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文学生涯里，还出现过一些昙花一现的人物。他们是我们生涯里的过客。我已经想不起来那位复旦大学六六届生，究竟是在县城里的哪个单位？他为什么是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的？他肯定就是在这个县城的某个地方，是那四十人一批的上海大学生之一。他们在同一天里从蚌埠乘船来，登上码头，然后分散在县城的各个单位。可是他又明明只露面过这么一次，从此无影无踪。他的音容笑貌，宛如眼前。他是那类旧式的上海人，中山装像西装一样整齐服帖地穿在身上，袖口里露出雪白的衬衫袖子，毛料的裤缝笔直，微尖的皮鞋擦得铮亮。他也是戴(王秀)琅架眼镜，但和大虞不同。他的眼镜更像是一种装饰，镜架也是老派的精致。他身左身右伴着我们这些邋遢的知青，走在县城的石子路上，怎么看也不像。人多少是要受环境影响的，来到这里的上海人，即使是像大虞那样严格自守的，也不免要有些妥协和迁就。比如，大虞就经常穿一双高抵膝下的胶皮防水靴，是有些戏剧化，但也是内地式的戏剧，与上海的风气相去甚远。而这一位，却决不。他的步态，身姿，说话，微笑，一丝不苟，没有一点走样。我不记得他是否说过普通话，想来这是不得不说的，要不，他怎么生活呢？而他的上海话则使我印象深刻，那是最最标准的上海话。如我们这一辈的上海人，有许多字词，都不会发育了。这时候的上海话，已吸收了相当多的北京语的字词，尤其是务虚方面的。当要表达思想，感情，观点，观念，我们不得不以北京话来代替。而他不，他坚持用纯粹的上海话来进行，并且贯彻到底。而且，他将上海话说得那么温文尔雅，这也是不容易做到的。开埠不到一百年的上海是个粗鲁的地方，上海话难免是有些俚俗气，还有些江潮气。可他，改变了这种语言的面目。这种上海人，大都集中在上海的西区，世家出身，西学教育，再加欧风陶冶。但也可能只是普通职员家庭出身，是耳德目染，精心学习的结果。这就是海派，是十里洋场的上海的正传。现在，他来到了这个县城，来到我们中间。
他所以找到我们农机厂来，是事出有因。农机厂的这伙人，在县城里相当出名。在我们的周围，渐渐围拢了一些别的单位的知青和大学生，就像我们的外围。其中有窑厂的，手管局的，中学的，小学的，还有文工团的。他找我们，就为了与县城文工团的上海知青接上头，因为他要介绍一个上海待业青年来投考文工团。他就是这样来到了我们农机厂。是为了与我们笼络关系，还是真对我们有好感，那几天，他与我们混得很熟。他先是听我们谈，接着就加入了讨论。他一旦发言，我们便全噤了声。我们显然不是同他一个量级的，在他面前，我们都成了小学生，只有听的份，没有说的份。过后回想，其实他是很技巧的。他巧妙地把谈话引开，引入另一个领域，这个领域正是他的强项，而我们都是弱智。这是个什么领域呢？就是杂闻博见。他谈三十年代的好莱坞电影，五十年代的苏联戏剧，还有上海的文坛旧事。他不温不火、不紧不慢地说着这些，在我们听来都像是海外传奇。我们是连提问的准备都没有的，他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而他却渐渐地惜字如金，越说越少，在博得我们的崇拜之后，他就不再说什么了。其时，他的沉默都是有含义的，都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和思考。他坐在农机厂宿舍的床沿，用我们的搪瓷盆吃着农机厂的饭菜。可他从容镇静，仪态一点不打折扣，上海的风范也不打折扣。这真是一个奇迹，可一切都显得非常自然。
