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期间，家庭中的重要艺术装饰，是贴年画。年画一词，出现甚晚，清代道光末年李光庭《乡言解颐》中记“新年十事”，有“年画”一事：“扫舍之后，便贴年画，稚子之戏耳。然如《孝顺图》、《庄稼忙》，令小儿看之，为之解说，未尝非养正之一端也。”这里说到年画的装饰娱乐性，也说到其具有一定的教育功能。
年画可以算是中国美术史上寿命最为长久的画种。东汉蔡邕《独断》中提到的“画荼、垒并悬苇索于门”，南朝梁萧绮录《拾遗记》中所说的“刻画为鸡于户牖之上”，是门神画的滥觞，也是年画的肇端，迄今已有二千多年历史。灶神等各种神像，也都属年画的题材。雕版印刷术发明后，很快就被应用于年画制作，木版年画在北宋已经广为流行，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称为“纸画儿”，且有专门的售卖店。各地年画的名称不一，如四川绵竹称“斗方”，杭州称“欢乐图”，苏州称“画张”。元明以降，年画的题材日渐丰富，到清代愈加昌盛，除了传统的各式神像，表现吉祥喜庆、世俗生活、神话故事、小说戏剧、诙谐讽世以至时局新闻的年画，应有尽有；全国各地都有专门的年画作坊，并出现了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河北武强、河南朱仙镇、四川绵竹、陕西凤翔、山东潍县等一批着名年画产地。
年画不但与中国岁时风俗紧密相关，而且是与传统建筑样式两相适应的艺术品，其形态也多依据庭院结构而设计，如双扇对开大门上贴秦琼、尉迟恭两位“武门神”，堂屋门贴戴乌纱帽、穿文官朝服的“门官”，卧室贴麒麟送子、招财童子等“门童”，堂屋北壁贴整张纸大的“中堂”，厨房贴“灶马”，窗槅上贴“窗花眼”，水缸、粮囤上贴相应的“斗方”，市肆作坊贴成套的“四扇屏”或“八扇屏”等。近年来全国大中城市推行“老城区改造”，传统建筑几被拆除殆尽，改建为盒套式的住宅楼，再加上社会艺术追求趋向的完全改变，人家讲究的是挂名家字画或油画，现代印刷的年画几无人问津，而传统手工木版年画已经成为收藏对象。就是在农村里，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规范住宅的推行，以及农村青年进入城市的频繁，城乡文化交流的密切，年画也就很少有用武之地了。
年画之外，还有一种剪纸艺术品，名为“挂千”，俗称“挂络”、“挂落”，也谐音为“挂乐”，是平民百姓家常用的装饰，豪门大族则很少使用。其做法是用一尺长左右的彩色纸，刻剪出吉祥图案或吉祥语，下方剪成流苏穗，五张为一组，粘贴在门楣之上，一排红红绿绿，与桃符相辉映，俗称“欢乐图”；两边贴的小春联，称作“欢乐对”。最简单的一种，只分别写“福、禄、寿、财、喜”五个字。也有刻八仙人物的，多用于佛像前悬挂。还有一种黄纸长三寸、红纸仅长寸馀的“小挂千”，系布店所专用。文革前农村仍普遍流行，文革中一度遭禁；1986年笔者回插队的苏北农村，又见此物，还收集过一些。
此外，春联也是营造节日喜庆气氛的重要物品，祭灶之后，渐次粘贴，千门万户，焕然一新。与年画多印制不同，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前，春联仍须手工书写。文人学士自己撰写春联，留下不少佳话；但多数人家还是要请人书写，卖春联也就成为新年市场中的一种特别景象。
