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食货志》下一《会计》言：“及蔡京为相，增修财利之政，务以侈糜惑人主，动以《周官》‘惟王不会’为说。每及前朝惜财省费者，必以为陋。至于土木营造，率欲度前规而侈后观。元丰改官制，在京官司供应之数，皆并为职钱，视嘉佑、治平时赋禄优矣。京更增供给、食料等钱，于是宰执执皆然。”其实，“蔡京消费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包括货币供应，官吏福利，通胀应对，消费刺激等等，都是极有兴味的“反思性”问题，如与黄仁宇“前现代”观点合观，尤其富于挑战性。可惜鲜见当今力主“消费经济学”者道及。
又《蔡京传》云：“时承平既久，帑庚盈溢，京倡为‘丰亨豫大’之说。”案《易·丰》：“丰亨。王假之。”又《豫》：“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本谓富饶安乐的太平景象。徽宗初蔡京以此夸示国家财赋宽裕，主张皇帝当享“天下之奉”。臣僚有敢倡言节俭者，辄扬言“事苟当于理，多言不足畏”，拒绝任何劝谏。结果大事糜费，“视官爵财物如粪土，累朝所储扫地矣。”最会花钱的也是这对君臣，他们不仅把列祖列宗对道教的尊崇提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同时又亲自规划和参与设计了中国历史上一些有名的建筑大举措，如造宫观、花石纲、修艮岳等等，所费已然不赀，也花光了历代的结余，所谓“累朝所储扫地矣”。但是自蔡京以后，“丰亨豫大”多指好大喜功，奢侈挥霍。如李善长等《进〈元史〉表》还延伸到元代的奢糜：
“‘丰亨豫大’之言，壹倡于天历之世；离析涣奔之祸，驯致于至正之朝。徒玩细娱，浸忘远虑。权奸蒙蔽于外，嬖幸蛊惑于中。周纲遽致于陵迟，汉网实因于疏阔。”
这是总结强悍如蒙元何以重蹈覆辙之论。作为一种历史经验，至今不失其意义。
案“惟王不会（kuài，会计）”一语本见《周礼·天官·冢宰》上“膳夫”条：
“岁终则会。惟王及后、世子之膳不会。”
也仅仅是对王室主要成员的伙食账不作年度性例行审计检查，以示尊重而已。同时“不会”的范围还有庖人、酒正、外府（掌管做服装的织物）、司裘（掌管王之裘服及祀天之服者）这类个人消费物品，而规定“岁终会之”的则有大府（掌管九贡九赋九功者）、司会（掌国之官府、郊野、县都之百物财用者）、职内（掌邦之赋入者）、职外（掌邦之赋出者）、职币（敛官府、都鄙与凡用邦财者之币者）、掌皮（掌管皮革敛集保藏及制作者）、典丝（掌管丝织品及保藏制作者）、典枲（掌管麻织品及保藏制作者）。可见即使对待王室，稍具商品价值物品的供应，也是有制度性限制的。蔡京则无限制地扩大了皇室经济的内容和外延。
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宣政宫烛”条载有一则故事，颇可管窥一斑：
“宣、政盛时，宫中以河阳花蜡烛无香为恨，遂用龙涎沉脑屑灌蜡烛，列两行，数百只，焰明而香滃，钧天之所无也。建炎、绍兴久不能进此。惟太后旋銮沙漠，复值称寿。上极天下之养，故用宣、政故事，然仅列十数炬。太后阳若不闻。上至，奉卮白太后以‘烛颇惬圣意否？’太后谓上曰：‘你爹爹每夜常设数百枝，诸人阁分亦然。’上因太后起更衣，微谓宪圣曰：‘如何比得爹爹富贵！’”
徽宗一朝“有钱就折腾，没钱也折腾”的作法。实为历代君主少见。陆游是以史才自许的，他在《老学庵笔记》卷二叙述这段“折腾”情况时说：
“崇宁间初兴学校，州郡建学，聚学粮，日不暇给。士人入辟雍皆给券，一日不可缓，缓则谓之害学政，议罚不少贷。已而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所费尤大。朝廷课以为殿最，往往竭州郡之力，仅能枝梧。谚曰：‘不养健儿，却养乞儿。不管活人，只管死尸。’盖军粮乏，民力穷，皆不问，若安济等有不及，则被罪也。其后少缓，而神霄宫事起，土木之功尤盛。群道士无赖，官吏无敢少忤其意。月给币帛朱砂、沉香乳香之类，不可数计，随欲随给。又久之，而北取燕蓟，调发非常，动以军期为言。盗贼大起，驯至丧乱，而天下州郡又皆添差，归明官一州至百余员，通判、钤辖多者至十余员云。”
又卷九：
