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关公崇拜溯源(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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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春秋学与关公崇拜(1)

(第一节)宋代《春秋》学

“熙丰变法”钦定王安石“新学”为官学,据说他曾“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宫,至戏目为‘断烂朝报’。”围绕《春秋》一经在熙宁变法中的波澜,后世人言言殊,莫衷一是。而王安石以《春秋》为“断烂朝报”的说法,不仅见于苏辙之文,其后周麟之、陆佃以及《宋史·王安石传》都曾经记载此语,遂成定谳。这是关乎“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的又一纷争。

孟子曾言“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极大地肯定了此书的经世功能,《史记·孔子世家》则说:

“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集解》刘熙注:

“知者,行尧舜之道者也。罪者,在王公之位,见贬绝者。”

这就确立了《春秋》编着的体例和行文中,含有浓烈的善恶褒贬之道德评价,甚至可以作为经世治国之大法。其间还有微妙区别,“体例”决定的是按照什么格式写,写什么。比如孔子立“义例”,每事开头必书周朝年月(正朔),以此为纪年之“经”,而以诸侯各国发生的事件为“纬”。这在分裂时代叙事体历史记载中,也是最能提要钩玄的办法。在理学“尊王”,维护正统,提倡“大一统”的观念中,这种体例本身就有极大的意义。“笔法”则是指叙文的详略和用字的内涵,深信《春秋》寓一字之褒贬,树立了价值体系。由于先秦典籍笔之简牍,文字务求简练准确,所以“削”还包含有删除修改的意思。而“笔则笔,削则削”的叙事,“一字褒贬”的含蓄,“言外之旨”的玄远,尤能激发读者想象发挥的余地。《春秋》三传一直是《春秋》学的中心话题,其中《左氏传》以叙事纪年为主,但是多言鬼神之事,“艳而富,而失之巫”;《谷梁传》强调“着以传着,疑以传疑”的谨严;而《公羊传》意在发挥《春秋》的褒贬,从而找出“微言大义”和“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从董仲舒《春秋繁露》以来,汉唐诸儒深信《春秋》寓有“微言大义”,而探微索隐之风也一直未断。

在从唐人以注疏为学问的窠臼中解脱出来以后,宋儒开始了以“义理”为主的自主发挥。由于《春秋》学在宋代曾经兴衰变迁,尤能折射出他们在现实处境中进退维谷的挣扎和奋斗。鉴于《三国志》裴注曾谓“(关)羽好《(春秋)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讨论宋代的“春秋学”,于理学接受关公崇拜的探讨自不无意义。

众所周知,宋儒是儒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而《春秋》学本来就是宋儒的起手功夫和看家本领。经过五代离乱,外侮内叛,重新建立一统王朝,标立“尊王攘夷”和“明夷夏之大防”,正是后世理学在政治上的主要成就之一。《春秋》本系“经中之史”,而且是记述“礼崩乐坏”、诸侯割据的一段历史,这为后世清理类似情况下的史实及变化脉络提供了一个模板。况且儒家诸多重要经典中,只有《春秋》学的“大一统”和“尊王攘夷”的宗旨,最能用来为宋初的现实服务。即便出于最直接的现实感受,宋初儒家学者也很自然地将研究视点集中在《春秋》上。

一般以为,宋儒创新始于刘敞(公是先生,1019~1068)的《七经小传》,而以世称“三先生”的孙复(泰山先生,992~1057)、石介(徂徕先生,1005~1045)和胡瑗(安定先生,993~1059)为理学先导。据《宋史·艺文志》“春秋类”着录二百四十部,在孙复之前有三十七种,之后有二百零三种。《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类》犹存宋前八人着述十二种,而宋人着述却有二十七人三十七种。可知“春秋学”大倡于刘敞以后,而以南宋为甚。春秋学家如孙复、孙觉、崔子方、叶梦得、吕本中、胡安国、高闶、吕祖谦、张洽、程公说、吕大圭、家铉毅等,亦代不乏人。

