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按照宋代的“五行说”，汉、宋均应“火德”而称帝，故有“炎汉”、“炎宋”之称。元末战乱初起，刘福通等“红巾军”推戴韩林儿为帝，以其父“山童，宋徽宗八世孙，当主中国”为由，建国曰“宋”，建元“龙凤”。当然也要顺接五行之“火”，以南方为尊。后话另提。与一些强调膏腴阀阅，世德勋烈的开国君主相比，朱元璋自称“淮右庶民”，他还上承元统，声言“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传及子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海内。”这也是一个不寻常的政治姿态。
蒙元混一宇内，汉族仅为其治下广大帝国多民族之一种，不但丧失了往日的文化优越感，“南人”亦且成为社会底层之标识。沦落到如此地位，也还是中原民众士庶从未有过的体验。其民族意识的觉醒增强，也只能通过宗教、民间祭祀，或者其他儒家符号一再暗示。其实正一派所以要向元廷争取“嗣汉天师”的封号，也未必没有这层意思。好在蒙古、色目贵族涉儒不深，且敬奉神明，崇尚武功，对于“汉”究为朝代，抑或民族之徽号不甚了了。故关羽之“汉”将“汉”侯，与锺离之“汉”神“汉”仙，遂得以在皇室及翰林诸公眼皮底下公然走私，流播及杂剧小说，公开于民众之间，延续“汉烬”之炎尽，发为“大明”之复燃。此亦为民间文化遗绪之一脉，有意治中国文化史者不可不察也。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元末各地之乱，固然有多种因素造成，但是“胡汉”民族的对立被再次突出出来，激化了矛盾，亦其原因之一。有记叙说：
“（宰相）脱脱议军事，每回避汉人、南人。时方入内奏事，回头中书韩伯高、韩大雅随后来，遽令门者无入，奏曰：‘方今河南汉人反，宜榜示天下，令一概围剿。诸蒙古、色目因迁谪在外者皆召还京师，勿令诖误。’于是榜出，河北之民亦有变，而从红军者矣。”而红巾军初起，还只是打着“复宋”旗号，所谓“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但后来宋濂草拟的朱元璋讨元檄文《论中原檄》中，就不仅指责“元之臣子，不尊祖训，废坏纲常”，而且宣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宗旨，明确提出了以文化为前提的民族主义政权诉求，在中国历史上这恐怕还是第一次。同时檄文又指出凡蒙古、色目人“愿为臣民者”则一视同仁，如同对待汉族一样“抚养无异”。
敬请读者注意，这里指的“中华”，虽然仍有“中国华夏”的传统涵义，但结合前述统称“汉人”、“汉军”的北方许多民族，经过近百年的“汉人”指称和制度的混同管理，已经融入汉民族文化经济共同体的现实，意义已经宽泛得多了。这或许可以为“汉民族”的最终形成，作出一个了断。下文续论。
（第五节）“寿亭侯”印绶失“汉”之谜
论述及此，再来回顾自宋至明代有关关羽印绶及封爵的几则小传闻，就更加富于意味了。
首先是宋人关于“寿亭侯”印绶发现的报道，赵彦卫（约1140～1210）《云麓漫钞》卷之五言：
“《荆门军图经》：关将军庙在当阳玉泉山。绍兴初，潭州人有得其印于水者、二十有三年（1153年），寺僧法源白于高使君，得公牒，之潭州取之，归于寺。其文为‘寿亭侯印’四字，方广一寸有半，其上有穿，穿有环，广如其印。有其上，并二环，各广七分，加其半以为之长，色皆刚莹异常，铜环，古所以佩也。三十有二年（1162年），艮斋谢先生自夷陵考试回，尝见之。荆门太守王公录云：‘余幼时，侍先公为湖南提举，常平时得观之。印方二寸余，纽上有双环，阔可六七寸，篆不古，非汉魏间字体，莫可推晓。’或云：晋、宋以下，别有封寿亭侯者，亦未可知。予以庆元中因职事，尝于左藏封椿库见之，如其制。又有‘关南司马’一印。字皆作迭篆，不知何时在左藏，则是别有此二印也。毗陵人张驹（千里）好古，曩尝云：建炎二年六月，复州宝相禅院因科修城木，于三门前大树下斸四尺余，得此印，环上刻”建安二十年寿亭侯印，“今环上却无此字，又与荆门军所载不同。”
