特甚，乃取其发旺之意。而南北各地，以供年饭为最普遍。
这里所说的年饭，不同于除夕全家聚餐的“年夜饭”或“团年饭”，是专门烧煮用于供奉祖宗的，通常盛在大海碗里，上插松柏枝，并点缀红枣等果品。留置年饭的风俗甚古，《荆楚岁时记》已记道：“留宿岁饭，至新年十二日，则弃之街衢，以为去故纳新，除贫取富也。又留此饭，须发蛰雷鸣，掷之屋扉，令雷声远去。”只是当时还没有与祭祖相联系。北方的年饭较南方更为讲究，据《燕京岁时记》所载，北京的年饭要用金银米，也就是金黄色的小米和银白色的大米混合煮成，上插松柏枝，缀以金钱、枣、栗、龙眼、香枝，破五之后才可以撤去。苏州的年饭盛在新竹箩中，上插松柏枝，并配以红橘、乌菱、荸荠诸果以及元宝糕，陈列于中堂，新年期间不另煮饭，就取此饭蒸食，意为“有馀粮”；大户人家人口多，煮成的年饭可能不够，故而又预淘数日之米，也供在案头，称为“万年粮米”，在新年期间可以取用煮食。
民国年间夏仁虎《岁华忆语》，记述南京人家除夕活动相当详细。南京是个五方杂处的地方，正当中原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的交汇点，又曾受太平天国带来粤西文化影响，其民俗兼容并蓄，故或可以此一斑而窥全豹。除夕之夜仅祭祀之礼就有三项：祀祖先，祀灶，祀天地。先说祀祖，在悬挂祖宗遗像的堂屋中，全家按大小分桌列馔，依次行叩拜礼，值得注意的是“祭毕不送”，因为要请祖宗在家过年。祖宗遗像前供的年饭，在遗像收起之前，一直不撤。除了家长的供品，家庭中已成家的儿孙，也要代表小家庭准备一份供品，通常是枣、橘、柚等果品，称为“供果”。四世同堂、子孙繁盛的大户人家，中堂前的几案上往往摆得满满当当，层层叠叠，成为令人羡慕的家族兴旺景象。然后是接灶，迎灶神下界，将厨房收拾洁净，在灶龛中贴上新灶马，或写有“东厨司命之位”的红纸，旁贴小春联；供品与送灶时相同，另加年饭和飥饠。有些人家则将锅灶收拾清空，只放一块豆腐在锅上，意思是让灶神看见这家穷得只有豆腐可吃，当生怜悯之心，来年会保佑其发财。人们对于灶神的心理，颇为微妙，一方面敬畏有加，一方面又觉得“君子可以欺其方”。
但南京有一点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少有在大门上贴门神的。据《金陵岁时记》记载，较常见的是在后门上贴锺馗像。内室各门则贴各色年画，如老人住房用“推车进宝”、“四季平安”，青年夫妇房门则贴“麒麟送子”、“五子夺魁”、“冠带传流”等；单扇门贴一种圆形的和合图，名“一团和气”或“和气吉祥”；也有财神、仙官形象，以取吉祥之义。
忙忙碌碌中，已近午夜，于是全家聚合辞年，堂上供起天神纸马，上写“答谢天地”，生火盆，燃炮竹，供以清茗及发糕、年糕之类，家人齐集拜跪，感谢天神庇佑一岁平安。拜完天地，祀神仪式就告一段落，转入家族中的辞年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