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义关帝阁：在盛安桥左。（明万历壬午，魏尚贤应试，将入闱，仿佛梦汉寿亭侯神授以密语，是科果登贤书，乃建新阁，以酬感应。本朝康熙中仇士俊作《重修信义沿塘关帝阁引》。）”
道明就是真人真事，而且坦然自承，流传当然就更加久远。如果说这还需要自己用功读书的话，那么等而下之者，便开始直接祈求关羽漏题了，这时的关羽更像谆谆教导的师长，如《古今图书集成》所言泉州李光缙事；可用祈愿关羽、鼎新关庙的方式获隽，如崇祯苏州《重建虎丘关圣殿碑》所述张国维事；或者关怀举子应考过程中实际困难，如陆粲《庚巳编》叙顾兰事；或者为士人伸冤出气，如《留青日札》所述陈益修事。正是这些传说鼓舞了士气，使得有些士人在应考中出色发挥，又使更多士人在万历“科举分流”政策影响下屡试不第时，愿意把关公作为精神上的寄托和倾诉对象。宋懋澄《祭武安王文》就讲述了他父亲屡试不中，死后也要魂依关帝庙的故事。
清代随着《关帝灵签》的风行，则关羽已不止《春秋》一经，且已成为科举甚至馆选的万能神了。如袁枚言：
秦状元大士将散馆，求关庙签，得‘静来好把此心扪’之句。意郁郁不乐，以为神嗤其有亏心事也。已而试‘松柏有心赋’，限‘心’字为韵。终篇忘点‘心’字。阅卷者仍以‘高等上’。上阅之，问：“心”字韵何以不明押？‘秦俯首谢罪，而阅卷者亦俱拜谢。上笑曰：’状元有无“心”之赋，主司无有眼之人。
作为词翰馆臣尽管押韵有误，但考官也居然走眼，尽可以用关帝灵签的神示搪塞过去。当然也有轻薄子弟考试时企图蒙混过关，侥幸过考，也来祈求关帝的笑话。冯梦龙《古今谭概》第八《不韵部》“俗谶”条附则言：
“宗师岁考前一日，往往有祷于关圣者。或置等（戥）子一件于神前，谓之‘一等’。其祝文曰：‘伏愿瞌睡了高，犯规矩而不捉；糊涂宗主，屁文章而乱圈。’更可笑。”
可知不仅虔心科第者例须拜祷关公，连科场中的小混混也不免于是。台湾彰化、嘉义、台南等县志均称关羽为“文衡圣帝”，“博学经书”，实司天下考试铨选之权。相比之下，文昌帝君掌此权衡，反而后起。
嘉庆五年（1800年）二月，据川陕总督勒保奏称，在白莲教军攻打梓潼七曲山时有文昌星护佑，嘉庆因赐匾“化成耆定”，并重修京师文昌宫以奉“文昌帝君”，并颁谕旨称：敬思文昌帝君主持文运，以后应列入祀典，由礼部主持每年春秋祭祀。自此清廷始正式划分功能，以关羽为武曲，文昌为文曲。所以尊奉关羽为科举衡文之神的历史传统，尚且早于文昌。故四川梓潼七曲山文昌祖庙，第一进即是金面衮冕之关帝塑像。
（第六节）江湖神
“江湖”其实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概念。大体而言，中国自周代开始以宗法社会为理想，在乡在土为常态，后世儒家也缘此建立了以“血缘宗亲”为主轴的一套政治制度和伦理体系。而对于离土离乡，长期飘零在外的群体，无以名之，后来通常概括为“江湖”。其中既包括世代从事远途运输的漕运马帮，也包含随之流浪的演艺人士和商帮，后来又出现了因为政治原因自愿流落远土他乡的志士，如“天地会”等。所以除商帮另论外，本节所述包含了以上三种社会群体。
自宋代依赖漕运以来，运河漕船的长途运转，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流动社会。《明史》卷七十九《食货三·漕运》缕述漕运制度及其沿革，大体而言明清漕运是在总结宋元的基础上发展变化来的。但也有两个重大变化，一是舍弃海运，专赖河运；二是军民分运。其间经历“自成祖迁燕，道里辽远，法凡三变。初支运，次兑运、支运相参，至支运悉变为长运而制定”的变迁，差别只是运程长短，比例大小，军民漕船共同担负漕运的总体情况却无变化。
明廷优惠漕军，代有加厚，也是沿袭宋元制度，默许漕军沿途经商，以抵消运输成本风险，且供军人赡养家口之需。这是一个便于牟利，但又充满风险的行业，同时又是一个由于流动性强，官方机构难以监管约制的组织。从另一角度来看，暴露的并不仅止于漕军肆无忌惮，主管克扣贪污，官员徇私舞弊这类官场通病，而是展示出漕运携带私货雄厚的商业利润空间，尤其是在促进万历时期商品流通方面，展现出来的巨大潜力。此后实行“一条鞭法”，漕运亦可折银承包，贻误漕粮已经不成其为问题。