“三先生”中的孙复曾在庆历间任国子监直讲,与欧阳修为知交,也是新政集团人物之一。他着的《春秋尊王发微》开宗明义指出:隐公“元年春王正月”的基本主题,“夫欲治其末者,必先端其本;严其终者,必先正其始。元年书王,所以端本;正月,所以正始也。”先就勾稽出《春秋》尊王的微言大义,“正君臣之分,明大一统之义”的主旨。他以舍弃前人传注、直探经文本义的研究方式与汉儒“三传”同侪,掀起了儒家经典研究史上的范式革命,尤其是更新了《春秋》学,使之“与时消息”,“与时偕行”,同时也更具有现实的意义。

(第二节)“正统之争”

钱锺书曾指出,杜预在《左传正义序》中提出的“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和“惩恶而劝善”之五例,“乃古人作史时心向神往之楷模,殚精竭力,以求或合者也。”这当然包括热心修史的宋人,《春秋》对于他们的意义价值也不言自明。司马光喜《左传》,“自幼至老,嗜之不厌”,而有志于着史。据刘恕《通鉴外纪》介绍,所以有志于《通鉴》,就是想通过对古来断代史博采约记,“专取关国家盛衰,系民生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使前后有伦,精粗不杂”,终成“一家之言”,以便使后世君主能够“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世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有益于治道。可知司马光祖述的正是《春秋》之大旨,及其编年纪事的体例。

唐人曾把修史视为畏途,“古文运动”的开创者韩愈曾抱怨说:“自古为史者,不有人责,则有天灾。”后来他预修《顺宗实录》,亦因此触犯禁忌,招致宦官非议。故欧阳修在《新唐书·列传第五十七》史官传记的论赞中感慨系之:

“唐兴,史官秉笔众矣。然垂三百年,业巨事丛,简策挐繁,其间巨盗再兴,图典焚逸,大中以后,史录不存。虽论着之人随世裒掇,而疏舛残余,本末颠倒。故圣主贤臣,叛人佞子,善恶汩汩,有所未尽,可为永忾者矣。又旧史之文,猥酿不纲,浅则入俚,简则及漏。宁当时儒者有所讳而不得骋耶?或因浅仍俗,不足于文也?亦有待于后取当,而行远耶?何知几以来,工诃古人而拙于用己欤!自韩愈为《顺宗实录》,议者然不息,卒窜定无完篇,乃知为史者亦难言之。游、夏不能措辞于《春秋》,果可信已!”

欧阳修被认为是唐宋古文运动的领军人物,也是敢于担当、勇于任事的人。他在私修《新五代史》,以及后来和宋祁等人奉敕修撰《新唐书》时,也曾有意模仿寓“一字褒贬”的《春秋》笔法,以为:

“圣人之于《春秋》用意深,故能劝戒切,为言信,然后善恶明。夫欲着其罪于后世,在乎不没其实。……惟其不没其实,以着其罪而信乎后世,与其为君而不得掩其恶,以息人之为恶。能知《春秋》此义者,然后知予不伪梁之志也。”

恰恰在他倡导“新史学”的先后,《春秋》学也大兴于宋,盖亦有自。

宋人着史之风颇盛,今存《四库全书·史部》辑存的即有数百种。其特点第一是“全能”,“史部”所分十五类二十四属每个类属都有大量宋人的着述;第二是开创了一些新的类属,比如《史部三》的“纪事本末类”;《史部七》“传记类”之“杂录之属”;《史部八》“史钞类”;《史部十一》“地理类”的“都会郡县之属”和“山水之属”;《史部十二》“官职类”的“官箴之属”;《史部十三》“政事类”的“邦计之属”、“军政之属”和“考工之属”;《史部十四》“目录类”的“经藉之属”和“金石之属”,等等。这些新增的类属扩大了传统史学的范围,留存了很多具有价值的史料和史观,证明着宋代史学的创新精神;第三是“庆历新政”和“元佑旧臣”的很多骨干成员参与并推动了宋代“新史学”运动。除了欧阳修、司马光以外,王禹偁、范仲淹、王质、王素、宋祁、宋庠、曾巩、刘敞、刘攽、范祖禹、刘安世、苏洵、苏辙等词翰之臣,即“以文鸣于当世”者,也都列名于《四库全书》史部的作者之中,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南宋的陆游、辛弃疾、范成大等人;第四是南宋理学的主要成员(以《宋元学案》为标准记载)也差不多参与了史学的工作。实际上在元代特殊的社会文化状况下,犹能完成胡传《春秋》注释以及《文献通考》等,并坚持修完宋、辽、金各史,也正得益于宋末史学的深厚积淀。故陈寅恪屡曰:“宋贤史学,今古罕匹。”“中国史学,莫盛于宋。”也应当包含着对这些努力的肯定。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股“修史热”中,重修《三国志》曾被一再提及。如王安石曾建议欧阳修、苏轼重修《三国志》,苏轼又转荐刘恕之子刘道元以自代,但终于没有进行,倒是与苏门有关的唐庚撰写了《三国杂事》。另苏轼亦有重纂《后汉书》的打算,这正是与三国时代重合的一段由治而乱的历史时期。南宋至元遂有多种三国新志出现,《四库全书》收辑有萧常《萧氏续后汉书》,郝经《郝氏续后汉书》等。可知三国一段历史,在宋人心中已经成为挥斥不去的问题。

