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同样把解盐作为国家财政的基石。《金史·食货志四》（卷四十九）言：
“盐。金制，榷货之目有十，曰酒、曲、茶、醋、香、矾、丹、锡、铁，而盐为称首。”
盐使司官阶为正五品。在占领解池后，解盐“钞引则与陕西转运司同鬻，其输粟于陕西军营者，许以公牒易钞引。”其行销区域为“河东南北路、陕西东、及河南南京府、陕、郑、唐、邓、嵩、汝诸州。”正是中原与南宋对峙的前沿各地。也自然会延续北宋的关公崇拜，因解盐引起的关公崇拜和经济利益，也相应扩大到这些地区。“关羽崇拜”能于“正其谊”外也“谋其利”，“明其道”时亦“计其功”，对当时当地百姓来说，有着特别实惠的意义。
宣宗兴定四年（1220年）面临宋、蒙古及西夏兵夹袭，还曾“以河中西岸解盐旧所易粟麦万七千石充关东之用。寻命解盐不得通陕西，以北方有警，河禁方急也。”可见金人犹如宋人，亦对解州池盐倚重之深。今存解州常平村关羽祖庙传为关羽母亲投井处金代瘗塔，上嵌金大定十七年（1177年）铭碑，文曰：
“关圣于灵帝光和二年己未，愤以嫉邪，杀豪伯而奔。圣父母显忠，遂赴舍井而身殁。至中平元年甲子，里人为帝有扶汉兴列之举，遂建塔井上。”
还有一方记载“祖塔”修建经过的碑文《汉关大王祖宅塔记》，亦云：
“义勇武安王世祖解人，兴于汉灵帝中平元年甲子，辅蜀先主，佐汉立功。伏以大王勇略，天资英谋神授，尽忠义于先主，不避艰难，弃富贵于曹公岂图爵禄？当时志气，曾分主上之忧；今日威灵，犹赐生民之福。今者本庄社人王兴将一千五十四年前祖塔重修加完葺，伏愿神灵降佑，一境之中，万事清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开为纪略，记大王威德之万一。深负惶恐。大金大定十七年丁酉三月十五日，张开谨言。”
末署“直下封村柳园社王兴立石”，颇疑此“下封村”即为今日常平村（里）之旧名，亦是后世传说中关羽之籍里“下冯村”。清人梁章钜所记民间传说“指关为姓”中曾说关羽原姓“冯氏”，也应当缘此而来。可知不仅托祖，连关羽祖宅祖庙的问题，早在金代就已经摆在了日程之上。其延续关羽崇拜风习，亦当为后世暄腾一时的“关公斩蚩尤”的传说增添色彩。元杂剧有“关羽斩蚩尤”的剧目，源于祭赛的山西运城地区的锣鼓杂剧至今仍有该剧，据认为本属宋代村落百戏之一。
蒙古军于窝阔台汗三年（南宋绍定四年，金哀宗正大三年，即1231年）占领河东后，首先加强了对盐池的控制，借以担负庞大的军费开支。为了加大池盐的生产规模及征收盐课的方便，窝阔台八年（1236年）以盐运使姚行简绘图献议，开始“芟莽夷榛”，特别设立河东都转运盐使司，并于解池北岸之潞村续建新城，今日之“运城市”即由此得名。
元廷重商，盐池宝产即为其牟利之要。故蒙哥汗征蜀时，已把解盐当作一池筹措军费的聚宝盆：
“癸丑岁（1253年，即南宋宝佑元年），今上皇帝方经略川蜀，规措军储用度。”“尝闻天下名山大川，有能产财用者，考之祭法，宜在祀典。况兹宝池，岁出亿万计，所以佐国用，备边储，通赆贾之货，省飞挽之劳。诚公家之外府也，财用之产，孰逾于此？”
关于盐业财政对于元代社会的影响，陈高华曾作出过这样的估计：
“世祖晚年（至元二十六——三十年间），全国盐产为一百七十余万引，此时盐价为每引中统钞一锭，盐课收入应为一百七十余万锭。至元二十九年，‘天下所入二百九十七万八千三百五锭’。以此计算，盐课占‘天下所入’57%一56%左右（原注：我认为所谓”天下所入“并非全部财政收，而是财政收入中的钱钞部分，不包括实物。）”
元代前期解盐在盐政中占有最大份额，至元乙酉（1285年）王利用《复立解州盐司碑》言：
“我大元经始之用，仰于有司，或租或庸，或征或调，收盐铁之算，程榷酤之利，而盐为诸赋之首，解之盐又诸鹾之首也。”
而续后《盐池神庙记》则言：
“凡舟车之运。徧梁、雍、陕、洛，河东、河内之境，数千里皆食其利会。其岁之入以缗计者二千万。”
