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之上世，吾铜乃海外岛屿，为渔人寄居，民未曾居焉。迨明初，江夏侯德兴周公沿边设立，以此壤接粤境地，为八闽上游之要区，所以铜山名之。调兴化莆禧众来守此城，官与军咸袭封，是为军籍。里丁甲粮，世莫之闻。国（按指清）朝定鼎，凡天下卫所，仍旧无易……于康熙四十年将铜地户口编入黄册，而铜自此有丁粮之事焉。然泛而无宗，傍入门户，实非贻燕良策。因闻诏（安）邑有军籍而无宗者，共尊关圣帝君为宜，请置户名曰‘关世贤’，纳粮输丁，大称其便。五十年编审，公议此例，亦表其户名‘关永茂’，众咸为可。遂向邑侯汪公请立户，批准‘关永茂’顶补十七都六图九甲，输纳丁粮。不但得划一之便，且幸无他户混杂，散而复聚，无而又有，将来昌炽，可甲字前……于是公诸铜人，当神拈阄，分为七房。小事则归各房料理，大事则会众均匀，叔伯甥男，彼此手足，并无里甲之别，终绝大小之分。不得以贵欺贱，不得以强凌弱。有异视萌恶，许共鸣鼓而攻。故此方为无偏无党，至公至慎。爰立石以垂不朽。”
这就是康熙五十年为盟誓竖立的《关永茂碑记》。至今原住居民无论张王李赵，一概称关公为“关祖”。可知这是一个以关羽崇拜为信仰，由军籍“流户”改为“编氓”土着，异姓结为“宗亲”，形成超乎血缘宗亲的新型社会组织的特例，这恰好与明代社会转型后土着变成“流民”，“宗亲”散布异乡的大趋势逆向而动。其形态二百年来有无变化，没有作过调查。但至今铜陵每户人家的客厅正面，都贴着一幅巨大的关帝像，有立像、有坐像，形态不一，较多的仍然是关帝读《春秋》的坐像。笔者1997年6月到该地参加海峡两岸关公文化研讨会时，曾目睹这一景象，叹为仅见。略志一笔，以期引起历史社会学研究者的重视。
清承明制，军队中的关公信仰甚至更上层楼。尤其是在乾隆时期。这位皇帝不仅好为诗吟，还在去世那年回顾平生时得意地说：
“予以望九之年，所积篇什，几与全唐一代诗人篇什相埒，可不谓艺林佳话乎？”
尤喜夸耀“十全武功”。曾作《十全记》一篇，并自钤“十全老人”印章一枚，因以号之。所谓“十全”为：平准噶尔为二；定四部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二次受廓尔喀降，合为十。后世有人讥为“好大喜功”，恐亦未必，中国现存版图，就是大体形成于乾隆时代。这方面的专门问题，着述已多。本篇需要指出的是，关帝庙宇也正是随着乾隆朝清军的西征南伐，逐渐覆盖到中国领土的其他地区的。
自晚唐五代伊斯兰教以剑与火的方式传教，进入西域，当地民族遂抛弃佛教的多元神教义，改宗伊斯兰一元神教义。毗沙门天王及其承继者关羽，自然也无缘在当地立庙。这个局面在乾隆朝开始改变。乾隆三十五年伊犁将军伊勒图撰《惠宁城关帝庙碑文》言：
“往者天兵西指，电击霆诛，准噶尔之众不崇朝，而耆定规方二万余里，无不宾服向化。外则哈萨克、布鲁特各部落，皆延颈面内，愿为臣仆，惟恐后时。自古声教所不通，政令所不行，我皇上肤功迅奏，殊方重译，罔有不庭，此岂尽人力也哉！即以兹城之经始也。其地僻处荒徼，曩特为准夷回部往来游牧之场耳。今一旦焕然，与之更始，建城郭、立制度，同文共轨，人物嬉恬，商贾辐辏，四郊内外，烟火相望，鸡犬相闻，一转移间，遂称极盛。斯固由圣人在上，祯福锡极，独能过化而存神，要其潜期启默，俾万里之外，军民安堵，年谷顺成，无一物失。所之患者，岂非神威布获，有以襄此太平之盛烈也乎！”
已道尽清军声威，亦可知关帝庙已经成为新城规划之必建部分。据乾隆四十年《伊江汇览》载：该庙实建于乾隆癸未（二十八年，即1763年），且赐有御制“神佑新疆”匾额一。又1983年出版的《乌鲁木齐史话》说：
