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唐宋封祀
封祀是儒家视为国家大事的重大典仪，《春秋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刘子曰：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
认为君主的基本职责，就在于运用祭祀来宣示文化政策，运用战争来表达领土和统治意志。除了例行敬天法祖的“岳渎”、“祖先”崇拜之外，唐王朝一项影响深远的文化建设，就是宣布以国家大典，来祭祀孔子和姜尚（太公望，即后世俗谓“姜太公”、“姜子牙”），以明示价值体系的引导取向。孔子的祀典以后虽然也陆续有所增改，但总的趋势是稳定的。而唐祀姜尚，凡有四变：《新唐书》卷十五《礼乐五》：
“开元十九年（731年），始置太公尚父庙，以留侯张良配。中春、中秋上戊祭之，牲、乐之制如文宣。出师命将，发日引辞于庙。仍以古名将十人为十哲配。……上元元年（674年），尊太公为武成王，祭奠与文宣王比。以历代良将为十哲象坐侍：秦武安君白起、汉淮阴侯韩信、蜀丞相诸葛亮、唐尚书右仆射卫国公李靖、司空英国公李绩列于左；汉太子少傅张良、齐大司马田穰苴、吴将军孙武、魏西河守吴起、燕昌国君乐毅列于右。以良为配。后罢中祀，遂不祭。”
此时于三国惟配孔明，颇合于太宗李世民的对他的褒扬。
安史之乱后的形势变化，使国家祀典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相应偏移。首先是在礼仪使颜真卿的倡议下，大幅度增加了武成王庙祀，尤其是兴唐保唐诸将的配飨，反映出颜真卿的孤旨苦心，他意图奖掖历史上功臣名将，用榜样的力量引导握有实权的各路藩镇节度忠心保国：
“建中三年（782年），礼仪使颜真卿奏：‘治武成庙，请如《月令》，春秋释奠。其追封以王，宜用诸侯之数，乐奏轩县。’诏史馆考定可配享者，列古今名将凡六十四人图形焉……魏征东将军晋阳侯张辽、蜀前将军汉寿亭侯关羽、吴偏将军南郡太守周瑜、丞相娄侯陆逊……魏太尉邓艾、蜀车骑将军西乡侯张飞、吴威武将军南郡太守孱陵侯吕蒙、大司马荆州牧陆抗……礼部尚书闻喜公裴行俭、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代国公郭元振、朔方节度使兼御史大夫张齐丘、太尉中书令尚父郭子仪。”
扩大配飨的结果，是魏蜀吴并立，而且吴人居然占据了半数。关羽也在这时和张飞一同进入了庙祀，这也许与当时叛乱藩镇多出于河北的情势有关。颇疑李商隐《骄儿诗》描述的“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的元和间唐人说话，亦与这次扩大配飨的背景不无关联。不料诏令颁布次年即发生了李希烈、朱泚等人大规模叛乱，提出这个设计的颜真卿也命丧强藩骄镇之手。配飨的历代诸将也跟着吃了挂落，被毫不客气地撤去祀位，请出武庙：
“贞元二年（786年），刑部尚书关播奏：‘太公古称大贤，下乃置亚贤，义有未安。而仲尼十哲，皆当时弟子，今以异时名将，列之弟子，非类也。请但用古今名将配享，去亚圣十哲之名。’自是，惟享武成王及留侯，而诸将不复祭矣。”
赵宋代周，结束了五代纷乱局面，不久即开始上承唐统，郊祀天下，再次将关羽、张飞列入武成王配祀。也许出于“杯酒释兵权”的需要，赵匡胤不久又改了主意。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太祖建隆元年（960年）》言：
