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民族自觉
当年曹操表封关羽的爵号，本为“汉寿亭侯”，其中“汉寿”为地名，“亭侯”为爵名，是汉代五等侯封中最低的一等。这在《三国志》中记载得明明白白。但从南宋开始便不断出现“寿亭侯”的印绶，“汉”字被独立出来，成为“汉代”的标志。这一明显失误居然延续了400多年，嘉靖时有礼部官员上书澄清。又延后百年，至天启年间才得到正式纠正。在素重典籍的中国官场，这个现象颇耐人寻味。我以为其中展现的正是“汉民族”形成过程的一个侧面。试为次第论之，并求指教。
民族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一是出土早期文物已经证实了中华大地文明初始，即已呈现着“多元共生”的形态；二是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是多民族融汇的结果；三是今日之汉民族本身也是多种民族血缘与文化交融的结果，四是中国境内仍然存在着数十个保留自己鲜明的语言文化宗教特性的少数民族。但这一命题如果回复到历史情景之中，则必须弄明白“民族”自觉意识的开始。
19世纪末中国西北边疆历史地理学曾随考古学发现而盛行一时，日人宫崎市定在《东洋的近世》中，曾为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选定了一个座标点，这就是立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年）的《阙特勤碑》。
该碑一面用汉文记载了唐玄宗的哀悼词：“受逮朕躬，结为父子，使寇虐不作，弓矢载橐，尔无我虞，我无尔诈。”结尾以诗为颂：“沙塞之国，丁零之乡，雄武郁起，于尔先王，尔君克长，载赫殊方，尔道克顺，谋亲我唐，孰谓若人，网保延长，高碑山立，垂裕无疆。”其他三面分别用突阙文（鄂尔浑）、古土耳其文和“一种异体文字”（按当今学者认为三面都是突阙文）书写记叙本民族征伐四方的历史，及其与“汉人”由冲突到互市亲近结交的过程，且言葬礼时有“来自东方，即日出之方的莫离人，尚有叱利人、汉人、吐蕃人、阿拔人、拂菻人、黠戛斯人、三姓骨利干人、三十姓鞑靼人、契丹人和地豆于人等。这许多民族前来送丧和哀悼。”并警戒后人不要丢失自己的民族特性。宫崎以为这块碑记本身，就意味着民族意识的普遍觉醒：
“民族意识的昂扬，使一定程度的文化成为必要，特别是以文字去记录历史。事实上，从这面碑上所记土耳其语的阙特勤传记中，可以看出这些民族终于察觉到本身的国粹，而且有意识地去努力维持。”
魏晋南北朝虽有“五胡乱华”之说，但当时入主中原的各个民族却没有创造自己的文字，以书写本民族的历史，相反却有主动汉化的实例，如北魏孝文帝然。事实上这些民族也多融合于中土，在中华民族的谱系中隐没不现。此为史家常识之论，无须多谈。当时虽有以“汉”为名的割据政权，但多出于少数民族政权。我认为晋虽混一宇内，但刘备推正汉室之影响并未因此消失。西晋“八王之乱”后，十六国中即有巴氐人李特之侄李寿在成都称帝，迳改“成汉”国号为“汉”；荆襄张昌率巴蜀流民起事，亦推山都县吏丘沈为天子，改名刘尼，冒称“汉”后；就连北匈奴之刘渊立国也以“汉”称，理由是“昔王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忧泰同之”。可见“尊汉室以为正统”的观念，在当时也并未消失。
元代末年灾害踵接，政治黑暗，民族间矛盾也在加剧，故关羽崇拜在当时的汉民族中有何意义，值得探讨。“汉人”之称虽然源于“五胡乱华”，却大盛于辽、金、元之际，与“契丹”、“女真”、“党项”或“蒙古”、“色目”等形成对举，尤其见于辽金元之典章制度，因而唤醒中原人之民族意识，证据之一如辛弃疾词《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燕兵夜娖银胡，汉箭朝飞金仆姑”，正以“燕兵”与“汉箭”对仗。尤其是北地旧族，竞相以“汉”为宗，遂有“汉寿君”这样并不规范的称呼。流播日久，以至“汉”与“寿亭侯”分离，甚至有造出此类印绶以冒充古董者。这个问题首先出现在南宋，《云麓漫笔》卷之五及《容斋四笔》卷八的有关记叙，就是此类问题开始模糊的明证。这些轶事，从另一面证实了辽、宋、金、元时期民族冲突中，关羽崇拜亦是汉民族意识觉醒的产物。而南宋儒士也认为：