如此“天生之财”，惟有敬神以答灵贶，何况处于元代的社会宗教大环境中。于是元廷不断修葺盐池神庙。早在蒙哥汗三年（1253年）李德辉即奉旨在原灵庆祠废墟上重建神祠，并赐庙号曰：“弘济”。此后陆续加封王号，扩大祠宇，代有增饰，关羽神祠亦赫然其间，成为继盐池自然景观之后河东又一人文景观。今为运城盐业博物馆所在地。日人妹尾彦达认为：
“（元）皇庆二年（1313年）池神庙新建时，还没有池神庙内关羽祠庙之记录，而明嘉靖十四年（1534年）重修时，关羽祠庙已经存在盐池神殿西边。池神庙内关羽祠庙的建筑年代不明。但如上述，在关羽信仰普及的元代末期，可能已经建筑完成，并可推测以祀东西两池神的盐池神为中殿，以祀中条神及盐风神（风洞神）的神殿为东殿，以祀关羽神殿为西殿之三殿制已经成立。”
如此说成立，则关公继宋金之后，再次成为解池保护神。
另一值得注意之点，则是汉传佛教在当阳玉泉寺崇奉关羽的同时，道教尤其是正一派却依旧掌管着解州关庙的祀奉。王纬《泰定修庙记》：
“圣朝至元三年（1266年），宗师靖应真人姜善信奉世祖旨，护持本朝。凡庙之恒产悉主之，俾修其庙。姜公两建道院于庙左，即今崇宁宫。”“大德七年（1303年）地震庙坏，提点崇宁宫张志安撤而新之。常行部至解。躬谒于庙，遍观厥成。……志安，应靖之孙。皇庆元年（1312年）又奉仁宗旨。护持之初，志安与其众劳心勤力，言于州，州董其役，仍率僚佐属县，皆割俸以助，百工献艺。”
可知解州关庙仍由正一派道士主持，但元末似乎失去了控制。陈献《至正饰庙记》言：
“王解人也，生为汉名将，殁为解土神。庙在治城之西，壮丽魁于寰宇。郡人有蔡荣者，睹其神庙颓圮，乃作而新之，至今三十余载。其子玉，念先志之未就，复施材佣工以喷饰之。郡文学薛彝偕玉丐文。予谓：‘一王之勋业，《汉史》所书，其英风义气，使人慕为善之福，惧为恶之祸，诚有助于风化。’”
元代中期随着漕运通畅，淮盐比重大为提升。一项统计说，盐赋占当时国家总收入的80%。而淮盐赋税收入又占全国盐课税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关羽崇拜因之迅速延伸到淮上。冯子振《广陵修庙碑记》写的大气磅礴：
“大丈夫忠愤不酬于尺寸，而庙食滂沛于九州岛；功名不留于须臾，而义烈感慨于千古。长河之北，大江之南，陋之而偏州，迂之而僻县，枵然数十家之聚，辄集金券地，画土伐木，宁鹑衣百结，不敢虚丹雘于云长之祀事；宁蜗涎一角，不敢乏牲酒于云长之亩宫。矧大邦剧邑，人物充斥之乡乎！四百年赤帝之玺，睥睨于侥幸一旦之奸凶。刘表无意于中原，刘虞殒命于幽朔，卯金刀之胄，仅悬其一缕之绪于楼桑大耳之衰宗。云长奋起河东，与玄德遇，自尔周旋艰险，投涧抵隙，未尝不身亲其间。识者谓斩颜良于白马之围，不如破孟德于赤壁之斗；争鲁肃于益阳之濑，不如降于禁于襄阳之功。功勋垂成，腋下为厄，有志之士，盖深悲之。呜呼，刘玄德展转于公孙，羁糜于吕布，栖迟于袁绍，进无容足之地，退无寄迹之乡。四方响应之初，乍合乍散，乍奔乍离，殆不知其几矣。而云长不肯辄去，去辄复返，所谓‘主在与在，主亡与亡’者也。人间梗梗橛橛之夫，后云长千数百载，所以愿为之执鞭，不慕王之剪敌万人，不慕王之雄视百代，不慕王之块土聚三分之汉鼎，不慕王能赤手擎一面之荆州。其拳拳向云长之心，特以其当贼操九州岛之地已有其七之时，支吾扶植，技穷力竭，而不忍背弃流离颠沛之玄德耳。彼张翼德亦犹是也。英魂凛凛，虽死犹生矣。”
其中“主在与在，主亡与亡”，颇能代表蒙古战将驰骋欧亚，效忠于上的境况。而“长河之北，大江之南，陋之而偏州，迂之而僻县，枵然数十家之聚，辄集金券地，画土伐木，宁鹑衣百结，不敢虚丹雘于云长之祀事；宁蜗涎一角，不敢乏牲酒于云长之亩宫。”尤能体现关羽庙祀普及城乡之情景。
明代初年“禁海”，因此对于解盐的依赖一度远胜元朝。不但在解池周围高筑三道禁墙，而且派遣北京锦衣卫所直接管辖，俨然“中央特区”。晚明“通海”后政策放宽，东南海盐开采日多，但是解池神庙之供奉却丝毫不敢懈怠。清承明制，延续了这种祭祀。
解盐在中央财政所占比例虽然大幅下降，但此时关公崇拜早已超越盐利及解池一隅，扩大成为国家主祀，无处不在，无地不灵的神祗了。另文再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