“1755年讨平准噶尔部时，武圣关羽是清朝军队的‘军魂’，于是就在平顶山头修建了一座朱红墙垣的关帝庙，所以人们把当时的乌鲁木齐称作‘红庙子’，至今人们也还把那一带称作‘老红庙子’。巩宁城修筑后，鼓楼北隅为关帝庙。”
纪昀一度贬谪新疆，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滦阳续录二》记述说：
“由乌鲁木齐至昌吉，南界天山，无路可上；北界苇湖，连天无际，淤泥深丈许，入者辄灭顶。贼之败也，不西还据昌吉，而南北横奔，悉入绝地，以为惶遽迷瞀也。后执俘讯之，皆曰惊溃之时，本欲西走。忽见关帝立马云中，断其归路，故不得已而旁行，冀或匿免也。神之威灵，乃及于二万里外。国家之福祚，又能致神助于二万里外。猬锋螗斧，潢池盗弄，何为哉！”
“十全武功”中“定四部”分别为平南疆大小和卓木之叛（香妃传说即源于此）、蒙古土尔扈特部由伏尔加河流域返回祖国等事。笔者曾经拜访过新疆喀什、库尔勒（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首府，土尔扈特部聚居地之一）和内蒙古额济纳（土尔扈特部王爷驻跸地）等，当地关庙已无踪迹可寻，敬盼耆宿有以教我。惟1997年出版的《塔城地区志》（亦土尔扈特部聚居地之一）言：
“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在‘绥靖’城修建绥靖寺、万寿宫、关帝庙、先农坛等……同治三年（1864年）毁于战火，现仅存城北楼关帝庙座基。遗址在今塔城军分区后院及柴草巷西侧魏家院内。”
此外台湾关庙大为盛行，也与乾隆一朝有关。今所见台湾关庙，尚无康熙朝建立者，大约初平明郑政权时，台南“开基武庙”奉祀的关羽仍被当地认为是护佑明廷的。台湾现存关庙碑文最早一篇，为雍正十三年彰化知县秦士望的《关帝庙碑》，犹言：
“前之宰是邑者，创立庙基于城南，而经营未就，殿宇仍缺……草创殿宇，聊竭予诚。未满予志。至于后此之规模，何以开扩风雨，伺以无颓，不得不厚期于来者。”
而乾隆朝碑刻则有八篇，其中四篇是当时首府台南关庙的。因台湾关庙又关涉到海外移民问题，后文一并论及。
据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依据《乾隆京城地图》编制的《明清北京城图》逐一统计的结果，清末北京四九城内（即今二环路以内）仅以“关帝庙”名目存在的就有七十六座，以“伏魔庙（庵）”名义存在的则有二十五所，还不算以九城城门内（除德胜门独祀真武而外）的关庙，及以高庙、红庙、白庙、鸭子庙、铁老鹳庙等俗名为称的关庙，和各地会馆内所奉关庙。更不包括并祀或者附祀的庙宇在内。真可谓人人敬祷人人拜，处处关庙处处香了。
嘉庆加封关羽，则缘于白莲教乱。《光绪荆州府志》卷二十七言：嘉庆元年白莲教聂杰人等在枝江、宜都举事，湖广督臣毕沅率兵剿于当阳时，军火匮乏之际，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日夜督造火攻利器，而土人田国香诣告：‘郡城西北隅关庙土中，隐隐有炮形。’随命吏往发之，得旧铜铁炮六十有二，铁丸一万六千四百有奇。佥曰：‘此神灵出现也。’乃简送军营，竟藉其力，当阳以平。”
并为此新建关庙，御匾“威镇华夏”。影响更广的事件，则是嘉庆十九年白莲教徒林清等袭击大内的“夺门之变”，稗史传闻甚多，正式说法当来自嘉庆“上谕”，见于洛阳关林《加封关羽“仁勇”二字碑记》：
“礼部咨祠祭司案呈，嘉庆十九年正月初五日内阁抄出。”
奉上谕：上年逆匪突人禁门时，恍惚之中，仰见关帝神像，畏惧奔窜，立就歼擒。本日又据那彦成奏：“当滑城克复之时，贼匪于黑夜拼命突围，官兵施放枪箭，未能真切。忽城旁庙宇自行起火，照同白昼，官兵两路夹击，始将贼匪截回，悉数殄除，事定后乃知，城旁庙宇供有关帝神像，庙虽焚毁，神像岿然独存，毫无损动”等语。此次逆匪滋事，屡荷关帝灵爽翊卫，实深寅感。着该衙门于原定封号，敬拟加封二字进呈，候朕酌定，通颁直省，用答神庥。其滑县庙宇，候重修落成之日，该抚再行奏请御书匾额，敬谨悬挂，钦此。