他也带来了那个从上海来考文工团的待业青年，到我们这里做客。事前，他已经与我们谈了这女生的身世。这女生是因身体原因而划入“待分配”一档的。“待分配”就是免去下乡，留在上海，暂缓分配的意思，是上海的毕业生求之不得。可这女生却生在一个不幸的家庭。她母亲早逝，同继母一起生活，继母自然是嫌弃她的，所以她就希望能早有工作，自食其力。她自小就有艺术天赋，尤其表现在戏剧方面，无奈出身是资产阶级，几次报考文艺团体都落榜。这一回，她降低标准，决定到县一级的文工团试试运气。她报考的是导演这一行。听起来就像是个灰姑娘的故事，我们都很向往和她会面。可她的形象却与我们的想象大相径庭。她老练，大方，还有些傲慢。她长得也很一般，两边耳畔各长有一个绿豆大的肉疙瘩，看上去就不怎么面善。可是，崇拜遮住了我们的眼睛，我们将她尊为上宾，卑微地不敢向她提问，也是她说什么，我们听什么。那天上午她已经去过文工团的考场，她说她做了一个“小品”。我们甚至不敢问一问“小品”是什么。看得出她对我们没什么兴趣，主要与她的朋友，那位上海人谈话。他们互相都很懂得的，说着戏剧上的典故术语，我们完全送不进嘴去。下午她就搭长途车离开了县城，考文工团的事情并无下文，而那上海人从此也不再露面。印象中，他的退场也是彬彬有礼的，微笑着，微弯腰，点着头，退下了。
想起来，那四十个上海大学生登上码头，似乎平静得有些奇怪。这四十个年轻男女，携带着样式摩登的行李，那可不比我们知青，都是凭上山下乡证明购买的式样单一简陋的箱箱。他们是要色彩丰富多的，带着各自的家庭出身，生活环境的背景。并且，他们已经是有了职业的人，拿着一份不菲的薪俸。是那时代的有产者。他们下了码头，走过坡岸，集中在县委招待所里，他们闹嚷嚷的上海话，讥讽着这个县城里的所有一切。他们照着上海人的习惯，在县城的街道上漫步，竟也没有更多地惊动这个封闭已久的县城。他们一二日以后就纷纷离开了招待所，去了各自的工作单位。这样就更难见其踪迹了。你想象不到，这个结构简单，人口不多，建筑单调乏味的县城，竟有着这样多而隐秘的空间，四十名大学生一下子销声匿迹，生活照常进行。可是，改变还是发生了，它是在最不相干的地方发生。什么地方？就是物价。
鱼和虾的价格上升了，最令人注目的是螃蟹。县城人从来不吃螃蟹，而上海人视为珍物。于是从一斤五分，逐步一角，二角，最终五角。上海大学生雄壮的购买力和古怪的食欲，重新调整了县城的物价和经济。火油的销售也大大提高。上海人精巧的火油炉抵得上整个单位食堂的工作量，他们可在上面做出正宗的法国菜。铁排鸡，葡国鸡，红烩大虾，奶油蛤蜊。这些奇异的香味飘荡在县城的犄角旮旯里，混进了几百年不变的柴米烟火气中。
要是你见过河边拉水的车，你就会伤感。是那样古老的营生。生了水锈的铁皮桶盛满了淮河水，在平车上晃荡。拉车人弯下了腰，车轮辘碾过河滩的碎石子，上了堤坝。水从桶口悠了出来，在车下延出长长的水迹。远远望过去，这里，那里，都是拉水的车。县城的地下水矿物质太高，俗话说就是水硬，洗衣服不下灰，烧饭米不烂，吃在嘴里，发咸发涩。因此，日常生计就靠了淮河水。县城没有自来水，有句儿歌是：五河五条河，吃水要人驮。本地话，“河”是念成“活”，这样就压了韵。这种营生啊！是这县城的活化石，给这县城的历史打上了印记。那码头上叮叮当当的下锚和起铺的声音，敲着历史的铜墙铁壁，激起悠然的回声。码头上走来走去的水手，穿着齐膝的胶皮防水靴，大虞穿的，就是这种。码头下的石柱子，长着绿生生的苔藓，还有寄生的贝类。这县城有着它自己的气昧，就是酒糟的气味。这也是活化石。大路是不必说了，各条巷道里，都铺着金黄色的酒槽，空气里充满了酸甜的、热烘烘的发酵味。这气味也有年头了，否则怎么能发出这样浓厚的、强烈的酵气，酸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你还没摸着头脑，就一下子被这老八股的糟味罩住了。这样，你就算进了城，进了这个荒凉的繁荣县城，开始了你的隐居的时代。