“初，上幸武成王庙，历观两廊所画名将，以杖指白起曰：‘起杀已降，不武之甚，胡为受飨如此？’命去之。左拾遗、知制诰高锡因上疏论王僧辩不克令终，不宜在配飨七十二贤之列。乃诏吏部尚书张昭、工部尚书窦仪与锡别加裁定，取功业始终无瑕者。癸巳，昭等共议请升汉灌婴……凡二十三人；退魏吴起，齐孙膑，赵廉颇，汉韩信、彭越、周亚夫，后汉段纪明，魏邓艾，晋陶侃，蜀关羽、张飞……凡二十二人。”
这立刻招致了反对意见。两天以后，秘书郎、直史馆梁周翰上言表示异议：
“臣闻天地以来，覆载之内，圣贤交惊，古今同流，校其末年，鲜克具美……关羽则为仇国所擒，张飞则遭帐下所害。凡此名将，悉皆人雄，苟欲指瑕，谁当无累？或从澄汰，尽可弃捐。况其功业穹隆，名称烜赫，樵夫牧稚，咸所闻知，列将通侯，窃所归慕。若一旦除去神位，摈出祠庭，吹毛求异代之非，投袂忿古人之恶，必使时情顿惑，窃议交兴。”
梁周翰旗帜鲜明反对“吹毛求异代之非，投袂忿古人之恶”，不但“法祖”旧制，也是针对“兵革未靖，宜右武以起忠烈”的宋初现实。赵匡胤考虑的重点不同，他建立武成王庙是满足武将也能“功业不朽”的要求，变革“配飨”的标准不啻于警告他们千万注意要“保持晚节”，否则无论你“资格多老，功劳多大”，也可能撤销待遇，身后没有冷猪肉吃，所以他对梁周翰的上书采取了“冷处理”的方式：
“上以升降之制，有所劝惩，不报。”
“劝惩”二字包含的现实内容，不言而喻。不过他在修复历代帝王陵寝及功臣烈士宗庙时，也包括刘备、关羽、张飞和诸葛亮。赵光义又推恩及远，“至道二年（996年）制曰：‘五岳四渎、名山大川及历代圣帝明王、忠臣烈士有祠在逐处，并令清洁致祭。近祠庙陵寝处并禁采樵。’”这也是玉泉寺关羽祠宇能够延续至宋的原因吧。
时与势移，康定、庆历年间宋廷用兵西夏招致惨败，内乱亦起，亟须“右武以起忠烈”，于是宋仁宗按照范仲淹建议颁行“新政”（1043年），对武成王庙配享也进行了调整：
“初，建隆议升历代功臣二十三人，旧配享者退二十二人。庆历仪，自张良、管仲而下依旧配享，不用建隆升降之次。”
这也意味着恢复了关羽等人的配享。其实早在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真宗亲祀汾阴后土庙时，已在关羽故乡解州新建了关庙，郑咸《元佑（1086～1093）重修（关）庙记》提到关羽事迹已经广泛传诵，“老农稚子，皆能道之”，特别强调他不事强主，不计爵禄富贵，对“汉之宗种”生死相从的忠义气节，足以传世。请注意其中“庙久不治，里中父老相与经营，加完新焉”数语。这也是关羽崇拜由葬地当阳向故里解州，或者说是由楚地向中原的一次重要转移，也成为后来道教“关公斩蚩尤”神话的契机。
宋神宗欲强兵耀武，所以特地颁定历代功臣祠庙的等级及升降爵次，并明确划分了“人”与“神”的政策界限。《宋史·礼八》言：
“诸祠庙。自开宝、皇佑以来，凡天下名在地志，功及生民，宫观陵庙，名山大川能兴云雨者，并加崇饰，增入祀典。熙宁复诏应祠庙祈祷灵验，而未有爵号，并以名闻。于是太常博士王古请：‘自今诸神祠无爵号者赐庙额，已赐额者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生有爵位者从其本封。妇人之神封夫人，再封妃。其封号者初二字，再加四字。如此，则锡命驭神，恩礼有序。欲更增神仙封号，初真人，次真君。’”
也就是说，公、侯、王三爵犹为功臣之封赏，而真人、真君则已为“神仙”名号矣。以此观之，关羽由人而神的区分，正在后来道教加封其为“崇宁真君”之际。李焘《续通鉴长编》记载，宣和五年关羽曾被敕封为“义勇武安王，从祀武王庙”，但旋以礼部奏启，“从祀将例，不显谥号”，故除“义勇”，仍称“武安王”。也许是在玉泉和广西的关羽祠庙宋仁宗时已经“赐额”，且汉代业已封侯的缘故吧。苏东坡门下弟子李廌《济南集》已有《关侯庙》诗，其云：
“三方各虎踞，猛将皆成群。屹然万人敌，惟髯称绝伦。仗节气盖世，横矟勇冠军。艰难戎马间，感慨竹帛勋。凤阙倥蛮楚，庙食汉江濆。神游旧战地，庭树起黄云。”