在人文荟萃的苏州，除夕前一二十日，塾师就领着学书法的儿童，在门上贴出“春联处”的招贴，开始写卖春联。书写的内容，多属千金百顺、宜春迪吉、一财二喜及家声世泽等流传久远的吉庆套语，或唐宋名家的诗句。周宗泰《姑苏竹枝词》写到这番景象：“学书儿童弄笔勤，春联幅幅卖斯文。人来问价增三倍，不使鹅群笼右军。”
天子脚下的北京，也是自腊八以后，就有文人墨客，或在市肆屋檐下，或在摊贩人丛中，摆出桌椅纸墨，代人书写春联，以图润笔。也有人能根据客户的具体要求，专为撰写对联。写春联多红纸，惟内廷及宗室王公等例用白纸，另镶以红边、蓝边，非宗室之家不得擅用。
南京有专以代书春联为业的“字馆”，晚清最有名的是水西门大街孟家书法。每逢科举考试发榜，文武乡榜皆其一家手笔，黑大光方，写起来又快又好看，写春联自然更不在话下了。不过这种字体被文人看不起，进不了书法史，俗称为“廊上字体”。明初定都南京，将商市麇集的街巷称为廊，“廊上字体”也就是只配为商店写写牌匾招幌，挣点纸墨钱的意思。
写春联的文人，多另有职业，不过借此赚点外快。至于指望藉写春联挣钱度年的贫困者，景况就很难堪了。清末张春华《沪城岁事衢歌》中，就写到这种“挈纸一束，于稠密处缮门帖偶语”的“贫而失业者”，到了除夕晚上还舍不得收摊：“艰难最是杖头钱，灯下风翻五色笺。有客可怜寒彻骨，冻毫冰砚写春联。”
近十馀年来，城市中单门独户的宅院消失，新式住宅楼门户狭窄，贴春联的人大为减少。
农村里贴春联的人家虽尚多，而所贴春联大抵为印刷品。过去那种在年货市场中摆摊子代写春联的景象，再也看不到了。
像卖春联者这样，没有生财之道，没有谋利之本，希望借新年风俗以求生的穷人，还有不少。
北宋都城东京，每逢腊月，都有穷苦乞丐三五成群，敲锣打鼓，扮演驱邪逐祟的傩剧，挨门乞钱，俗称“打夜胡”。南宋都城临安也有类似活动，街市贫丐三五人为一队，装神鬼、判官、锺馗、小妹等形，以锣鼓吸引观众，沿门乞讨。因为迎合了人们的辟邪祈福心理，所以往往能有收获。清代苏州也有类似活动，如“跳灶王”，从腊月初开始，乞儿三五人一伙，扮灶公灶婆，各执竹枝，在人家门庭演唱乞钱，至二十四日方止。因为二十四日灶神升天，民间自不宜再有灶王爷出现。“跳灶王”之外，还有“跳锺馗”，则可以直跳到除夕方罢。其他地区多在腊月下旬才有此类乞讨活动，苏州、杭州竟前推二十馀天，大约也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富裕人家较多，能讨得赏钱的缘故。这些人所唱的歌儿，从清代民歌集里还可以看到，如《霓裳续谱》中的一首“平岔”：“新年到来，诸事安排。见家家贴着门神，挂钱对子，插着芝麻秸。爆仗纸儿放的满地白。新年新衣添新气，不只见满街上闹闹烘烘，拉拉扯扯，把把年拜。发万金罢，太爷！不敢太爷！好说太爷！岂敢太爷！太爷新春大喜，就大发财！”
清代到民国年间，四川有“送财神”之俗，当然不是把财神爷送走的意思，而是市井无业子弟装扮成财神“送”到人家门上，所以又称“装财神”，变相乞讨。春节期间聚合三五人，或装扮文、武财神，或敲锣打鼓，直入人家堂奥。文财神文官打扮，坐下说唱吉祥贺语，以讨主人欢心；武财神武官气派，涂黑脸，作骑虎之态，手举神鞭，不言不唱，威势凌人。主人须赠以钱帛，并敬酒款待。财神们一饮而尽，满意离去。这还算带有娱乐性质，财神们装模作样也颇辛苦。此辈后简化手续，以红纸印画财神，挨户售卖，人家也不便将送上门的财神推出门去，只得出喜钱买下。
苏州各方地保，则以新历本逐户分送，人家感谢地保在一年中的关照，也担心他在来年的骚扰，必定按市价加倍买下。开始只是乡间里正藉此谋利，后来漫延到城中，城里居民也不敢不买账。这要算那个时代的“以权谋私”吧。
