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关公崇拜溯源(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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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章 关公信仰的扩散(2)

“京师四方所聚,其各有会馆,为初至居停,相沿甚便。”稍后亦有人从当时京师的户籍管理制度方面作出解释:

稍后亦有人从当时京师的户籍管理制度方面作出解释:

“会馆之设都中,古未有也,始嘉、隆间。盖都中流寓之土着,游间屣士绅,爰隶城坊而五之。台五差,卫五组,兵马五司,历听治详焉。惟是四方曰至,不可以户编而数凡之也。用建会馆,士绅是主。凡入出都门者,藉有稽,游有业,困有归也,不至作奸;作奸未形,责让先及,不至抵罪;抵于罪则藉得之耳,无迟于补。”

自从明代实施开中法,晋商一度以“极临边境”的地缘优势捷足先登,逐渐成为有势力的商人群体。晋士晋商为活动方便而设会馆于京师,其实也是儒、商合流的途径之一。当时会馆规模较小,功能主要是晋籍士人聚会场所。《晋冀会馆碑记》就记述了设立会馆之初衷:

“历来服官者、贸易者、往来奔走者不知凡几,而会馆之设,顾独缺焉。……虽向来积有公会,而祀神究无专祠,且朔望吉旦群聚类处,不可无以联其情而冷其意也。议于布巷之东蒋家胡同,购得房院一所,悉毁而更新之,以为邑人会馆。”

又《临襄馆山右馆财神庵三公地重修建筑落成记碑》载:

“吾乡自前明,即有山右会。”

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重修临汾东馆记》载:

“临汾为山右平阳首邑,其立馆于京师也,自前明始。”

可知地域性工商会馆之设,大抵起于晚明晋商。但作为社会转型中的“新生事物”,则不仅止于京师。如商埠要冲苏州之岭南、潮州、三山(福州)等会馆,也自称溯自前明万历时期,可见会馆型制作为商业社会的“新生事物”,发展非常迅速。地域性会馆是跨行业的,不像行业会馆那样带有规范行业行为的性质,更多强调乡情乡谊,亦犹“乡社”之延伸。这在很多会馆的宗旨中都有揭示。如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京师《修建临襄会馆碑记》称:

“会馆之立,所以联乡情,笃友谊也。朋友居五伦之一,四海之内,以义相投,皆为兄弟。然籍同里井考,其情较洽。籍同里井,而于他乡遇之则尤洽。”

乾隆二十八年苏州《陕西会馆碑记》,叙述更为直捷明快:

“我乡幅员之广,几半天下。微论秦、陇以西,判若两者,即河、渭之间村墟鳞栉,平时有不相浃洽者,一旦相遇于旅邸,乡音方言,一时蔼然而入于耳;嗜好性情,不约而同于心。加以岁时伏腊,临之以神明,重之以香火,樽酒簋酺,欢呼把臂,异乡骨肉所极不忘耳!”

也是“月是故乡明”的意思,显然为切身体会,有感而发。会馆本为“离乡背井”游子所设,与孔孟夫子基于“井田制”的社会设计全然不同,但清儒也能找到二者间的契合点。同治潮州《汀龙会馆志·馆志序》就道出儒家立场对于这个“新生事物”的肯定和激赏:

“或曰:会馆非古制也,而王律不之禁者,何耶?予曰:对人治天下,使民兴于善而已,会馆之设,有四善焉:以联乡谊,明有亲也;以崇神祀,明有敬也;往来有主,以明礼也;期会有时,以明信也。使天下人相亲相敬而持之礼信,天下可大治,如之何其禁耶?”

证明其实这是一方“乡土孤岛”,而“异乡骨肉”之欢,所临神明也因之具有鲜明的地域性质,比如江西会馆例供许真君(旌阳),徽州会馆例供朱夫子(熹),潮州会馆例奉韩夫子(愈),等等。但普遍受到欢迎的仍然是“义神”关羽。会馆与行业在商业神崇拜中互为经纬,才能为四海为家的商人编织出一个更为阔大的公共空间。既是同乡聚会“坐论一堂以谋商业之公益”的地方,又是对外同心协力,对内调解纷争的所在。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北京崇文门税务监督和中间人牙行曾经勾结一起,讹诈山西商人,会馆议决后通告说,“凡涉同行公事,一行出首,众行俱宜帮助资力,不可藉端推诿,致失和气。使相友相助,不起半点之风波。同泽同胞,永固万年之生业。”终于打赢官司,维护了自己的正当权益。

会馆还是行业自律,坚持商业道德的阵地。河南舞阳山陕会馆至今保存着一块碑,记叙的就是乾隆五十年(1785)“公议杂货行规”的结果:

“买货不得论堆,必要逐宗过秤,违者罚银五十两。不得合外分伙计,如违者罚银五十两。不得沿路会客,如违者罚银五十两。落下货本月内不得跌价,违者罚银五十两。不得在门外拦路会客,任客投至,如违者罚银五十两。不得假冒名姓留客,如违者罚银五十两。结账不得私让分文,如违者罚银五十两。不得在人家店内勾引客买货,如违者罚银五十两。不得在栈房门口树立招牌,只写某店栈房,如违者罚银五十两。每年正月十五日演戏各家俱有齐备,如有违者不许开行。有新开行者,必先打出官银五十两。到店吃饭,俱要饭钱。”

会馆还承担着一项道义责任,这就是存寒恤孤,为独死异乡的同乡送终埋骨。商人逐利而行,流动性大,风险也大。一旦有病无钱,灾难踵至,会馆都会发动同行相助,“知单传到,即刻亲来,各怀公愤相救,虽冒危险不辞,始全行友解患扶危之谊。”这就使“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游子倍感温馨。

会馆的兴建由各帮商人自愿捐款,管理由大家委派专人负责,是传统社会结构中难得的公共场所,而关公精神中的“信义”,又是中国传统道德中“亲亲”之外难得的公共伦理。以山西会馆而言,由于河东地区在明前隶属陕西东路,语言风俗也与陕西比较接近,故陕西商人乐于与山西商人共同出资修建“山陕会馆”,以扩大地域之间的联络,后来又将甘肃商帮也吸纳在内,发展成为“三秦会馆”,以至全国各地曾经出现无数大大小小的“山陕会馆”、“三秦会馆”,其中河南社旗、舞阳、开封及山东聊城的“山陕会馆”、四川自贡的“西秦会馆”已被列入全国文物保护单位。这些会馆也都乐意张扬关公的乡亲乡情,如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关帝庙对联言:

“浩气已吞吴并魏,休光常荫晋与秦。”

此外,这些会馆无不以关帝庙及舞台为其特征,对中国戏曲的繁荣和普及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笔者有幸应邀参观过其中几座山西或者山陕会馆,如洛阳、开封、社旗等地,其规模宏敞,建筑精良,实已超过当地一些着名的梵宇琳宫。尤其是贵州铜仁地区石阡县万寿宫(晚清江西会馆)内,不但关帝庙占据首座,而且戏台侧面三国戏雕工之精美,亦称一绝。可知作为商品流通的后期现象,关羽崇拜已经独立系统,超胜佛道两教和地域隔阂。俨然成为一方通邑人流物转,商贸繁华的重要标志和象征了。

(第五节)考试神

促使晚明朝臣进一步信仰关羽的一个因素,或许与万历二十二年吏部铨选的一次改革有关,这就是“掣签法”的出现。赵翼尝言:

“吏部掣签始于明万历中。孙丕扬为冢宰时,大选,外官竞为请托。丕扬创为掣签之法,分签为四隅……至于起复调简,地僻孤缺,或人浮于缺,则又借附近之地,以通签掣之穷。吏部之有签,自此始也。见《明史·选举志》及《东林列传》,亦见顾仲恭《竹签传》。按于慎行《笔麈》谓孙公患中人请托,故创为此法,一时宫中相传,以为至公,下逮闾巷亦翕然称颂。”

明廷三年一次的铨选,也就是官员的分配、提拔、调任,将仿照正阳门掣关侯签的方式来决定。所以造成这种方式,部分原因缘于吏部本职工作内评判能力、考核政绩的标准和机制,出现了混乱;部分原因则是由于“中贵干托”,也就是宦官利用权势走后门,批条子;另外就是门户林立,党争激烈。这使主管铨政的吏部伤透了脑筋。《明史·孙丕扬传》说:

“(万历)二十九年拜吏部尚书。丕扬挺劲不挠,百僚无敢以私干者,独患中贵二十九年,文选员外郎倪斯蕙条上铨政十八事,其一曰议掣签。尚书李裁拟行报可,孙丕扬踵而行之。请谒。乃创为掣签法,大选、急选,悉听其人自掣,请寄无所容。一时选人盛称无私,然铨政自是一大变矣。”

以今日视点观之,采取掣签之法意在“公平”而非“效率”,只能算作“无法之法”。全国府州县虽然行政级别相同,但按其出产、交通、公务、治安、边防等综合因素,历来分为若干等级,惟各朝称呼不一。其间利益差别,责任重轻,关系甚大。而候选官员的能力、经验甚至心态,本来就各不相同。掣签获得重任优差者,未必愿意或者能够胜任愉快。