“政和神霄玉清万寿宫，初止改天宁万寿观为之，后别改宫观一所，不用天宁。若州城无宫观，即改僧寺。俄又不用宫观，止改僧寺。初通拨赐产千亩，已而豪夺无涯。西京以崇德院为宫，据其产一万三千亩。赁舍钱、园利钱一在其外。三泉县以不隶州，特置。已而凡县皆改一僧寺为神霄下院，骎骎日张，至宣和末方已。”
接着就是与金相约攻辽，费用尤钜。“宣和用兵燕、云，厚赋天下缗钱，督责甚峻。民无贫富，皆被其害。”
所有这些花费的来源，首先就得靠盐，尤其是解盐。赵佶手下还真有两个特别善于发盐财的亲信：一个是奉命修复解池，却惯于偷工减料的内侍王仲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十六《征榷三》：
“仲千以额课敷溢为功，然议者或谓解池灌水盈尺，暴以烈日，鼓以南风，须臾成盐，其利则博。苟欲溢额，不俟风日之便，厚灌以水。积水而成，味苦，不适口。”
结果毁了解盐。另一位是长袖善舞，擅长以制造通货膨胀来聚敛钱财的权臣蔡京。马端临说：
“崇宁间，蔡京始变盐法，俾商人先输钱，请钞赴盐郡授盐，欲囊括四方之钱，尽入中都，以进羡要宠。钞法遂废，商贾不通，边储失备，东南盐禁加密，犯法被罪者。民间食盐，杂以灰土。解池天产美利，与粪壤俱积矣。”
结果也坏了解盐。提高数量往往牺牲质量，“多快好省”的圆满目标，在实践中却碍难实现。其实，北宋中期的江邻几就指出过：“解池盐岁课愈多而不精。耆老云：每南风起，盐结，须以耙翻转令风吹，则坚实。今任其自熟，其畦下者率虚软。”所以解盐之灾一如后世“大跃进”，其实也是“托言天灾，实为人祸”。
这样的经济平面膨胀倒也热闹了几年，于是就捉襟见肘，穷像毕露了。崇宁七年十二月，徽宗不得不下了一道《罪己诏》，承认“赋敛竭生民之财，戍役困军伍之力。多作无益，侈靡成风。利源酤榷已尽，而谋利者尚肆诛求，诸军衣粮不时，而冗食者坐享富贵。灾异谪见而朕不悟，众庶怨怼而朕不知。追惟已愆，悔之何及！”其实他不后悔也不行，因为此刻金兵已节节南下了。金人入汴梁的最初目的，就是根据徽宗君臣的夸耀向宋廷索要财富，标出的明码实价是“黄金一千万锭，白银二千万锭，帛一千万匹。”结果抢空宋宫，刮尽汴梁，也仅得到了“黄金三百万锭，银八百万锭。”俗云“嫚藏诲盗”，但夸富卖弄，尤易“诲盗”。至于北宋覆亡之起因，究竟是在于“农民起义”，还是“财政崩溃”，筋筋节节，复杂纠葛，该是研究两宋政治和财政之专家费脑筋去缕述争论的事，按下不表。
这证明徽宗封赐关羽，自有特别实惠的考虑：一是解盐事关国库，万不能掉以轻心；二则是因为解池附近既然已有关庙祭祀，索性多磕一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本为奉神之惯常心态，何况徽宗这样顽冥不化的佞崇者呢？顺势加封，锦上添花，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第四节）解盐与国家财政
鉴于“关公斩蚩尤”的说法，并非北宋乡人传说，而是来自宋末元初的记述，从传说学角度看来，更多带有对解州池盐对国家财政重要性的“想象”作用。因此对金元明清财政中解盐作用，也须扼要清理，俾以见出这个传说所以流传甚久的缘由。
曾敏行（1118～1175）《独醒杂志》卷八言：
李若水（1093～1127年）为大名府元城尉日，有村民持书一封。公得书读竟，即火之。诘其人‘何所来？’对曰：夜梦金甲将军告某曰：“汝来日诣县西，逢着铁冠道士，索取关大王书，下与李县尉。”既而如梦中所见，不敢隐。‘公以其事涉诡怪，遂纵其人弗治。因作绝句记之，曰：’金甲将军传好梦，铁冠道士寄新书。我与云长隔异代，翻疑此事大荒虚。‘公初以书付火之时，母妻子弟惊讶求观，弗获，独见其末曰：’靖康祸，有端公卒践之之语。其后二圣北狩，公抗节金营，将死而口不绝骂，则知天生忠义，为神物已预知在先也。
这里出现“关大王托梦李若水”的故事，当然有激励忠烈之意。但其背景却不单纯。靖康元年十一月金人渡河，向宋钦宗索要“两河”（河北、河东两道），提出划黄河而治时，李若水曾担任过“河东大金军前告和副使”。在这些文书交涉中，李若水充当了不同意交割河东的角色。事实上在后来的换文里，宋廷提供的交割河东道诸州名目中，仍然引人注目地拒绝列入解州所在的河中府，而在金人清单里，则针锋相对地列明了该地，最终宋廷拗不过金人强索，从此解池源源不绝的盐业收入，只能成为南渡君臣的“梦中财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