古人把史学分为“经史之学”和“文史之学”。解经释典,提要钩玄,标立价值,可谓“经史之学”;而记叙前史,总结教训,树立榜样,则是“文史之学”。荀悦在《汉纪》卷一《高祖纪》中说:

“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着功勋;五曰表贤能。”

就是传统史学共同追求的目标。这也后世史官巨大的勇气和历史责任感。褒贬分明之“《春秋》大义”遂为一代人物事件之道德评价,或说价值系统的基准。

唐宋两代祭飨配祀的安排及其变化,已经开启了后世关于正统问题的争论。海外学人饶宗颐先生曾历时五载,足履三洲,“淹贯乙部,旁通别集,为独立之探究”,着有《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一书,对历代之争论爬剔梳理,其成就为学界所共识,不烦饶舌。但很少有人注意,钱锺书同时稍早之《管锥编》也从不同角度论列到这个问题,言简意赅,可为梳理这一公案作纲,可以参看。

最初习凿齿论及三国正统,即主张用“春秋大一统”为统续之标准,以曹魏并未“抚有天下”为理由,提出把“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之晋军平吴、“三分归晋”,作为“越魏继汉”的开始。这是祖述司马迁《史记》以汉“越秦代周”的前例,本来无可厚非。他的观点影响到唐代史学家、《史通》的作者刘知几(661~721年)。《史通》成书于中宗景龙四年(710年),也许曾对开元十九年(731年)和建中三年(782年)唐代的武成王配祀中,保留着“三国并立”的格局发生直接影响。自韩愈《原道》仿照禅宗“传灯”之法,树立儒家“道统”以后,“正统”之说又超越了春秋时代的“宗子”概念,以及《论语·子路》中的“正名”理路,被赋予了“仁德”内涵。这就使宋代关于“正统史观”的争论更加激烈,但最终还是以理学的历史观念,重新厘定了统续的标准。

宋儒面临头痛难题,便是如何以正统身份清理看待五代史实,以为本朝立国确立合法依据。他们手头可资参考的,只有隋唐以前的南北朝史,而三国时代正是这一段混乱历史的开头,无可回避。欧阳修虽以古文健将着称,但初衷却以史官自任。在仁宗时撰《五代史记》(后称《新五代史》或“欧史”),曾撰写《或问》,以为朱梁掌有国家权力,修《梁史》不得以其为伪。但梁君乃贼乱之君,又不能视为天下正统。为了弥合两端,系统阐明这一观点,他以后又接连着有《原正统论》、《明正统论》等专论七篇(后删为《正统论序》、《正统论上》和《正统论下》),试图厘定“正统”的概念。具体到三国史,欧阳修在《原正统论》里先自设疑,云:“魏得汉而天下三分,论者曰正统,其可疑二也。”接着在《明正统论》中表明了他的选择:“魏与吴、蜀为三国,陈寿不以魏统二方面并为三志,今乃黜二国,进魏而统之。”不料这却捅开了一个马蜂窝。中国史学的“正统”之争由此大兴。饶宗颐《中国史学上的正统论》曾引《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六“王安石论苏轼为邪憸之人臣,欲附丽欧阳修。修作《正统论》,章望之非之,乃作论罢章望之,其论都无理”,而言“此王安石对正统之意见,盖附和章氏而反对东坡者”一节,不妨参看。南宋朱熹激烈反对欧阳修、司马光的看法,顺带把孙权也骂为“汉贼”:

