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四方所聚，其各有会馆，为初至居停，相沿甚便。”稍后亦有人从当时京师的户籍管理制度方面作出解释：
稍后亦有人从当时京师的户籍管理制度方面作出解释：
“会馆之设都中，古未有也，始嘉、隆间。盖都中流寓之土着，游间屣士绅，爰隶城坊而五之。台五差，卫五组，兵马五司，历听治详焉。惟是四方曰至，不可以户编而数凡之也。用建会馆，士绅是主。凡入出都门者，藉有稽，游有业，困有归也，不至作奸；作奸未形，责让先及，不至抵罪；抵于罪则藉得之耳，无迟于补。”
自从明代实施开中法，晋商一度以“极临边境”的地缘优势捷足先登，逐渐成为有势力的商人群体。晋士晋商为活动方便而设会馆于京师，其实也是儒、商合流的途径之一。当时会馆规模较小，功能主要是晋籍士人聚会场所。《晋冀会馆碑记》就记述了设立会馆之初衷：
“历来服官者、贸易者、往来奔走者不知凡几，而会馆之设，顾独缺焉。……虽向来积有公会，而祀神究无专祠，且朔望吉旦群聚类处，不可无以联其情而冷其意也。议于布巷之东蒋家胡同，购得房院一所，悉毁而更新之，以为邑人会馆。”
又《临襄馆山右馆财神庵三公地重修建筑落成记碑》载：
“吾乡自前明，即有山右会。”
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重修临汾东馆记》载：
“临汾为山右平阳首邑，其立馆于京师也，自前明始。”
可知地域性工商会馆之设，大抵起于晚明晋商。但作为社会转型中的“新生事物”，则不仅止于京师。如商埠要冲苏州之岭南、潮州、三山（福州）等会馆，也自称溯自前明万历时期，可见会馆型制作为商业社会的“新生事物”，发展非常迅速。地域性会馆是跨行业的，不像行业会馆那样带有规范行业行为的性质，更多强调乡情乡谊，亦犹“乡社”之延伸。这在很多会馆的宗旨中都有揭示。如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京师《修建临襄会馆碑记》称：
“会馆之立，所以联乡情，笃友谊也。朋友居五伦之一，四海之内，以义相投，皆为兄弟。然籍同里井考，其情较洽。籍同里井，而于他乡遇之则尤洽。”
乾隆二十八年苏州《陕西会馆碑记》，叙述更为直捷明快：
“我乡幅员之广，几半天下。微论秦、陇以西，判若两者，即河、渭之间村墟鳞栉，平时有不相浃洽者，一旦相遇于旅邸，乡音方言，一时蔼然而入于耳；嗜好性情，不约而同于心。加以岁时伏腊，临之以神明，重之以香火，樽酒簋酺，欢呼把臂，异乡骨肉所极不忘耳！”
也是“月是故乡明”的意思，显然为切身体会，有感而发。会馆本为“离乡背井”游子所设，与孔孟夫子基于“井田制”的社会设计全然不同，但清儒也能找到二者间的契合点。同治潮州《汀龙会馆志·馆志序》就道出儒家立场对于这个“新生事物”的肯定和激赏：
“或曰：会馆非古制也，而王律不之禁者，何耶？予曰：对人治天下，使民兴于善而已，会馆之设，有四善焉：以联乡谊，明有亲也；以崇神祀，明有敬也；往来有主，以明礼也；期会有时，以明信也。使天下人相亲相敬而持之礼信，天下可大治，如之何其禁耶？”
证明其实这是一方“乡土孤岛”，而“异乡骨肉”之欢，所临神明也因之具有鲜明的地域性质，比如江西会馆例供许真君（旌阳），徽州会馆例供朱夫子（熹），潮州会馆例奉韩夫子（愈），等等。但普遍受到欢迎的仍然是“义神”关羽。会馆与行业在商业神崇拜中互为经纬，才能为四海为家的商人编织出一个更为阔大的公共空间。既是同乡聚会“坐论一堂以谋商业之公益”的地方，又是对外同心协力，对内调解纷争的所在。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北京崇文门税务监督和中间人牙行曾经勾结一起，讹诈山西商人，会馆议决后通告说，“凡涉同行公事，一行出首，众行俱宜帮助资力，不可藉端推诿，致失和气。使相友相助，不起半点之风波。同泽同胞，永固万年之生业。”终于打赢官司，维护了自己的正当权益。
会馆还是行业自律，坚持商业道德的阵地。河南舞阳山陕会馆至今保存着一块碑，记叙的就是乾隆五十年（1785）“公议杂货行规”的结果：