“当经本部移会内阁，撰拟封号，去后嗣。兹准内阁片称，所有关帝封号，于本月十二日具奏，奉朱笔圈出”仁勇，“钦此。‘到部恭查原定关帝封号，系’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今奉旨加封’仁勇‘二字，所有关帝神牌，应敬谨书写’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关圣大帝字样，相应移咨河东河道总督，转饬所属，一体遵照可也。嘉庆十九年闰二月初三日。”
由保卫家国，又回复到神庇自身，已是国事日蹙的迹象了。剿灭白莲教乱时，清军在湖北、四川边远州县又新建、复建了不少关庙，夸饰武功之外，复以为护佑。
直截了当宣示关公为清军护佑神只的，当属道光八年在京师正阳门所立《加封关帝威号谕旨碑》：
“道光八年正月二十三日奉上谕：我朝定鼎以来，关帝屡显灵佑。据长龄等奏：上年张格尔煽乱，遣其逆党扰近阿克苏。当官兵冲击之时，陡起大风，尘沙飞扬。该逆等遥见红光烛天，即被歼灭。又长龄等督兵进剿，师次浑河沿，该逆等竟夜扰营，风起猛烈。官兵乘风冲贼，俘馘无算。次早接仗时，据活贼佥供：因见红光中兵马高大，不能抵敌，即各窜逸。此皆仰赖关帝威灵显赫，默褫贼魄，用克生擒巨憝，永靖边圉。必应加展诚敬，以期亿万年，护国安民。着礼部拟加封号数字具奏。钦此。礼部钦遵谕旨，谨拟封号字样，于正月二十六日具奏。奉朱笔圈出‘威显’。钦此。”
仍然踵继着类似唐代“毗沙门天王显圣”，或者宋金元明“关公显灵护佑”一类神迹。故德国学者海西希（Walther Heissig）认为：
“满族人也奉关帝为战神。”“从18世纪末一直到19世纪末，尤其是在嘉庆和道光等大清皇帝执政年间，清朝政府安定了中华帝国的边界省份及其本族的故乡满州。他们在这些领土上遍修关帝庙。关帝作为一位国家的守护神和战神，受到清朝兵卒和官吏的祟拜。仅仅在甘肃、蒙古、新疆和西藏等地，就为此目的而建了六十六座关帝庙，并且由国库补贴。”
待到后来洪秀全太平军起，模仿天主教组建“拜上帝会”，以“耶和华为天父，基督为天兄”，而洪秀全自称“耶稣之弟，天父之次子”，采用“政教合一”形式组织起来。其信念一旦分裂，也无由弥合。虽有西方论者认为他们不过是“一方面揭种族革命之旗，一方面倡平等博爱之说”，“折衷耶、儒，以作创立新的国教与建国。”其实他们虽然蓄发，但信仰上已经呈现出两河流域之“一元神教”的特征，同时摈弃了中国传统的所有神只信仰，包括关羽，攻城掠镇时也每烧毁关庙，这在笃信关羽的儒生商民中无异于“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到底在江南多大范围内造成了抗拒情绪，值得思考。如宣统三年嘉定《黄渡续志》即言：
“关壮缪侯庙：同治八年里人盛如瀚等募赀重建。粤匪之祸，镇赭为墟。惟乡间神祠尚存一二，余则概遭焚毁。”
光绪十四年宝山县《月浦志（稿本）》亦言：
“月浦镇武圣宫：在东镇。旧本武烈王庙，里民即其补为观音阁。道光间里人何葵扬等捐资重修。同治元年四月二十日毁于粤匪，女尼茅屋数椽于殿前。后募建大殿，圆寂后仅有小尼，不克住持香火，为还俗里人改为武圣宫。”
光绪十四年太仓县《唐市志》言：
“关帝庙：二。一在河东市中，一在语廉泾。嘉庆间里人移建南岳庙左。规模宏敞，与岳庙相仿。汪志伊有记。咸丰十年为粤匪所毁，片瓦无存。”
又民国无锡县《泾里志（稿本）》：