淳熙四年（1177年）司马智（生平不详）亦有《玉泉寺寿亭侯印记》言：
“绍兴中，洞庭渔人获寿亭侯印，竞以为金，报于官，纳长沙库中。时有光焰，吏不敢留，移文公安，送还侯庙。印径二寸，其制甚古。印钮有连环，四面两相贯，上有一大环总之，所以配也。淳熙四年冬，元庵真慈摹画印状，具本末，将献于东宫。是夕印留方丈，光发于函，辉烛楹庑。寺有仁宗皇帝所赐龙眉、龙角二物，宜与印同藏名山，永为镇宝焉。予与元庵为方外游，远访云迹，悉所经见。故得而详知。关前将军赞曰：呜呼！篡汉者，瞒也；成瞒篡者，权也。瞒，名汉臣也，实汉贼也；权，阳瞒敌也，阴瞒翼也。公批亢于前，而不虞奸于腋。七军甫淹，六师随厄，使永安之恨不在许昌，而在公安；建兴之师不出樊城，而出祁山。安乐之笺与归命之璧，而相后先，惜哉！虽然，不以间关而废兄弟，不以乱杂而废君臣，其峙如者山岳，澄如者川流，而炳如者日月星辰。呜呼！此其所以亘万古而犹神也。”
笔者前书曾经谈到建炎二年金兵蹂躏京畿时，京西有人于关羽庙前贴出《劝勇文》，谓金兵有“五可杀”，激励兵民奋起抗战，后为上所闻，高宗颁诏加封关羽为六字之“壮缪义勇武安王”，诰词云：“肆摧奸宄之锋，大救黎元之溺”的事。此刻忽然发掘出“关羽印绶”并神异之，信非偶然。司马智还首先提及曹、孙两家俱为汉贼，实开后世理学议论先河。又洪迈《容斋四笔》卷八《寿亭侯印》亦曰：
“荆门玉泉关将军庙中有‘寿亭侯印’一钮，其上大环径四寸，下连四环，皆系于印上。相传云：绍兴中，洞庭渔者得之，入于潭府，以为关云长封汉寿亭侯，此其故物也，故以归之庙中。南雄守黄兑见临川兴圣院僧惠通印图形，为作记。而复州宝相院又以建炎二年因伐木，于三门大树下土中深四尺余，得此印，其环并背俱有文云：‘汉建安二十年，寿亭侯印。’今留于左藏库。邵州守黄沃叔启庆元二年（1196年）复买一钮于郡人张氏，其文正同，只欠五系环耳。予以谓皆非真汉物，且‘汉寿’乃亭名，既以封云长，不应去‘汉’字，又其大比它汉印几倍之。闻嘉兴王仲言亦有其一。侯印，一而已，安得有四？云长以四年受封，当即刻印，不应在二十年，尤非也。是特后人为之，以奉庙祭，其数必多。今流落人间者尚如此也。予为黄叔启作辨跋一篇，见《赘稿》。”
三记所载，实为一事。赵彦卫仅从字体“不古”有所怀疑，司马智以“其制甚古”没有怀疑，洪迈则指出了四大疑点：除印体量过大，不合古制和刻印年代有误之外，复举“‘汉寿’乃亭名，既以封云长，不应去‘汉’字”，与“侯印，一而已，安得有四？”辨析尤为有力。并指出何以如此的原因，“是特后人为之，以奉庙祭，其数必多。”这印证了南宋“庙祭”已经普遍有以“关羽印绶”奉祀的现象，这或者还与张天师一系例以印符宝剑为驱魔作法之利器有关。更被玉泉寺视为镇寺之宝，后来为复建寺庙，还与仁宗御赐之物一同拿到元大都宫廷，另文已叙。
又据王寔《东吴小稿》之《寿亭侯印铭并序》，顺帝至正六年（1346年）汴、淮淤塞，两淮盐司差卜颜监浚，又挖出“寿亭侯印”一枚。考虑到时间地点因素，这枚关印究竟是宋人遗留之物，还是模仿至元四年（1344年）韩山童、刘福通等借治黄工程造为“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谶言，就不得而知了。
赵翼曾以宋人熊方编撰的《补后汉书年表·异姓侯》称关羽为“寿亭侯”，“寿亭上少一‘汉’字”为“传写脱误”，说明出现这种错讹的已不止于印绶庙祭，还上了史书。但为何会失去“寿亭侯”前之“汉”字，赵翼推测过分简单，倒是值得拈出一说。