其集未编年，故难以骤定写于何时，由诗意看应当是游楚之作。按李廌文字虽然曾得苏轼激赏，但一生科名未遂，故游历有限。现存李廌集有其应赵德麟邀约，曾去襄樊一带游历，或者作于此时。李廌逝于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年），其时中原尚称承平，但瞻仰关庙已勾起他的无限感慨。
（第二节）明代国祀
唐宋两代关羽都曾进入武成王陪祀，但位次并不显赫。北宋虽然已为关羽封王，爵次高于其他陪祀，但也还不惟此独尊。元代封敕甚为杂乱，则因主奉藏传佛教，而道教也热心参与之故。明代开国即以理学建构制度，朱元璋在南京初立十庙，而无关庙的情况曾引起后人猜测。故传言：
“明初，英灵坊十庙将成，高帝梦神谒陛前，求立庙。帝曰：卿于国无功，是以不及。神曰：陛下鄱阳之战，臣率阴兵十万为助，何谓无功？帝颔之，神乃去。明旦命工部部为立祠。”
盖缘朱氏久立长子朱标为嗣，并指定宋濂为首的一批理学重臣为其讲经，目的是培养出中国第一个“理学皇帝”。不料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朱标因病早逝，经过反复考虑权衡，朱元璋决意按照西周宗子之法，摒弃已立藩王之诸子，迳以朱标十六岁的次子允炆为帝嗣，以齐泰、黄子澄、方孝孺为其师傅。但他也惟恐主弱臣强，重蹈元代泰定帝以后强臣废立，继位失序的覆辙，故于次年再开杀戒，这就是明史着名的“蓝玉案”。洪武二十七年复关羽庙祀，应当是为余下的武将树立忠君尚义的典范，以确保建文嗣位时，能够有一批忠心武臣保驾。殊不料百密一疏，祸起萧墙，起兵篡位的却正是皇子朱棣，也应了那句“千虑一失”的老话。后来建文面临破城危急之时，惟有祷神以冀奇迹时，京师关羽祠也果然派上了用场：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辛卯，遣江阴侯吴高祭开平忠武王（常遇春）；神乐观提点周原（玄）初祭北极真武之神；后军提督陈旭祭汉寿亭侯；礼部员外郎宋礼祭都城隍之神。”
可谓“临时抱佛脚”。朱棣即位不久即开始在北平营建京师，永乐十九年正式迁都。《明史·礼四》载：
“汉寿亭侯关公庙，永乐间建。成化十三年，又奉敕建庙宛平县之东，祭以五月十三日。皆太常寺官祭。”
北京故宫博物院除收藏有宣德时期宫廷画师商喜绘制的大幅《关公擒将图》，还有戴进绘制的《三顾草庐》图轴，尺幅斐然可观。其中有关羽幞巾葛袍之另种风格形像，与《擒将图》迥异，可资比较。颇疑此两幅画均是宣德帝在迁都北京以后，为重修京师“寿亭侯庙”（或另有“三义庙”计划，如后世正统帝修建者然）准备的壁画粉本，但不知何故未能建庙，所以没有派上用场，遂闲置于大内库藏之中。一般而言，庙宇更新都是在原址翻修，而非移址另建，故知以护佑明廷着称之白马关庙，实由明宪宗（年号成化）的朱见深在洪武初其所建关庙新修。也许经历“土木之变”和“夺门之变”，皇室对于关公的信奉更上层楼。《万历野获编》卷一“复辟诛赏之滥”条言：
“天顺元年正月，南内夺门之功，开赏过滥，不必言矣。乃至无目人刘智亦拜漏刻博士，以致教坊司乐工高鉴升司乐，俱见之明旨。不亦重辱此盛举哉！以故朝天宫道士朱可名、大兴隆寺僧本金，皆以诵经所祝乞官。而山西按察司俞本，亦以曾祷关羽庙祈上还京，且录告神诗文以献矣。”
证实当时“勤王”，还的确有拿关公崇拜说事儿者，亦可见出道士、乐工在拥立皇帝中亦有作用。据载正统年间朱祁镇曾于紫禁城西南隅建立了一座“三义庙”，专门祀奉刘关张君臣兄弟。