“买货不得论堆，必要逐宗过秤，违者罚银五十两。不得合外分伙计，如违者罚银五十两。不得沿路会客，如违者罚银五十两。落下货本月内不得跌价，违者罚银五十两。不得在门外拦路会客，任客投至，如违者罚银五十两。不得假冒名姓留客，如违者罚银五十两。结账不得私让分文，如违者罚银五十两。不得在人家店内勾引客买货，如违者罚银五十两。不得在栈房门口树立招牌，只写某店栈房，如违者罚银五十两。每年正月十五日演戏各家俱有齐备，如有违者不许开行。有新开行者，必先打出官银五十两。到店吃饭，俱要饭钱。”
会馆还承担着一项道义责任，这就是存寒恤孤，为独死异乡的同乡送终埋骨。商人逐利而行，流动性大，风险也大。一旦有病无钱，灾难踵至，会馆都会发动同行相助，“知单传到，即刻亲来，各怀公愤相救，虽冒危险不辞，始全行友解患扶危之谊。”这就使“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游子倍感温馨。
会馆的兴建由各帮商人自愿捐款，管理由大家委派专人负责，是传统社会结构中难得的公共场所，而关公精神中的“信义”，又是中国传统道德中“亲亲”之外难得的公共伦理。以山西会馆而言，由于河东地区在明前隶属陕西东路，语言风俗也与陕西比较接近，故陕西商人乐于与山西商人共同出资修建“山陕会馆”，以扩大地域之间的联络，后来又将甘肃商帮也吸纳在内，发展成为“三秦会馆”，以至全国各地曾经出现无数大大小小的“山陕会馆”、“三秦会馆”，其中河南社旗、舞阳、开封及山东聊城的“山陕会馆”、四川自贡的“西秦会馆”已被列入全国文物保护单位。这些会馆也都乐意张扬关公的乡亲乡情，如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关帝庙对联言：
“浩气已吞吴并魏，休光常荫晋与秦。”
此外，这些会馆无不以关帝庙及舞台为其特征，对中国戏曲的繁荣和普及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笔者有幸应邀参观过其中几座山西或者山陕会馆，如洛阳、开封、社旗等地，其规模宏敞，建筑精良，实已超过当地一些着名的梵宇琳宫。尤其是贵州铜仁地区石阡县万寿宫（晚清江西会馆）内，不但关帝庙占据首座，而且戏台侧面三国戏雕工之精美，亦称一绝。可知作为商品流通的后期现象，关羽崇拜已经独立系统，超胜佛道两教和地域隔阂。俨然成为一方通邑人流物转，商贸繁华的重要标志和象征了。
（第五节）考试神
促使晚明朝臣进一步信仰关羽的一个因素，或许与万历二十二年吏部铨选的一次改革有关，这就是“掣签法”的出现。赵翼尝言：
“吏部掣签始于明万历中。孙丕扬为冢宰时，大选，外官竞为请托。丕扬创为掣签之法，分签为四隅……至于起复调简，地僻孤缺，或人浮于缺，则又借附近之地，以通签掣之穷。吏部之有签，自此始也。见《明史·选举志》及《东林列传》，亦见顾仲恭《竹签传》。按于慎行《笔麈》谓孙公患中人请托，故创为此法，一时宫中相传，以为至公，下逮闾巷亦翕然称颂。”
明廷三年一次的铨选，也就是官员的分配、提拔、调任，将仿照正阳门掣关侯签的方式来决定。所以造成这种方式，部分原因缘于吏部本职工作内评判能力、考核政绩的标准和机制，出现了混乱；部分原因则是由于“中贵干托”，也就是宦官利用权势走后门，批条子；另外就是门户林立，党争激烈。这使主管铨政的吏部伤透了脑筋。《明史·孙丕扬传》说：
“（万历）二十九年拜吏部尚书。丕扬挺劲不挠，百僚无敢以私干者，独患中贵二十九年，文选员外郎倪斯蕙条上铨政十八事，其一曰议掣签。尚书李裁拟行报可，孙丕扬踵而行之。请谒。乃创为掣签法，大选、急选，悉听其人自掣，请寄无所容。一时选人盛称无私，然铨政自是一大变矣。”
以今日视点观之，采取掣签之法意在“公平”而非“效率”，只能算作“无法之法”。全国府州县虽然行政级别相同，但按其出产、交通、公务、治安、边防等综合因素，历来分为若干等级，惟各朝称呼不一。其间利益差别，责任重轻，关系甚大。而候选官员的能力、经验甚至心态，本来就各不相同。掣签获得重任优差者，未必愿意或者能够胜任愉快。
