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都市爱要怎样说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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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

大虞最后是和县城里另一家工厂的女大学生结婚的。也是上海人,学工出身,六八届毕业。这也是大虞理性的表现,即便不能找到审美理想中的对象,那么就尊重实际,找合乎现实条件的伴侣。大虞的妻子是瘦小的,貌不惊人,身体孱弱,她一直在暗中喜欢大虞。他们在农机厂里,大虞的单身宿舍结了婚,然后大虞妻子就怀了孕。在一个大雪封门的晚上,大虞妻子提前临盆了。大虞踩着半尺高的雪去找医生,医院关着门,他又找到医生的家,医生家也关着门。于是,大虞只得回到宿舍,自己给妻子接生。孩子生下了,是个女孩,像一只猫,不会哭,一息尚存。大虞将孩子裹在棉袄里,抱在怀里,在屋里来回踱了一宿,想把孩子暖过来,哄过来。可是,天亮时分,孩子还是死了,死在这个雪封的寂静的时刻。这就是大虞的遭遇。其时,农机厂的知青们一个一个地都走得差不多了,关于知青后来有着许多补偿性的政策。另有一些像大虞这样分配来的大学生,也都自找门路,走得差不多了。农机厂里只剩下大虞一个上海人,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走,结果把孩子生在了这个荒凉的地方。知青们走了之后,这里可真是冷清啊!

我们在的时候,可说是黄金时代。大虞是我们的兄长,他将他的房间提供给我们的男生住,为我们打饭打菜,请我们看电影。当我们之间有了龃龉的时候,充当斡旋调解。而当我们闹起小心眼,对他心生芥蒂的时候,他则作浑然不觉,等待我们脾气过去,回复常态,再一如既往。那阵子,我们这些下乡知青,在农机厂拥来拥去,旁若无人地高谈阔论,吃饭时则挤在最前面,一买一大堆,以至后来的人都没了菜。人们都对我们侧目而视,背底里闲话也很多。可我们不管这些,老实说,我们压根儿没把这破厂放在眼里,也没把这破县城放在眼里。我们我行我素。在农机厂的知青里,有一个来自上海复旦附中。这是一个市级重点中学,地处上海东北角,学生都是住读。因是高等学府附属,深受学术风气熏陶,学生们与普通中学气质很不一样,学养很厚的样子。这个复旦附中生是个比较母性的女生,很会照应人,集体户的男生得她照顾已成习惯,就很依恋地往农机厂跑着。有的还正式在她这里养病,吃住得十分安心。这些青年都热衷于政治和哲学,到了农村便积极进行社会调查,然后起草“中国农村现状之分析”,我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认识,就是对自他们的传播。他们的话听来半懂不懂,但这些艰涩的名词和概念,却非常有魅力。在它的字面后头隐藏的,是一种与它本意完全不同的东西,这种东西其实更接近文学,这是一个审美范畴内的东西。它的性质到了我们中间,发生了奇妙的变化。这些概念完全不再是哲学的了,它成了一个艺术的符号。它们与我们日常使用的词汇,语言,句式,那么不同,和现实相去甚远。这些从外来的概念生硬翻译而成的名词,在我们这里,散发出唯美的光辉。它的不同寻常的字和字的组织,由此生发的字形,音节,在我们的实用性语系之外,建立了另一套系统。它交流的是一些不名所以,模棱两可的思想。这思想,或许称不上是思想,它只是一种茫无所措,游离失所的思索的片断。它们很像是一个思考的不成形的胚胎,在寻找自己的躯壳。又像是相反,是一些躯壳,在寻找思考的实质。这是一种虚无的游戏,我们使用着空洞的美文,你一言,我一语,竟然能衔接得如此严密。紧凑,并且连篇累续。这一切都带有极强的虚构的意味,也就是文学的意味。说这是一个文学的时期,还是指我们的生活方式,这包含有我们的行为都带有着虚拟的情节的含义。那不是一个实用的年头,真实的世界非常狭小,我们只能享用虚构的生活。

前面说过,阅读已经满足不了我们,写作的时代就此开始。最有力的证明就是那首流传甚广的南京知青写作的“知青之歌”。其实,这首歌只是那时期的写作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许多写作都自生自灭,随着时间自行消失了。这些写作所以没有昭示于众,一方面是因为社会的原因,因这些写作表现的是个人的情感,显然违背社会总体原则;另一方面也出于个人的自谦的心情,我们深以为是大胆造次,非常害羞,只拿此当作游戏,自己写,自己看。所以,这时的写作倒是纯粹的私人化写作,没有一点功用的目的。我们的写作深受我们的阅读影响,具体地说,就是受旧俄文学的影响。只要举一个作品为例,便可看出这点。那是我们中间的一个写作的作品,渐渐地传开了。有时候,我们写了东西,也在私底下传看,讨论,学习。这是一篇小说,写的是一名知青,在一个偏僻的小城里,在粮站认识了一个压面条的老人。由于她常常去那里买机压面,便与老人熟识起来。老人有着不同于常人的文雅的气质,谈吐间流露出他颇有来历。他单独一人住一间小土坯屋,在倾斜的河岸。他的屋里有着许多书籍,古今中外,以苏俄的小说为多。知青和老人渐渐成了忘年交,时常上门借书。就这样,她慢慢地知道了老人的身世。原来他是一个右派,被放达到偏僻的小城。他的妻子早已离地而去,剩他孤身一人,急着晚期的结核病。有一次,知青回家过年,再来小城时,粮站里区面条的却换了个年轻人。她又寻到老人的小屋,见小屋锁着门,门前河岸上,却多了一座坟墓。这样的故事遍布旧俄时期的小说情节之中,情景气氛也是西伯利亚式的的,但却与我们所处的现实契合得很自然。人物以及人物的邂逅关系贴近着我们的生活,是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说真的,这篇小说很能反映我们那个时代,那个隐居的时代。我们可在根深蒂固的社会关系中,突然发现一种新的,外来的因素。这种因素很不起眼地嵌在这些偏僻的历史的墙缝里,慢慢地长了进去,成为它的一部分。可是它却给原先纯粹的历史和社会掺进了沙子,改变了它的稳定的性质,有一些根子一样的东西就动摇了。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自己就是那种沙子,那个时代的隐居者。

我们穿行在县城的石子路上,县城的表情似要比乡间冷漠。它们不太关心我们,视我们于无睹,我们和它两不相干。乡间却是柔软的,它要温情得多,时常感动着我们的心。可是在乡间的柔软底下,其实是有一股韧劲,它的柔软是因为它的质地特别纯,颗粒细腻,彼此间挤压很紧。它们是更为绵密的结构。而县城则是有杂质的,它的成分比较粗砺,组织比较松散,事实上,它远不如乡间来得坚实。在它的漠不关心的底处,是兼容并收的空子。对于外来的因素,柔软的乡间是有足够的消化力,将其演变为可以吸收的成分,当然在这演变的过程,它自身的性质也在潜移默化。而县城则要粗略一些,它的胃口比较大,它容纳那些不完全对脾性的东西,不消化也不要紧。这就是它杂的缘故。因为它杂,它就没有乡间那种一贯如一的风范。那种一贯如一的风范是内外和谐,首尾相应,气韵通顺的景象,它有着完整的自给自足的循环系统。而县城别看它外表生硬,实质是要软弱些的,但也还行,虽有些疏松破碎,但足以支撑到底。隐居者们便嵌进了这些历史长壁的裂痕里面,他们孱弱的生存结成了裂痕里的藤蔓植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