明代漕运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由民运担负的。所谓民运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江南各地运至官方指定地点转运者，如“浙江、江西及苏州等九府，运粮三百万石于汴梁”；如“江西、湖广、浙江民运粮至淮安仓”，再转由军船运输。第二种情况是明廷出自江淮地带，习食大米，故于“漕粮之外，苏、松、常、嘉、湖五府，输运内府白熟粳糯米十七万四十余石，内折色八千余石，各府部糙粳米四万四千余石，内折色八千八百余石，令民运。谓之白粮船。”早在宣德六年恢复“支运法”时，负责漕运的平江伯陈瑄已经疏言民运之不便：“江南民运粮诸仓，往返几一年，误农业。”成化时复行“长运法”，“粮皆军运，而白粮民运如故。”隆庆时陆树德曾上长篇《民运困极疏》，把民运艰苦道来淋漓尽致。如果连军运生存尚有困难，试问这些民运船夫身经官府盘剥，船主求索及运军欺凌三重压迫，何以生存？史无明载，查询结果似亦无专题研究，姑以存疑。但以现代观念视之，维系交通体制尤其是长途运输，必定会有可靠的组织及其体系性支持，以及活动的公共空间和足够的商业利润，才能长期维持运转。此中肯綮，莫非是宋元以来水上商业网乎？
漕运充满风险，故每一灾害降临，无论军运民运，都需祈祷神灵护佑。而邵伯镇关庙已被认为是漕运保护神的标志。《甘棠小志》复言：
“关帝庙：一在铁牛湾，住持僧悟明言：庙为康熙靳文襄建，乾隆二十六年陈中丞匾云‘神威永奠’，联云‘独持大义昭千古，更挽狂澜为万民’。跋言：‘辛巳七月十九湖河涨满，兼遇暴风，水跃东堤，已及庙龛。官民惊恐无措，忽而中止，得保无虞。神灵显应，非等寻常。用是重新庙貌，敬上匾联，以志神得于不朽。抚江使者桂林陈宏谋敬识并飨。’有乾隆三十一年镇人张启、龚世恒、高禧泽、符启裕献联云：‘神敕止西风，激浪胥恬，保障堤工忻赐兆；宝刀分江水，威灵再显，匡维黎庶庆安澜。’并跋言：帝君于二十六年显圣保堤，业经督抚两宪纪颂。本年六月朔，郡城庞姓豫献刀盔，据述三次示梦，有”用刀分水“之说。时运河干涸，舟楫难行。未数旬，雨水骤至，堤势甚危。若遇西风，势必溃决。迨后月余，风恬浪静，万民安堵。因感帝德，再祀以垂不朽。‘末书’高岚敬书。壮缪庙之在铁牛湾者，则于更楼决口既塞时，建犹有征。”
《明史·河渠三》谓：“徐、吕二洪者，河漕咽喉也。”有记叙说：
“某年六月二十五日，五府船总泊徐洪漏下。倏然叆靅儵昱，飘风暴雨，倒海摧山。篙师榜人，惊魂殆化，船未覆者杪忽。官民千百许人号吁狂呼，声震九天。忽睹空中沉沉阗阗，万骑千军并奔，应声‘救汝！救汝！’者。三转盼，霍然四除，星月在樯。鹢首浮物二焉。亟引之，则三元帝君之一，及武安王金身。异哉！千百生灵之死致生，竟二神巨力矣。”
则不惟河工需要祈请关公，漕帮亦须祷请关公显灵，为急难时的佑护神只。这又与中国秘密社会的信仰增添了内容，并赋予新的解释。张岱《西湖梦寻·关王庙》言：
“北山两关王庙。其近岳坟者，万历十五年为杭民施如忠所建。如忠客燕，涉潞河，飓风作，舟将覆，恍惚见王率诸河神拯救获免，归即造庙祝之，并祀诸河神。冢宰张瀚记之。”
不仅漕运军民依赖关羽护佑，过往商人也信仰同一神只。这也是南北运河沿线城镇关庙明显增加的原因之一。漕军本为以漕船为单位的利益共同体，首领公推，各司其责，共担盈亏，具有“自组织体系”，故有不烦官僚插手的自信。清代漕运制度凡经三变，仍然是军民合运的格局。但是满洲新入关内，所恃八旗不过戴甲十万，且忙于东征西讨，自然不可能用满人组建这样一支非作战的漕运部队，换句话说，支持清廷漕运的基本队伍，应当仍然掌握在富有专业知识技能的明军降兵手中，只是改编成了绿营。故明代漕政的所有弊病，也都大体保留下来。康熙初年改为“漕帮”制度，民运之“漕”运，开始结“帮”，制度化亦应当由此开始。乾嘉时期漕运已经困难重重，而道光开始废止河漕，改由海运。某种意义上说，漕帮溃散也是世界“工业革命”淘汰的必然结果，但也从此把他们推向了社会，自谋生路，因而成为秘密帮会的最大一支。