着名例子是袁宏道。他为万历二十年进士,庶吉士考满分发,正好赶上孙丕扬改革,掣得吴县县令之差。以他二十八岁年龄,及当时吴县经济文化发展态势,无疑被视作上等肥缺,海内优差。惟迎来送往,公务繁剧,使袁宏道很不开心。一年后便再三上书乞归。今见《袁宏道集》卷七《去吴七牍》满篇诉苦之声,甚至把自己做官,比作猴子入笼,“不肖岂习为令者?一处剧邑,如猢狲入笼中,欲出则被主者凡扃,欲不出又非其性,东跳西踣,毛爪俱落。”他先是借口为祖母詹氏尽孝,“初意亦谓河南、江西近地,去家不远,可迎养耳。不意走姑苏三千里外,有若隔天。”最后索性耍赖,声称自己也已“气结不伸,积渐成病。神思恍惚,恨不即死”,甚至“前已力疾,同两衙官盘明封识在库,谨束装维舟,以待台命”,不论批准与否,都要一走了之。但在私下与友人书中,却说“掷却进贤冠,作西湖荡子,如初出阿鼻,乍升兜率,情景不可名状。”

到了崇祯年间又增加了一个遴选高级阁员的新花样,叫作“枚卜”。按明代内阁成员分别称做首辅、次辅、群辅。为了补充内阁成员,崇祯依照祖宗法规,先由九卿共同提名,选出六名以上候选人,叫做“会推”;“帝仿古枚卜典,贮名金瓯,焚香肃拜,以次探之”,叫做“枚卜”。

明代掣签铨选,使士人更加相信关庙灵签。清代更盛,如王士祯就自述说:

“京师前门关帝庙签夙称奇验。予顺治己亥谒选,往祈。初得签云:‘今君庚甲未亨通,且向江头作钓翁。玉兔重生应发迹,万人头上逞英雄。’又云:‘玉兔重生当得意,恰如枯木再逢春。’尔时殊不解。是年十月,得扬州推官。以明年庚子春之任,在广陵五年,以甲辰十月迁礼部郎。所谓‘庚甲’者,盖合始终而言之。扬州濒江,故曰‘江头’也。然终未悟后二句所指。至庚申年八月置闰,而予以崇祯甲戌生,实在闰八月。过闰中秋四阅月,递谋圣恩,擢拜国子祭酒。于是乃悟‘玉兔重生’之义。谚云:‘饮啄皆前定’,讵不信乎?”

以现代观念而言,“掣签”基于数论中的随机概率,并不神秘。在前提平等的条件下,确实可以体现出某种意义上“公平、公正、公开”理想境界。故现代社会中凡有“博奕论”参与的活动,也经常采用掣签方式,如国际足联决定分组名单,如各种彩票抽奖摸奖,等等等等。中国历史上用于处理政治事物的成功事例,当推乾隆时决定以“金瓶掣签”方式决定喇嘛教活佛转世灵童的产生,既尊重了西藏的宗教自治传统,又充分体现着中央政府的意志和西藏活佛合法的权力来源。可谓“双赢”。以其无关本题,不赘。

“夫子”之称向来是公认大儒的专利。自《论语》每以夫子称谓孔子以来,只有孟轲、朱熹等有限几人尝被以“夫子”之称。但万历以后开始泛滥,以致关羽在明清之际也被称作“关夫子”,算得一桩奇事。有记载说:

“关羽而称夫子,奇闻也。王夫之《识小录》,谓主考本称举主,万历以后称老师,崇祯末年称夫子。关羽之称夫子,盖亦自崇祯始也。”

明清科举称为“五经分房”,即以《诗》(《诗经》)、《书》(《尚书》、《书经》)、《礼》(《礼记》)、《易》(《周易》)、《春秋》(《麟经》)五部儒家经典分房出题,考生则各习一经,类似今日之报考文、理、医农各有试题。清代加一《礼经》(《周礼》),合为“六经”。其中《春秋》向被称为“经中之史”,需要熟悉大量典故,被认为是较难的一科,考中之后也容易进入词翰清贵,记注修史一类接近“天咫”的位置。晚明文坛一时盟主如文震孟、钱谦益都是以《春秋》获隽的。《三国志》曾引《江表传》谓“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遂被奉为《春秋》权威。故治《春秋》一经者每以关羽托梦,示以必隽,或者签卜以占吉凶。根据现有资料,最早在嘉靖时期已经踵继关羽护佑“抗倭”,而在江南出现。嘉靖四十一年王三锡撰嘉兴《义勇武安王神祠碑记》就自承说:

“叔承上公车春闱前数日,卧燕邸,梦至一室,四面皆火,度不能脱。遂仰空吁王,王忽现形与语曰:汝能忆十一年前王镇之事乎?免汝曹于兵燹,而活汝曹于庐室者,谁欤?叔承叩颡谢过,再拜祈脱。王携手出叔承曰:与汝一第,吾乃以柳汁染子衣矣。语毕,似梦非梦。叔承大感悟书绅,无何,果捷南宫,不殿试而旋。百务未遑,而规摹商酌,洗橐中金粤,数月而祠宇告成。”

明言获隽为关羽神佑,只是未谈及通过何种渠道影响到考试录取。但说很快就出现了梦中获得关羽亲授《春秋》题目,帮助考试的传说,益可知科举之士所以虔心致祷之由。乾隆十九年抄本《信义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