“以为民心之得失，此兴亡之大几也。林少颖云：‘民之思汉，则王莽不能胁之使忘；民之忘汉，则先主不能强之使思。’唐与政云：‘民心思汉，王郎假之而有余；民心去汉，孔明扶之而不足。’此中之‘汉’，正如元人误读‘汉寿亭侯’，‘汉钟离’之‘汉’，亦寓有深意在焉。”
本文正欲摭拾这个话题，深入论之。惟民族形成问题有其复杂性的一面，尤其是中华主体民族久以“华夏”、“中国”等称呼载诸典籍，故“汉民族”形成问题曾在现代化进程中屡起聚讼，笔者论述亦当由此开始。
（第二节）汉民族形成时间之谜
近代民族观念传入中国时，“中华民族西来说”亦随之登陆。为了反驳这种无根之谈，梁启超发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认为：
“吾族自名曰‘诸夏’，以示别于夷狄；‘诸夏’之名立，即民族意识自觉之表征；‘夏’冠以‘诸’抑亦多元结合之一种暗示也。”
要言不烦，但也开启了中国民族学对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聚讼纷争之始。一般以为，“汉族”的称呼源于汉朝。如王桐龄《中国民族史》从民族间的通婚、各民族王朝王室和高官显贵的民族出身、民族之间互相更名、改姓等问题入手，以汉族为中心缕述为八期，分别是“汉族胚胎时代”论述“汉族内部之融合”；“汉族蜕化时代”论述“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血统之加入”；“汉族休养时代”；“汉族第二次蜕化时代”论述“匈奴、乌桓、鲜卑、氏、羌血统之加入”；“汉族第二次休养时代”论述“高丽、百济、突厥、铁勒、回纥、沙陀、党项、吐蕃、奚，契丹血统之加入”；“汉族第三次蜕化时代”论述契丹、女真、蒙古及西域诸国血统之加入；汉族第三次休养时代；汉族第四次蜕化时代“论述”满族、西藏血统之加入。“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则以为”汉以前只称‘华夏’，汉以后则称汉族。“自”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传入以后，范文澜辄以汉族为秦汉以下”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民族。“这曾经引发过一场”部族“还是”民族“的争论，反对学者也分为两派，一派以为”汉民族形成于鸦片战争以后，“一派以为”汉民族形成于明代后期。所以形成“得如此之晚，其实是因为两派都在套用苏联专家格·叶菲莫夫”封建制度消灭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形成为民族的过程的模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于汉族形成的看法依然未能统一，只是差距在逐渐缩小。一种意见认为“汉民族形成是分为两步完成的”，第一步华夏部族联盟或者形成于原始社会末期，或者形成于夏代。然后在秦汉形成民族；另一种则认为分三阶段形成，分别是夏商周、春秋战国和秦汉。有的学者还试图定义，说是“以汉字为载体”，“以汉文化为主体”，“以汉朝为标志”。但以上诸说似乎都忽略了一点，就是当时或稍后称呼“汉族”、“汉人”者，主要是周边民族和地区，并非中原民族的自主称谓。
近年又有论者试图综合诸说。以为：
“汉民族族称的确定，经历了一个曲折的交叉的发展过程，即先后出现‘秦人’、‘汉人’、‘唐人’之称；同时‘秦人’、‘汉人’、‘唐人’三称又交叉使用。‘汉人’之称在曲折、交叉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取得主流地位，最后确称为‘汉族’。”