作为朱祁镇事先册立的太子，成化帝朱见深在这次帝位承继的反复中，一度失去东宫储位，一定对究竟什么才是“帝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随帝所往，艰险不避，君臣义气，彼此固结，久而不替……炎鼎巳失而复存，汉祚巳绝而复续”深有所感。故树立忠节榜样的同时，也在宗教各派中广结善因，左右逢源。就是他首先开启了明廷“传升”道官的制度，又命勋旧与嗣汉天师结为姻亲的。成化十七年（1481年），朱见深又特为京师关庙颁赐祭文，云：
“惟神天挺英豪，而号万人之敌，理涵麟史，以兴一国之图。酬德报功，烈侯嘉祀。逮于大宋，敕令灵魂，复统阴符之兵，剿灭蚩尤之怪。妖气既绝，旱虐随消。天降甘霖，池盈盐水。生民获利，国课充输。公快私忻，惟神是赖。尤冀佑皇图之永固，更希神灵之悠长。遣使达诚，持香致敬。灵威显赫，昭格是祈。”
既肯定了关羽知晓《春秋》（亦称“麟史”或者“麟经”）大义，又宣示出正一派托言“关公斩蚩尤”的神异佑民，显示出儒道合流的趋势。从此明廷的关羽崇拜正式走上了儒道合一的轨道。关羽祭祀既然沿此两途开始升温，重心也开始第二次大转移，形成以全国政治文化核心地带——京师为中心的国家崇拜，并持续影响四百余年，直到清末。
《明武宗实录》卷五载：“（弘治十八年九月辛丑）礼部进孝宗敬皇皇帝梓宫发引祔享仪注”时，已把关羽庙列为太常寺祭告对象。这次祭礼提升虽然并不引人注目，却为后世皇室供奉打开了闸门。成化年间，礼部侍郎倪岳曾上《正祀典疏》，把很多热门神灵列入“淫祀”包括梓潼帝君、文昌之星、张天师、大小青龙神、东岳泰山神、北极佑圣真君（真武）、崇恩（萨真人）、隆恩真君（王灵官）、洪恩灵济真君（二徐），甚至城隍神，但却特别声明：
“（在京各项祭祀）正大之神汉寿亭侯、宋文丞相，俱祀典应祭。”
洪熙至弘治期间，关庙一直得到地方官员的维修或者复建，还有词臣学士苗衷、商辂、李东阳，翰林钱福，主管大僚如礼部尚书周洪谟，江南名士如祝允明等为之立碑撰记。祭祀虽不显赫，却为中明的提升预设了前提。朱棣自北方取得帝位，故立真武为主神。嘉靖则是自南方承嗣取得帝位的，按照规制他出生之锺祥（潜邸）也因之升格为承天府，与应天府（南京）、顺天府（北京）并立为三，即所谓“升州为府，拟两京兆，声名文物，非列郡可比”。只是承天府辟处一隅，地瘠人寡，不足以称通都大邑，故将荆门、沔阳等三个府州归入承天府辖治。关羽殉难之地当阳原属荆门，亦于嘉靖十年归并入承天府治下。按朱厚熜原拟将其父兴献王陵（后称显陵）移葬北京昌平帝陵一系，以彻底完成转移帝系，以“皇太孙”身份继承大统的愿望。为此他曾专程回锺祥谒陵，进行考察，也是惟一离宫远巡。途中曾经遭遇火灾，被随驾锦衣卫指挥陆炳冒死救出：
“十八年从帝南幸，次卫辉。夜四更，行宫火，从官仓猝不知帝所在。（陆）炳排闼负帝出，帝自是爱幸炳。屡擢都指挥同知，掌锦衣事。”
但在最后关头，嘉靖还是因为怕断了“龙脉”而放弃迁葬，决定其母死后仍然归葬显陵，规格为帝陵。这就更加凸现出帝嗣南来的意义。徐阶曾有《重修当阳（关）庙碑》，谈到当阳关庙曾在嘉靖年间大规模重修，捐助者则为：
“黄公名锦，在司礼，务德而奉公；陆公名炳，有文武才，其志在安社稷。观于兹举，可以得其人之概矣。”
请注意，这两个人正好都是嘉靖归省的随驾，也是他身边最有权势的亲近权侍。他们联手重建当阳关羽祠庙，或者是知悉嘉靖的真实想法，甚至得到嘉靖本人的默许。现存关庙碑帖中已有嘉靖十九年由黄锦之弟、锦衣卫指挥同知黄锈用其二子黄澄、黄淇祈福名义，在京师修造关庙的《重建关王庙记》，共同参与者亦有“内官监等衙门太监等官”共五十八人。其事“恰好”踵接在嘉靖归省之后，不为无因。只是事关帝胄“移祚”，改神护佑，当时或为皇室不宣之秘，只有贴心近侍可得窥知而已。
另在前明官方的祷雨仪典，通常是致祷龙神，而嘉靖却开启了京师祭祀庙宇遣官致祭时，增加关公祈雨的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