按“漕帮”亦称“青帮”或“清帮”，其起源向来说法并不一致，但多指向清代，大都基于民间秘密会社“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口头传说。其中“康熙说”显与漕帮形成年代相关，“乾隆说”与漕运不畅有关，“同治说”则与河运改为海运有关。从社会学角度考察，其实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仍然是道光朝废漕通海，漕帮虽仍然从事水上运输，但已失去国家漕运这个固定客源，不得不自寻生路之故。与《清史稿·漕运》关于漕帮的文字比较，不难发现民间传说在时间原始（明末）与地点原起（浙江，杭州为京杭大运河起点）两个要素上都是吻合的。且杭州创立宗旨主要属于互济性的福利社团，类于欧洲中世纪的基尔特。鉴于水手向来是离土离乡，脱离乡村宗法社会。从事职业也属于专业性、协同性极强的工种，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何况漕运作为国家经济命脉，自中唐延续至清中叶已历经千年风霜，多为世代传承。由于职业流动性极强，明清因制度变革而裁撤，或者因易代不愿继续前业而退下来的水手，未必可能拥有耕地、农作技术或者其他谋生手段，只有在漕运及其延伸产业中继续存续，多数人员还会在这一行业或者衍生、附属系统中寻求工作或者保护，包括依靠“跑码头”为生的戏剧杂技艺人，因之自成组织体系和流动社会。有记载说：
“以先入者为长辈，次入者为幼辈，已及六七辈。辈不知若干人，均已口号字第为凭，随地联络。所至不携分文，可得居处饮食。遇事群起而应之，口号相通，趋救立致，不必素相识也。”
可见这个流动社会内部具有很强的凝聚力，事实上早已形成了“自组织”和“自治性组织”，能够在“市场法则”内外生存。由于漕运广及南北，不但人数众多，且机动性很强，除了基尔特性质的互助互济之外，还具备为了团体经济利益而把持码头，甚至抗衡官府的力量。但由于长期以来没有明确的政治诉求或代言人物，故漕帮之作为多表现在物质利益上面。基于“牟利冲动”，他们既可以与私盐挂钩，形成强大的走私集团；也可以和沿漕运路线活动的反政府武装呼应；更可以沿途经商，控制码头相关行业，成为地方恶势力的代表或其组成部分，这又是明显不同于欧洲基尔特之处。
这些帮派长期逸出国家日常行政管理制度之外，他们基于口头传说和通俗小说戏剧建立起来的系列信仰，以及维系组织体系之纪律、仪轨及切口（包括隐语、手诀、茶碗阵、自造字词和联络接头的诗谜暗号等）也不为常人所知。
另江湖上有“三教九流”，“三教”谓“儒道释”，“九流”所指，说法不同。署为“金老佛”的《三教九流江湖秘密规矩》有“九流则分为上、中、下三类，各流有各流之规矩，绝不相浑”的说法，出现比较晚近。现仅依据此说，将九流职业胪列如下：
从“下三滥”的“九流”看来，这应当是清末民初的职业谱系。除正当商贾、手工业者及地方治安官吏以外，这个排列大体涵盖了出没沿漕码头的各色人众。只是将政府高官列入其中，可谓“谑而近虐”，述者也诧异“不知如何亦以江湖视之”。
陈国屏《清门考源》曾缕述明代漕帮的历史及其清代转型的情况，颇为详细，有兴趣者可以参看。
漕帮转型为清（青）帮以后，家庙陈设中虽然设有“关帝殿”（横匾“忠义传心”，对联“九伐威名襄夏政，千秋正统懔春王”），但大率以佛教为主，且强调乾隆皇帝赐额赐匾，香堂亦只供列位祖师，其他仪式隐语也没有敬奉关公的特别标识。
另清帮自称北禅“临济宗”一派，自然是傍依临济宗以“行游”为修行的宗旨。其“香堂执事”所设十二职司，也许就是模仿临济宗的组织形式而来。笔者注意到，清代京师关庙颇有几座是临济宗募建的，如康熙二十四年“临济正宗法派”行渡撰文的京师《重修铁匠营内官监关帝庙功竣纪善碑记》、雍正十二年临济正宗三十四世通理撰文的京师《重修关帝庙碑记》等，其中雍正碑是标明临济宗僧徒二十年来在京师近郊，居然募化到数百亩香火地的四至清册，说明临济宗也重视以募建关庙，为游方行脚弟子落脚的地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