并花了很多篇幅，缕述史籍记载之“交叉曲折”，如《史记·大宛列传》“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商多。”《汉书·李广利传》移载此事，仅改“秦人”为“汉人”，等等。颜师古注《汉书》有“秦时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孙尚号秦人。”“谓中国人为秦人，习故言也。”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亦有“据汉时匈奴人谓中国人为‘秦人’。”实物也证实了这一点，永寿四年石刻《刘平国治关亭诵》言：
“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以七月二十六日发家，从秦人孟伯山、狄虎贲、赵当卑、万羌、石当卑、程阿羌等六人共来作□□□□谷关。”
故王国维言汉代“皆谓汉人为秦人。”此外，法人伯希和（Paul Pelliot，1978～1945）注释《马可波罗游记》中的Cina含义，曾举古印度人称中国为Cina，希腊人称为，罗马人称为，以及现代西语普遍称之的China，都证明中国一直以“秦”名播海外。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但都有着同样的缺陷，即这些证据所力图证明的，仍然是中土以外民族、地区对于中国国属的称谓，而非生斯长斯之主体族属的自我称谓。现代民族学认定，自我称谓（emic）才是一个人群自我界定最为有效的指数。所以我认为需要追溯的重点和中心问题，恰恰应该是源于中原的百姓，何时开始自称为“汉族”。
中晚唐外族缘于“安史之乱”进入中土，中华各族的融汇方式又出现了新的趋势，其中契丹、党项、女真、蒙古各族先后都建立了自己的国号，创立了自己的文字，独自书写本民族的历史，是其中最值得注意的特点。汉民族也正是在这样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民族格局中，开始了自我民族意识觉醒的。
从现存史籍看来，这一时期最早揭出“汉”作为民族徽别的，应当是公元905年孤悬一隅的沙州（今甘肃省敦煌市）归义军节度使张承奉，他闻朱温篡唐，即以“白雀之瑞”为谶，自立为“金山白衣天子”，建立“西汉金山国”。其国号之“西”为方位标识；“金山”为地理标志；“汉”当为族别标志。张氏殁后，祖籍为毫州（今属安徽省）的长史曹议金继任为帅，“请命中朝，授本军节度使”，共历五世112年。北宋景佑三年（1036年）为西夏攻陷，封除。
但汉风汉俗却未必能随国除而泯灭。元初刘郁曾随“皇弟旭烈兀统诸军奉诏西征，凡六年，拓境几万里”，归后写作《西使记》时，就记述说：
“与八失别里南以相直近五百里，多汉民，有二麦、黍、谷，河西注潴为海。……又西南行，过孛罗城……西南行二十里，有关曰‘铁木儿忏察’，守关者皆汉民……出关至阿里麻里城，市井皆流水交贯……回纥与汉民杂居，其俗渐染，颇似中国。又南有赤木儿城，居民多并、汾人。”
则知五代以后汉民已有迁徙到天山南麓者。刘郁在这里使用了“汉民”、“中国”和“并汾”三个概念，无疑都具有族属的认同感，只是“并汾”更强调地域乡情而已。
又自沙陀人石敬瑭献幽燕十六州于契丹之后，燕晋汉人陷于异族。刘知远遂效仿刘备，托言东汉皇族之后，对抗契丹，建立“后汉”（947年）。其弟刘崇则依托契丹建立“北汉”（951年）。虽然看去仍然是踵继前人故伎，但同样问题放置在隋唐以后，实质已经发生了变化。盖缘魏晋时代的“汉人”仍袭前朝国号之称，而此时的“汉人”已经具有族属自谓的意义。陈友谅于至正十年（1358年）起兵反元，二十年首先于江州称帝，国号又是定名为“汉”，连“改为刘姓，托名汉后”的传统把戏也都置之不顾，可知族属意识的强烈，以及“汉”之族号本身具有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后话不提。
其间“汉”还曾被用于蔑称，北宋高承《事物纪原》卷十“称汉”条：