“东关帝庙：镇东去里许，明参政顾言于都中归，渡黄河，风作舟覆，举首前见云中现关圣像，跨马持刀作跃起状，舟因无恙。许愿还家，建庙于基左，以奉祀事。……咸丰间为粤匪所毁。”
类似记载不胜枚举，尤其是商会会馆关庙被焚毁，事后重建者甚多。故咸丰加速敕封关羽，无疑具有与太平军尊奉西来宗教进行“文化对抗”的意义。咸丰时期所以会相继出现由民间编着，分别具有道教色彩的《关圣大帝返性图》，以及托言佛教的《武帝明圣经》（一本题目作《桃园明圣经》）两种书刊，以降乩、降神形式大讲“忠义”教化，即应当与这一背景攸关。同时也是催生后来“义和团”的文化温床。
另一方面，曾国藩以满洲八旗绿营疲赖无用，重新编练湘军时，实际上已在援引朱元璋乡镇里社之“保土安民”，利用乡兵团勇的坚韧顽强，宗亲戚里的团结信赖与之抗衡，实际上是总结利用了朱元璋里社制度及嘉靖间东南沿海地区“抗倭”战争经验教训，立足精神文化，激活传统制度，故其虽然“屡败”，却能“屡战”的原因。
按湘军初起时，即有哥老会传会其中，曾国藩虽曾严令禁止“结拜哥老会、传习邪教者斩”，但有令不止，反而迅速盛传于湘淮川楚各军。究其缘由，“一曰在营会聚之时，打仗则互相救援，有事则免人欺；二曰在营离散之后，贫困而遇同会，可周衣食，孤行而遇同会，可免抢劫，因此同心入会”。以至“楚师千万，无一人不有结盟拜兄弟之事”。反而加速了关羽信仰在湘军内部的传播。咸丰坚信战胜太平军也是“关帝护佑”的结果，固然迷信世祚神佑，但是从更加广泛的背景而言，也可以说洪秀全刚刚趸来一知半解，现学现卖的西方教旨，还不足以撼动传统中国文化的根基。待到义和团将所有传统中国宗教及民间信仰捆绑一起，向洋枪洋炮的外国鬼子发起决死冲击时，就又是另一番景象了。不提也罢。
（第三节）治安（警察）神
近世有所谓“黑白两道拜关公”的说法，就是指警察与“江湖社会”都拜关公的独特现象。但是何以如此？史上并无明文，民间亦无清晰说法。这倒是引起了我的好奇，着意考察了一番。
宋徽宗时代惟一存留的关庙碑记，是政和年间的《解州闻喜县新修武安王庙记》，可以见出北宋末年关羽崇拜在地域方面正逐渐扩展，崇祀的群体也在扩大之中。碑文言：
“历世为将者，奋身决战，视死如生，苟临利害，不顾名节，此匹夫之勇，往往皆是也。及其风尘毕起，群孽争驰，忠以报上，勇以戡乱，虽千万人中，盖难其人矣。尝阅诸信史，载其勋烈，较其成败，故有优劣之分，及至临大节而不可夺，辉耀今古，舍忠勇轶群，孰得而跂及？惟王以义从昭烈帝，与飞为御侮，恩顾虽厚，未尝鲜礼，誓以其死，以事先主，可谓忠矣！至于率众攻曹，水溃七军，斩魏诸将，群盗畏服，威震华夏，曹公避锐，可谓勇矣！观其曹公感义而坚不能久留，虽图报曹公而□【委】心于先主，终始不变，卓然过人，何异夫镆邪之剑，至刚而不挠；松柏之干，岁寒而不易。其遗风余烈，凛凛乎如秋霜之严也。”
王，解人也，去古浸远，神灵不替，故能阴相我朝廷，屡有显烈，由是累加封爵，以达神庥。闻喜，解之支邑也，中条稷山，南北相望，土广民饶，最为繁剧。崇宁初，二寇扰民，当职者深以为患。弓级董政实令诸众仅二十余年，盗贼畏惧，挺然建议曰：我辈以擒捕为职，戮力用命；匪神佑于其间，不能屡捷。故临出入，常祷于王。无不获功。信乎王之德生而忠勇，其名不陨，降灵在人，应于不测。故上可以佑国家，远可以镇边疆，迩可以保乡闾，昭然鉴□，若在左右。何其一乡之人，不能建立庙貌，尊加严事，归报神德？于是与同列立，郭安协力营干，冈有异□【志】。遂卜县城之西，择为庙所，环垣周围，计地三亩。
大观三载，孟秋望日，殿庑方就，离轩之前，崇以为门堞；干位之隅，敞以为花圃。植木之繁，以聚清荫；面山之峰，以增远目。故岁时乡社之人，得以陈俎豆，备乐舞于庭。逮至政和七年，会令佐贤明，讼简刑清，政修废举，命使立石，乐其功之冈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