历书是中国最早的雕版印刷品之一，唐五代时已经出现。历书不但记录年月岁时，更重要的是备有每日的凶吉宜忌事项，人家每有大事，必须查考历书而后行，所以也是年关必备之物。既属家家要用，其发行量自然很大，但出版是相当严肃的，必须由国家天文机构统一制订，然后由朝廷颁行。徐珂《清稗类钞·时令类》记道：“钦天监岁有定期进呈次年历样，十一月初一日颁历于百官。其进呈御用者，有上位历、七政历、月令历。又上吉日十二纸，每月粘一纸于宫门。御赐诸王有中历，各布政司则皆礼部所颁钦天监印造历，遍及民间。无钦天监印者，为伪造，律处斩。”伪造历书不同于一般的盗版活动。因为中国古代信奉“天人感应”，认为四时变化是上天神秘意志的体现，“惟圣人知四时”，对历法的掌握，也是具有控制民众权力的一个标志。普通百姓直接与上天沟通，就有与帝王争权的嫌疑，所以会是杀头的重罪。就是购买、使用伪造的历书，都免不了要受牵连。《清嘉录》中特别提醒读者，历书“有官板私板之别。官板例由理问厅署刊行，所谓私板，民间依样梓印，印成，仍由理问厅署钤印，然后出售”。依照官版翻印，还须经官方盖印认可才能出售。如此说来，作为基层政权代表的地保逐户售历，倒是对子民的一种爱护了。
江南一带，城市繁华，居民死后只能葬在城外乡间，往往请附近的乡民代为照看祖坟。这样的管坟人，南京称为“坟亲家”。坟亲家与坟主一年只有两次接触，一次是坟主清明下乡扫墓，照例要付给管坟人一定的酬劳，管坟人则请坟主到家中吃一顿便饭。另一次就是腊月里，管坟人采摘松柏枝，辅以石楠、冬青，扎成小把，供坟主家人祭灶送神之需，或年饭中插用，称“冬青柏枝”，又名“送灶柴”，也有再带上一些农副产品的，坟主家必有相应酬谢，还会招待简单酒食，实际上也是对坟亲家管坟的报酬。
松柏枝寓松柏长年之意，为人所爱，不仅用于送灶、祭祖，新年期间也悬挂于堂中。又可以用来制“老虎柏子花”，也称“长生花”、“长春花”、“元宝花”，以柏叶铺底，剪绒为虎形，扎成小朵，名“老虎花”；旁缀小虎的，称“子孙老虎”；或者剪人物为寿星、和合、招财进宝、麒麟送子之类，为小儿女做妆扮，故为妇女所喜。因为家家须用，所以有乡人沿门叫卖；城里也有店家售卖。记得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各机关春节门饰，除“欢度春节”的红布横幅外，还常常辅以松柏枝。
北京、天津等地则有“进财水”之俗，卖柴、卖水人主动送货上门，主人“接财水”，要厚给价。南方秭归也有“卖银水”的风俗，有人送水上门，即使水缸已满，也要欢喜相接；水流满地，更认为是好兆头。
年关逼近，还有两件事，虽与节庆无关，但必在此时进行。
一是商家讨账。《清嘉录》卷十二记道：“土俗，贸易场中，以端五、中秋、除夕为三节，按节索欠，谓之三节账。除夕一节，自昏达旦，虽东方既白，犹络绎道途，不嫌笼灯入索也。”按例年初一不可逼债，但债主们追债追到大年初一天亮，只要手中提着灯笼，就可以算是除夕夜还未完。
一是赈济穷人。《西湖老人繁胜录》记道：“雪夜，贵家遣心腹人，以银凿成一两、半两，用纸裹，夜深拣贫家窗内或门缝内，送入济人。日间散絮胎或纸被，散饭贴子无数。”《沪城岁事衢歌》咏道：“芦帘半卷掩颓椽，谁赠孤嫠度岁钱。琐屑米盐斜照里，黄昏初起万家烟。”乐善好施之家，平时就悄悄注意周围有哪些人家极度贫困，暗记在心，到除夕前两三日或除夕夜，带上一小袋米或小串铜钱，放在人家门口，轻轻敲门，见有人开门即行走开，不让主人知道是谁的馈赠，也是不令人难堪的意思。受之者往往因此得度年关。作者说“此俗颇古，愿同志者推广焉”，也是出于劝善之心。
三、祀祖守岁