“《演义》曰：今俗骂人曰‘汉’，盖晋末胡乱中夏，故胡人骂中国曰‘汉起’，南人骂北人为‘胡’为‘虏’。华夷自太始太素以还，有国号者至多，独以汉名曰，取两汉盛者也。”
这里所说的《演义》，非后世说部之小说，而是唐人苏鹗所着《苏氏演义》，可知此说起源。又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三曾经说道这么一个掌故：
“今人贱丈夫曰‘汉子’，盖始于五胡乱华时。北齐魏恺自散骑常侍迁青州长史，固辞，文帝大怒曰：‘何物汉子，与官不受！’此其证也。承平日，有宗室名‘宗汉’者，自恶人犯其名，谓‘汉子’曰‘兵士’，举宫皆然。其妻供罗汉，其子授《汉书》。宫中人曰：‘今日夫人召僧，供十八大阿罗兵士，太保请官教点兵士书。’都下哄然，传以为笑。”
陶宗仪《辍耕录》卷八“汉子”条也袭用过这个笑话。南宋人嘴里的“承平时”即指北宋。可知这个贱称沿袭已久，宋人已失其原意。《水浒传》第二十一回《阎婆大闹郓城县朱仝义释宋公明》结末表道：
宋江已有八分酒，脚步趄了只顾踏去。那廊下有一个大汉，因害疟疾，当不住那寒冷，把一薪火在那里向。宋江仰着脸，只顾踏将去，正在火薪柄上；把那火里炭火都薪在那汉脸上。那汉吃了一惊，惊出一身汗来。那汉气将起来，把宋江劈胸揪住，大喝道：‘你是甚么鸟人！敢来消遣我！’宋江也吃了一惊。正分说不得，那个提灯笼的庄客慌忙叫道：‘不得无礼！这位是大官人最相待的客官！’那汉道：“客官！”“客官！”我初来时也是“客官！”也曾最相待过。如今却听庄客搬口，便疏慢了我，正是“人无千日好！”‘却待要打宋江。那庄客撇了灯笼，便向前来劝。正劝不开，只见两三盏灯笼飞也似来。柴大官人亲赶到，说’我接不着押司，如何却在这里闹？‘那庄客便把了火薪的事说一遍。柴进说道：’大汉，你不认得这位奢遮的押司？‘那汉道：’奢遮杀，问他敢比得我郓城宋押司，他可能！‘柴进大笑道：’大汉，你认得宋押司不？‘那汉道：’我虽不曾认得，江湖上久闻他是个及时雨宋公明，——是个天下闻名的好汉！
这里所说的“那汉”、“大汉”便是贫窘无靠中的武松，“好汉”当然是指宋江。“汉”字在宋后的民间称谓上又生发出这般变化，或许也正是汉民族自尊心提升的一个侧面或者注脚。
（第三节）辽金西夏的“一国两制”
却说契丹从石敬瑭除接受了幽、云十六州以后，耶律德光就面临着既要确保契丹不被“汉化”，又须将就难以“契丹化”的汉人，于是首创“一国两制”政策。《辽史·百官志一》言：
“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国制简朴，汉制由沿名之风固存也。辽国官制，分北、南院。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
又《百官志三》：
“南面朝官：辽有北面朝官矣，既得燕、代十有六州，乃用唐制，复设南面三省、六部、台、院、寺、监、诸卫、东宫之官。诚有志帝王之盛制，亦以招徕中国之人也。”
正因契丹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体，统治区域内已有大量汉民存在，促使契丹采用了“于汉人行汉法”的变通措施。在这种管理体制下，无论源自中土还是同化异族，凡是“中国之人”，事实上都已被强化了“汉”的族别意识。这个体制又为前金承袭，《金史》志第三十六《百官一》言：
“汉官之制，自平州人不乐为‘猛安’、‘谋克’之官，始置长吏以下。天辅七年（1123年）以左企弓行枢密院于广宁，尚踵辽南院之旧。天会四年（即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建尚书省，遂有三省之制。至熙宗颁新官制及换官格，除拜内外官，始定勋封食邑入衔，而后其制定。然大率皆循辽、宋之旧。海陵庶人正隆元年（1156年）罢中书门下省，止置尚书省。自省而下官司之别，曰院、曰台、曰府、曰司、曰寺、曰监、曰局、曰署、曰所，各统其属以修其职。职有定位，员有常数，纪纲明，庶务举，是以终金之世守，而不敢变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