五河县中有许多怪人，这些怪人的集中，使得这个县城中学有了才情。因要容纳这许多特异的性格与经历，它不得不开放了思想，于是就变得自由了。不要以为在那个政治生活一体化的时代是谈不上自由的，即便谈自由，也是可笑的，将就的。其实，那种大一统的社会，往往是疏漏的，在一些小小的局部与细部，大有缝隙所在，那里面，有着相当程度的自由。当世界上只通行着一种意志的时候，空间其实是辽阔的，这里那里，会遍生出种种意愿。当然，它们是暗藏的，暗藏在那个大意志的主宰的背阴处。它们不是书写历史的，它们书写的只是些随风而逝的私人生活。可它们真的很活跃，不怕人不信，事情就是这样。五河县中就是证明。
五河县中的校舍是很大的，几乎比得上上海的一所大专。因都是阔大的平房，每一排房屋之间的间距也都宽阔，看上去平展展的，甚是开阔。前边是教学区，后边是教师住宅院，中间是学生宿舍。县中一半以上是乡间镇上的学生，他们大多住校。镇上的学生用粮票及钱领饭票，乡里的，则从家里带细粮来交到灶上，换取饭票。在我们乡间，供一个孩子读县中，须将全家全年的细粮集中起来，还要欠些。所以学生们大都有个干粮袋，装着豆面，林面，芋干面的馍，充实口粮。尽管是这样艰难，乡间也还有积极供孩子上学，能上县中是一件荣耀的大事。这是有着上千年耕读传统的乡间，在路上，遇姊妹尊称“大姐”，男孩子的尊称是“学生”。也因此，这里尊师成风，真的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五河县中的怪僻性格，也是在此纵容下，才得以发展的。这有些魏晋风的，时代也有些像，却是尊师重教的民情，熏出来的名土风气。现在想来也有些吃惊，这些生活在偏僻在落里的孩子，何以能面对了这些怪脾性，不惊不怪，从容处之。其实，骨子里都是有教化的，性情深厚，一点不轻浮，特别有肚量。在校舍间，规规矩矩走着的都是学生，那疯疯癫癫、歪歪斜斜的，却是先生。在礼仪和做人上，学生是老师的老师。
五河县中的老师，来路很杂。倘若到人事科去看档案，就会发现每一个的历史都很复杂，来到这里，或多或少都带着一些罪贬的性质。而他们之间，却有着默契，从不互问来历。他们都是独往独来的，自己在自己的屋里，头上各有一爿天，各有各的社交圈子，互相也不参与。时间长了，难免会露一些端倪，也不要紧，谁也不干预谁的事，依然我行我素。所以，五河县中表面看上去散得很，见面如同路人，但内里其实团得很紧，有着牢不可破的一致性，有些滴水不漏的。它和农机厂的自由不同。农机厂的自由是无产阶级式的，是“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有锁链”的意思，带着点破坏性，风格比较粗鲁。这里却是有着些家底，带着些享乐主义，难免是沾点颓废的边，但还是被人生抓得很牢，不愿放弃。这两种都含有些尖锐的东西，前种宣泄得比较厉害，因此便所剩无多，反而调和了。后种表现得很温和，比较节制，结果是在继续培养和生长。这也是因为后种的尖锐要更加深刻，源远流长。也许是这两种之间掩藏着我们所不觉察的前后继承的关系吧，我们农机厂的圈子渐渐倾斜，转移五河县中，知青的桥梁作用也为上海来的大学生所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