最初的除夕风俗中，驱疫、辟邪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荆楚岁时记》记道：“除夕，宜焚辟瘟丹，或苍术、皂角、枫、芸诸香，以辟邪祛湿，宣郁气，助阳德。即閟室虚堂，亦无不到。”《艺文类聚》卷第五引《养生要》曰：“十二月腊夜，令人持椒卧井旁，无与人言，内椒井中，除瘟病。”直到南宋，依然如此。据《梦粱录》卷六记载，杭州城里，每到岁尾，店铺商家，寺观医士，都要以各种辟瘟驱邪物品，赠送常年主顾，以联络感情。百货店画门神桃符，迎春牌儿；纸马铺印锺馗、财马、回头马等；也有以苍术、小枣、辟瘟丹相赠的。宫观道士，则以交年疏、仙术汤等送檀越施主家。医士亦馈屠苏袋、诸品汤剂，或以五色线结成四金鱼同心结子、百事吉结子等，送与主顾，接受的人则悬于额上，以辟邪气。古代人物画中，可以看到有人额头上挂着个小花线结，原来不光是为了装饰，更有辟邪的作用。街市上则出售较大的锡打春幡胜、百事吉斛儿，以备人家在元旦悬于门首，作为新岁的吉兆。走街串巷叫卖苍术、小枣及爆竹、成架烟火的商贩络绎不绝。无论大家小户，都赶在除夕前洒扫门闾，清除尘秽，洁净庭户，换门神，挂锺馗，钉桃符，贴春牌，祭祀祖宗。在除夕之夜，则以准备好的迎神香花供物，祈祷新岁的平安幸福。
明代北京，时交除夕，五更天就要点起香烛，行迎送之礼，一边送玉皇上天，一边迎新灶君下界。然后，要插芝麻秸于门檐、窗台等处，认为可以将鬼困在芝麻秸中，不能出外行祟；芝麻秸的另一个作用，是遍撒在庭院之内会行走到的地方，踏上去噼啪作响，称为“跴岁”。后世则以为芝麻秸象征着“节节高”。在门窗上贴红纸葫芦，也可以有收瘟鬼的效用。到夜晚，在庭院中以松柏枝、杂柴烧火，称为“烧松盆”，可以驱除邪气。南方也有类似风俗，称作“籸盆”，除夕之夜，家家于门前街心烧火，杂以爆竹，视其火色明暗，以卜来岁祲祥。乡间庭院宽敞，人们又要比谁家的火色亮旺，于是在门前将松柴堆架成井字形，直到齐屋高，点火焚烧，烟焰烛天，灿如晚霞，星罗棋布，十分壮观。
到了晚清，北京的除夕祀神仪式，又发展出一种“天地桌”，在中庭排列长案，供奉诸天神圣全图，称为“百分”。百分之前，陈设蜜饯一层，苹果、干果、馒头、素菜、年糕各一层，称为“全供”。供上签以通草八仙及石榴、元宝等，谓之“供佛花”。到接神时，将百分焚化，然后每天接递烧香，直到灯节为止。除夕接神以后，就算进入新年，在初次出房时，必须查看皇历，迎着喜神所在的方向礼拜。
驱疫之外，是镇邪。《荆楚岁时记》中的办法，是“十二月暮日掘宅四角，各埋一大石为镇宅”。到了宋代，不用石头了，而以活人扮演各种镇邪角色。《东京梦华录》卷十记载，每逢除夕，皇宫中都要呈演大傩仪式，皇城亲事官、诸班直等戴上假面，穿上绣画彩衣，手执金枪、龙旗；身材魁伟的教坊使孟景初，身穿全副镀金铜甲，装扮将军；另有镇殿将军二人，同样身披铠甲，扮演门神；挑选相貌丑陋、身材肥胖的人扮判官，又由人分头扮锺馗、锺馗小妹、土地、灶神之类，一共千馀人，自皇宫中驱祟而出，到南熏门外转龙湾，“埋祟”而罢。当天夜里，宫中爆竹山响，震动全城。延及南宋，国家只剩半壁江山，朝廷偏安一隅，驱傩活动却声势更大，各种角色，头戴面具，身着绣画杂色衣装，手执金枪、银戟、画木刀剑、五色龙凤、五色旗帜，由教乐所的演员扮将军、符使、判官、锺馗、六丁、六甲、神兵、五方鬼使、灶君、土地、门户、神尉等神，鼓乐齐奏，将宫中邪祟驱出城外。元代的驱邪活动自有特点：“以诸般肉置于桶中，二人抬而出殿前，一人执黑旗于前，出红墙门外，于各宫绕旋，自隆福宫、兴圣宫出，驰马击鼓举铙奔走，出顺承门外二里头，将所致桶中诸肉抛撒以济人，谓之驱邪。”无论其本意如何，能达到“济人”的效果，总比宋代的“埋祟”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