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仙锺离先生名权，不知何时人，而间出接物。自谓生于汉，吕洞宾先生执弟子礼，有问答语及诗成集。状其貌者作伟岸丈夫，或峨冠绀衣，或虬髯蓬鬓，不冠衣而顶双髻。文身跣足，颀然而立，睥睨物表，真是眼高四海而游方之外者。自称‘天下都散汉’，又称‘散人’。”
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〇：
“今世绘为‘八仙’为图，不知起自何代。盖由杜陵有《饮中八仙歌》，世俗不解何物语，遂以道家者流当之。要之起于元世，王重阳教盛行，以锺离为真阳，洞宾为纯阳，何仙姑为纯阳弟子，夤缘附会，以成此目。……盖宋时羽士假托锺离权，以诳王定国辈，其诗实唐锺离权所作而假托者。不详其世，以为即汉锺利昧，故自称生于汉，后世因以‘汉锺离’目之。”
清人《陔馀丛考》卷三四“八仙”条同意上说，并加考源说：
今戏有《八仙献寿》，尚是元人旧本。则‘八仙’之说之出于元人，当不诬也。……锺离权见《宋史·陈抟传》：陈尧咨谒抟，有髽髻道人先在坐。尧咨问抟，抟曰：“锺离子也。”‘又《王老志传》：’有丐者自言锺离先生，以丹授老志，服之而狂，遂弃妻子去。
浦江清先生尝作《八仙考》，指出“今通行本《宋史·陈抟传》无此数语，比瓯北所见不同，当有脱夺，或瓯北误记。”他别引郑景望《蒙斋笔谈》谈及吕洞宾的一则记载以实之：
“权，汉人，迩者自本朝以来，与权更出没人间。权不甚多，而洞宾踪迹数见，好道者每以为口实。”
此外，他还复举《铁围山丛谈》、《云麓漫钞》和《夷坚支志》中亦有关于锺离权赠诗、施丹、草书的记载，认为“《太平广记》无锺离权，锺离权的神仙传说起于北宋”。金元间全真道列入其神谱，但叙述支离矛盾。
白化文先生踵继其师，复据秦志安《金莲正宗记》，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及刘天素、谢西蟾《金莲正宗记仙源像传》记载综述，认为锺离权的来历应当是这样的：
“道号正阳子，又号和谷子、云房先生。可能是陕西咸阳人，也可能是燕台（今北京）人。相传五代石晋时曾任中郎将，遇异人授以真诀得道。后来传道给吕洞宾和刘海蟾两人。托名唐代知名道士施肩吾所编的《锺、吕传道集》大约是在宋代定稿，奠定了他在道教特别是后来在全真道中的地位。至于神话的说法，则说他本为西汉大将，更有根据他的‘手迹’签名‘天下都散汉锺离抹书’，认为他就是由楚入汉的大将锺离昧的。”
白化文还介绍说，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宋皇佑四年（1052年）立碑，元至正八年（1344年）摹立之《重刻汉锺离诗碑》艺风堂拓片，证实他的草书签押确为“天下都散汉锺离抹书”。元人的马虎，究竟是源于以“汉”字属下，还是以“抹”为“昧”，或者两者兼有，已不重要。但“汉”无疑已经是作为一个符号特别标示出来，以醒众目了。
如果进一步考察，发现在道教为“汉”锺离假托身世的过程中，他的出身及相貌也在发生偏移。元人《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犹言：
“父列侯，至云中府生。仙诞之时，异光数丈，状若烈火，侍卫皆惊。真人之相，顶圆额广，耳厚肩长，目深鼻耸，口方颊大，唇脸若丹，乳远臂垂，如三岁儿。”
到了清康熙时，明阳宣史撰《历代神仙通鉴》卷九则描述为：
“其先雍州渭城人，父章，于元初中为征北胡有功，封燕台侯，作宦云中。诞生权时，白昼有一长人，云是上古轩辕氏，当托生于此，大踏步进入卧房，见异光数丈如烈火，其日乃四月十五。生下不声不哭不食，至第七日乃跃起，曰：身游紫府，名书玉清（一作”玉京“）。自幼知识轻重，因名权。及壮，脸若丹涂，俊目美髯，身长八尺。”
无论怎么看去，这都是一个糅合了宋真宗托祖降神、道教造作神谱和元人杂剧中关公形象的综合体。其中“征北胡有功”和“轩辕氏托生”的“感生神话”，都带有明显的“汉族”标识，而“烈火数丈”与“脸若涂丹”二者，又是“南方赤帝”及“火德真君”的徽记，正类关羽。宋人记载有淳熙四年玉泉寺僧真慈将所获“寿亭侯印”献之东宫，“忽光焰四起，众皆惊，遂不复献云。”实际上也是张扬此节。大约民间率先流行此说，宫廷尚未知晓，所以才闹出这场事故，不欢而散。
（第六节）国族国家（nation-state）
近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或称“国族国家”）概念的形成，是16世纪以来欧洲经过一系列战争和外交的的产物。其中以宗教为核心的民族价值观念的形成（nation），国家制度（state）、社会集团权益以及精确疆界（Country）的确立，是有效组合国家资源，进而实现近代化经济结构和社会转型的前提。近年来许多西方学者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些共识。如美国学者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36～）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曾从历史的角度下手，将民族的起源与形成归结为nation与的结合，即以价值体系为中心的宗教信仰领土化，故创造出nation-词组。在现代民族学理论中特别注重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与大众传播手段，首先是印刷术普及之间的交互影响，及其对于国家语言发展的作用，而“大规模印刷企业”（print-capitalism）带来的近代公共媒体效应，包括图书、报刊的普及传播所发挥的作用，更是“国族想象”不可或缺的生存脐带。加尔纳（Ernest Gellner）则指出：