“学者皆知曹氏为汉贼,而不知孙权之为汉贼也。若孙权有意兴复汉室,自当与先主协力并谋,同正曹氏之罪。如何先主才整顿得起时,便与坏倒!如袭取关羽之类是也。权自知与操同是窃据汉土之人。若先主事成,必灭曹氏。”

其所以着《通鉴纲要》,目的就是纠正司马光的“帝魏观”。这也引起南宋史家轰然应和。作为历史人物,关公所以为理学史观目注心仪,正是为此。一旦确立了蜀刘为汉室正统之续,则有关关羽的所有正史记叙和稗官传说,全部都可以用来演义后世理学观念“伦常日用”之忠孝节义仁智武勇。实际上,理学史观的确立,正是为宋元以后三国戏曲小说的改编和经典化,创立了最重要的先决条件。

从现有方志资料看来,两宋时期关庙已经迅速扩散。笔者在各地方志搜罗的五十一座庙宇,实已涉及今日之十八省区。其中托言唐建者,或为毗沙门天王堂改建,或为“自我作古”者。值得注意的,是北宋中期关羽祠庙以西北边境与西夏对峙前线为多,而后金兵西、东、中三线三次入侵,战事亦曾反复胶结,故南宋初年关庙亦以山东及长江下游,以及河南、荆楚、江西一带为盛,应当记载着宋军将士信仰的历史真实。

以上条分缕析,或可体会到宋儒在构建价值体系方面,作出了世代相承的不懈努力,终于构建了一套以儒学为中心的价值观,并在元明清正式变为国家体系。而关公信仰也正是缘着这样的努力,演进为全民崇拜的“护国佑民”神只的。下文再论。

(第三节)理学史观

金兵南下之后,东京朝野上下议论沸起,围绕王学与《春秋》的争论,再次成为焦点。执政之臣抵御之计未安,却忙于平息物议。故有谚云:

“靖康金退之后,吴敏、孙敏等秉政。有‘十不管’之谣云:‘不管太原,却管太学;不管防秋,却管《春秋》;不管炮石,却管安石;不管肃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聂山;不管子界,却管举人免解;不管河东,却管陈东;不管二太子,却管立太子。’腐儒之误国,又岂下于妖人贼子乎?”

随后就是汴京倾覆,两驾北狩。待得康王泥马渡江,一度又屡遭金人追杀,惊魂甫定之后,主《春秋》“尊王攘夷”之论日益高涨。出于现实关切而追根溯源,废除《春秋》的王氏新学也招致了更加严厉的批评。《宋史·陈公辅传》言其上疏曰:

“议者尚谓安石政事虽不善,学术尚可取。臣谓安石学术之不善,尤甚于政事。政事害人才,学术害人心,《三经》、《字说》诋诬圣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贬,俾乱臣贼子惧,安石使学者不治《春秋》;《史》、《汉》载成败安危、存亡理乱,为圣君贤相、忠臣义士之龟鉴,安石使学者不读《史》、《汉》。”

据说宋徽宗根本就没有读过《春秋》。徽钦二帝及皇室成员被俘北上以后,李心传《要录》综核各书,曾有这样的记叙:

“(建炎二年八月)金人迁二帝,自上京至其国御寨,遂移居韩州……金遣晋康郡王孝骞等九百四人至韩州同处,仍给田十五顷,令种莳以自养。驸马都尉蔡鞗尝劝上皇读《春秋》,上皇大善之,曰:‘恨见此书之晚!’”

这真是具有讽刺意义。鉴于“王学”摈弃《春秋》,故赵佶包括其皇子教育中当然阙失此经,可以想见赵构也从来没有接触过《春秋》。南渡仓促立国,纲常礼制百废待举。欲在战火之中重构社会伦常秩序,也需要明晰的理论的武器,以应对特别的、紧迫的现实。《史记》记载当年上大夫壶遂之问“孔子何为而作《春秋》”时,司马迁有一段回答就特别应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