着名例子是袁宏道。他为万历二十年进士，庶吉士考满分发，正好赶上孙丕扬改革，掣得吴县县令之差。以他二十八岁年龄，及当时吴县经济文化发展态势，无疑被视作上等肥缺，海内优差。惟迎来送往，公务繁剧，使袁宏道很不开心。一年后便再三上书乞归。今见《袁宏道集》卷七《去吴七牍》满篇诉苦之声，甚至把自己做官，比作猴子入笼，“不肖岂习为令者？一处剧邑，如猢狲入笼中，欲出则被主者凡扃，欲不出又非其性，东跳西踣，毛爪俱落。”他先是借口为祖母詹氏尽孝，“初意亦谓河南、江西近地，去家不远，可迎养耳。不意走姑苏三千里外，有若隔天。”最后索性耍赖，声称自己也已“气结不伸，积渐成病。神思恍惚，恨不即死”，甚至“前已力疾，同两衙官盘明封识在库，谨束装维舟，以待台命”，不论批准与否，都要一走了之。但在私下与友人书中，却说“掷却进贤冠，作西湖荡子，如初出阿鼻，乍升兜率，情景不可名状。”
到了崇祯年间又增加了一个遴选高级阁员的新花样，叫作“枚卜”。按明代内阁成员分别称做首辅、次辅、群辅。为了补充内阁成员，崇祯依照祖宗法规，先由九卿共同提名，选出六名以上候选人，叫做“会推”；“帝仿古枚卜典，贮名金瓯，焚香肃拜，以次探之”，叫做“枚卜”。
明代掣签铨选，使士人更加相信关庙灵签。清代更盛，如王士祯就自述说：
“京师前门关帝庙签夙称奇验。予顺治己亥谒选，往祈。初得签云：‘今君庚甲未亨通，且向江头作钓翁。玉兔重生应发迹，万人头上逞英雄。’又云：‘玉兔重生当得意，恰如枯木再逢春。’尔时殊不解。是年十月，得扬州推官。以明年庚子春之任，在广陵五年，以甲辰十月迁礼部郎。所谓‘庚甲’者，盖合始终而言之。扬州濒江，故曰‘江头’也。然终未悟后二句所指。至庚申年八月置闰，而予以崇祯甲戌生，实在闰八月。过闰中秋四阅月，递谋圣恩，擢拜国子祭酒。于是乃悟‘玉兔重生’之义。谚云：‘饮啄皆前定’，讵不信乎？”
以现代观念而言，“掣签”基于数论中的随机概率，并不神秘。在前提平等的条件下，确实可以体现出某种意义上“公平、公正、公开”理想境界。故现代社会中凡有“博奕论”参与的活动，也经常采用掣签方式，如国际足联决定分组名单，如各种彩票抽奖摸奖，等等等等。中国历史上用于处理政治事物的成功事例，当推乾隆时决定以“金瓶掣签”方式决定喇嘛教活佛转世灵童的产生，既尊重了西藏的宗教自治传统，又充分体现着中央政府的意志和西藏活佛合法的权力来源。可谓“双赢”。以其无关本题，不赘。
“夫子”之称向来是公认大儒的专利。自《论语》每以夫子称谓孔子以来，只有孟轲、朱熹等有限几人尝被以“夫子”之称。但万历以后开始泛滥，以致关羽在明清之际也被称作“关夫子”，算得一桩奇事。有记载说：
“关羽而称夫子，奇闻也。王夫之《识小录》，谓主考本称举主，万历以后称老师，崇祯末年称夫子。关羽之称夫子，盖亦自崇祯始也。”
明清科举称为“五经分房”，即以《诗》（《诗经》）、《书》（《尚书》、《书经》）、《礼》（《礼记》）、《易》（《周易》）、《春秋》（《麟经》）五部儒家经典分房出题，考生则各习一经，类似今日之报考文、理、医农各有试题。清代加一《礼经》（《周礼》），合为“六经”。其中《春秋》向被称为“经中之史”，需要熟悉大量典故，被认为是较难的一科，考中之后也容易进入词翰清贵，记注修史一类接近“天咫”的位置。晚明文坛一时盟主如文震孟、钱谦益都是以《春秋》获隽的。《三国志》曾引《江表传》谓“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遂被奉为《春秋》权威。故治《春秋》一经者每以关羽托梦，示以必隽，或者签卜以占吉凶。根据现有资料，最早在嘉靖时期已经踵继关羽护佑“抗倭”，而在江南出现。嘉靖四十一年王三锡撰嘉兴《义勇武安王神祠碑记》就自承说：
“叔承上公车春闱前数日，卧燕邸，梦至一室，四面皆火，度不能脱。遂仰空吁王，王忽现形与语曰：汝能忆十一年前王镇之事乎？免汝曹于兵燹，而活汝曹于庐室者，谁欤？叔承叩颡谢过，再拜祈脱。王携手出叔承曰：与汝一第，吾乃以柳汁染子衣矣。语毕，似梦非梦。叔承大感悟书绅，无何，果捷南宫，不殿试而旋。百务未遑，而规摹商酌，洗橐中金粤，数月而祠宇告成。”
明言获隽为关羽神佑，只是未谈及通过何种渠道影响到考试录取。但说很快就出现了梦中获得关羽亲授《春秋》题目，帮助考试的传说，益可知科举之士所以虔心致祷之由。乾隆十九年抄本《信义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