“不论是把国族当作是一套自然的、由上帝赐予的，用来区分人群的方法，或是把国族看成是一个代代相承……的政治宿命，（这些看法）都是神话。真正的情形是：国族主义往往夺占了既存的文化，将它们转化成国族。”
许多研究国族及国族主义的学者也都持有相似看法，如霍布斯堡（E.J.Hobsbawm）特别强调国族塑造过程中虚构（invention）及社会工程等人为因素所发挥的作用。柯列（Linda Colley）在研究近代英国国族认同形成过程时，也得出一个类似“工具论”的结论：
“对大不列颠的积极认同，并不是一项既定资源（agiven），而是学习的结果。而无论男女，只有在认为有利可图时，才会去学习它。”
克拉斯（James Kellas）指出，只有伴随着18世纪以来长期而激烈的政治、经济、文化变迁，西方各国的“人民”（people）才有可能被塑造成“国族”。尽管“国族”有着不容否认的“现代性”色彩，但是国族主义者对其自身国族的表述（representation）与宣示，却几乎毫无例外地指向渺远的过去。所谓“民族复兴”、“唤醒国魂”等等激扬人心的口号，都是“国族塑造”过程中屡见不鲜的手段和策略。用安德森的话来说：
“纵使人人一致承认国族国家是个‘崭新的’、‘历史的’现象……国族却总是从一个无从追忆的‘过去’中浮现出来。”
许多相关的研究证实：一个社会群体往往是透过对“过去”的选择、重组、诠释，乃至虚构，来创造自身的共同传统，以便确立群体本质，界定群体边界（boundary），以维系群体内部的凝聚。保罗·利克维尔（Paul Ricoeur）则指出，社会记忆与社会意义的创造息息相关，社会群体通常要借助过去的重大事件，来构筑对于自身的意象，并且不断利用共同的公共仪式来强化他们与这样的“集体过去”之联系。因此，历史意识形态（ideologies of history）对于社会群体的符号性建构（sym-bolicconstitution）与社会凝聚力的创造，具有举足轻重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E.霍布斯堡甚至宣称：如果不对“传统的发明”（invention of tradition）给予审慎的注意，便无法深入分疏“国族现象”的意象内涵。比如英国历史必须溯源到1066年的“红脸威廉”（亦称“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即使这位威廉根本不知道何为“English”；而采用西班牙文为“国语”的墨西哥人也将其历史祖源，延伸到难以稽考的阿兹特克人与马雅人——阿兹特克人也不可能了解“墨西哥”的意义，可以说都是这种以“过去”为导向之国族想象内在逻辑的当然产物。正是因为如此，所以西方史学在其现代化过程中，都决不会马虎对待它们各自的历史，把她看作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鉴于文字产生既早，修史又有独特的的传统，故中华民族不间断的文明历史一直有文字记述。尤其是宋金西夏元时期（约相当于红脸威廉由欧洲大陆入主英伦之际），由于活字印刷术的出现和成熟，以及交通流转之便，官版、监本等官方印刷品与坊刻、宗教传播同时并存，至少达到了欧洲16世纪“大规模印刷企业”的普及水平，以及满足“国族想象”生存脐带的需求，后人的“想象空间”自然受到更多的限制。这就需要我们不但尊重当时典籍，并给予符合现代学科规范的解释，又要注意把握和解释典籍记述中显示出来的中国与西方的民族发展过程有所不同。
曾任香港大学校长的历史学家王赓武曾对西方民族学使用的Nition State概念予以澄清，并告诫说：
“多元民族的帝国是很平常的事情，世界到处都有过，但是多元民族的国家，也就是Nation，那就不同了。很多西方的强国以为，每个国家的境内，就应该只有一个民族为主，用一种语言，共享一个文化，一个社会，一个宗教等。主导的民族支配其他少数民族，这是民族国家，即Nation State的原则。所以多民族的国家，在欧洲来讲是不正常的，到现在还是如此。”
其说也是19世纪以来，以大英帝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处心积虑地肢解奥斯曼帝国和印度帝国的主要原因。
但是中华民族多元共存，互相影响，共同发展的渊源既久，历史上又同时存在着多种民族的“同化”和“异化”的现象。比如三国时代就有三种不同的民族政策，诸葛亮未出茅庐，已在《隆中对》里提出“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主张，也就是说在取得西川根据地后，要用和抚的基本方式来解决与生活在今天甘肃、青海的氐、羌和云贵川西南民族的关系问题，史书记载和学者研究的结论，主要有这样几条：一是保持区域性民族自治，尽量少留汉兵，少派汉官；二是尊重当地民族习俗；三是待之以诚，取信于民，和少数民族保持友好关系，还指示部下官吏在当地广交朋友，“投石结草”，拜为兄弟。还带去了中原一些先进的技术，帮助发展少数民族经济，这对后世，尤其是明代的西南民族政策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杨慎《滇载记》：
“诸夷慕武侯之德，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明代中期一本叫做《滇略》的书记载，仅云南一地就有与诸葛亮有关的地名、遗迹四十多处，而当地少数民族对这些遗迹仍然“畏之如天地，爱之如祖考”。那还是在《三国志演义》没有广泛流行以前。此为后话不提。
清承明制，中国版图之内民族区域自治的格局一直延续下来，既尊重并长期保持了少数民族各自的语言文化，社会宗教，又能互相影响，和平相处，共同发展。认真推究起来，影响中国至今的民族同化历史及现存民族的分布，就与辽宋西夏金元时期关系极为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