如以现存沁县《威胜军新建蜀荡寇将□□□□关侯庙记》而论，结合正文“将军关侯”的称呼，和“积功居多，累封为荡寇将军、汉寿亭侯”的叙述，中缺之四字，意补“军汉寿亭”应无问题。说明北宋民间祭祀时，关羽爵号之“汉”并未阙失。政和闻喜关庙立碑，已是关羽封王以后，故只称“王”而不称“侯”。金元诸碑代相沿袭称“王”，惟元泰定巩昌府关庙碑称“蜀汉前将军忠义侯关云长”。不知“忠义侯”之封始于何昉，或者此题系四库馆臣按照乾隆谕旨改正所致。后文再论。但已足以隔断“汉”与“寿亭侯”之联系。这在明初就发生了问题。《明史》卷五十《礼四》“南京神庙”：
“关公庙，洪武二十七年建于鸡鸣山之阳，称‘汉前将军寿亭侯’。嘉靖十年（1531年）订其误，改‘汉前将军汉寿亭侯’。以四孟岁暮，应天府官祭。五月十三日，南京太常寺官祭。”
“订误”之事还另有所记。《明实录·嘉靖十年（1531年）九月》言：
“南京太常寺卿黄芳言：汉关羽宜称”汉寿亭侯，“盖”汉寿，“地名”；亭侯，“爵也。今去”汉“而称”寿亭，“误也。疏下礼部，覆如其议。”
明嘉靖二十五年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现存最早的《三国志演义》版本之一，其开卷《三国宗僚》人物介绍中叙及关羽，亦仅言“寿亭侯”。可知礼部的这个学术性更正，并没有在社会上发生应有影响。清初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五注意到一个细节：
“《演义》又有曹操表关羽为‘寿亭侯’，羽不受。加一‘汉’字，羽乃拜命。”
反而突出强调于此，表明关羽“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正统立场，以致将近百年之后，关羽早已敕封为帝，成为全民崇敬的尊神，掌管祭祀的太常寺还不得不旧案重提，要求“典正”关羽的“神号”。清人李调元《新搜神记·神考》言：
“熹宗天启四年甲子明祀，典正神号。六月十三日太常卢大申题称：‘追祀汉前将军寿亭侯，原奉我皇祖特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业已帝，而祀文犹侯，仰祈敕下部查议’云云。奉圣旨：‘神号着遵照黄【皇】祖加敕封祀。此关圣帝君所由称也。’……考：明太常少卿黄芳田以‘汉寿’系封邑，而‘亭侯’爵也，上称‘寿亭侯’者误。乃改称‘汉前将军汉寿亭侯关’。愚按：孙承泽引宋司马智《玉泉寺寿亭侯记》云，据此则公固‘寿亭’也。然终以邑名为是。”
可见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明廷，李调元本为清代鸿儒之一，甚至连他也没有真正弄明白“寿亭侯”何以致误。
如从绍兴元年（1133年）伪造的关羽印绶“出土”起算，至嘉靖十年（1531年）“订误”改正，汉时关羽封爵的错误书写已有400年的历史；如从乾隆时代的李调元起算，这则错误又被延续了200年。关公原有爵封在其信仰历史上，居然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引起聚讼纷纭，不能定夺，可谓咄咄怪事。我们注意到前引《元史》及《续文献通考·杂祠》中凡提及关公者，都是“汉关羽”，包括“汉张飞”、“汉诸葛亮”，把“汉”作为朝代名称，尤其明显的是该书记述元顺帝时“徐州牧董恩建吕梁洪庙，以祀汉寿亭侯关羽、唐鄂国公尉迟敬德”一条，以“汉寿亭侯”对照“唐鄂国公”，这个错讹就更明显了。
如果认为这只是单纯因为朝代、封爵之两“汉”重迭，故省略了一个“汉”字，以致成误，那么另有一个旁证，就是道教着名“八仙”之一的钟离权，何时竟然变成了“汉钟离”。
宋人《宣和书谱》卷一九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