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十二年四月）庚子，上遣中官传谕礼部曰：朕惟时雨未降，麦槁矣。已敕顺天府率属祈请，久未感通。自二十九日为始，致斋三日。其遣尚书（夏）言祭北极佑圣之神，侍郎若水祭东岳泰山之神，侍郎春祭都城隍之神，卿道瀛祭汉寿亭侯之神，务秉洁诚以迓神贶。以来月三日行事。”
另有证据表明，此时京师的祀典关羽封谥已经由“侯”而“王”，且关庙也被锡以“护国”之名：
“《明护国关王庙记》：存。嘉靖十七年五月立，徐锦书。碑阴题名。在西皇城根白马关帝庙。”
而京师白马关庙恰好是国家祭祀关庙。将皇室护佑神已然转移为关羽的信息公开释放出来的人，是嘉靖儿媳、万历生母亲李太后。京师正阳门小关庙的兴起，这更是一个代表性实例。
嘉靖佞道，无所不至，五行风水自然是题中必有之义。从登基伊始一系列“争大礼”的行动中，已尽可见出他在维护出生地及血缘世系方面的不遗余力。而此刻既已认定帝系由北转南，则护佑皇室之主神，亦应代表南方。
万历间焦竑《汉前将军关侯正阳门庙碑》说：
“国朝受命宅中，百灵效职，乃太微、营室之间，侯实居之，俨如环卫。盖四方以京师为辰极，而京师以侯为指南，事神其可不恭！”
以正阳门与紫禁城的位置关系，证明关羽此时已经成为南方之神，替代了北方真武大帝地位。因而正阳门关庙起初虽然只有三楹，但地位之尊崇，却出于全国关庙之上。万历在理学群臣及太后逼迫之下，不得已令爱子福王朱常洵离宫就藩时，托言梦母后传言，敕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时，也令亲信太监在此颁诏设醮。
以史官自命的钱谦益也说：
“惟壮缪侯，虎臣国士。王封帝号，崇我明祀。羯奴蛾贼，盗贼之靡。游魂未灭。惟帝之耻。都山铁刀，东沸黑水。长沙铜柱，肃镇南纪。阴护金绳，阳耀玉玺。佑我皇明，亿万年只。”
“王封帝号，崇我明祀”以及“金绳”、“玉玺”之说，毫无疑问是指明室子嗣世祚，绵延不绝。儒臣厘定关羽封号应为“汉寿亭侯”而非洪武仪之“寿亭侯”，并订正祀仪也正好在修建正阳门关庙这年。《明世宗实录》嘉靖十年九月条言：
“南京太常寺卿黄芳言：‘汉关羽宜称汉寿亭侯，盖汉寿地名，亭侯爵也，今去汉而称寿亭，误也。’疏下礼部，复如其议。”
关公何时正式成为明廷护佑神的？明清两代文士大夫纷纷揣测，说法不下十几种。但最有权威的说法，还是出自万历四十五年皇帝朱翊钧本人撰写的碑记。此碑至今犹立，可惜无人道及。这就是北京宣武区万寿西宫的《御制勑建护国关帝庙碑记》。其中说道：
“朕惟立天纲，扶人极，流行今古而不息者，惟此正气。人禀是，生而豪杰，殁为名神。往往凭山川显灵，异荡氛祲，驱妖厉，拯灾厄。致令疑者卜，惧者祷，岁时昏旦，士女走集，邀福鼎功，远迩响应，无问裔夷华夏。庙食历千百载，崇奉不衰，则云长关帝一人而已……唐宋迨今，历着灵迹。曩朕恭谒祖陵，俄顷空中仿佛金甲，横刀跨赤，左右后先，若护跸状。朕感荷灵威……帝秉火德，荧惑应之。颜如渥丹，骑曰赤兔，尽其征也。阳明用事，如日中天，先天则为南，当乾；后天则重明丽正，天且弗违。朕志符定，询谋佥同……赫声濯灵，郁蒸磅礡。朗照所及，朕明正午之运，历万古而常存。真有如日得天，而能久照者，庙食并无穷云。”
明确说明关公不仅地位最崇，护佑本人，而且位证南方，永葆大明。如果联系此刻蒙古喀尔喀部和建州女真来自北方的威胁，这个认定就更加意味深长了。
回念明清易代之际，关羽作为“聪明正直之神”，理应是非分明，拯汉抗虏。为什么竟然两边都予以护佑？或者究竟应该护佑明廷，还是襄助满洲？当初肯定困扰过关羽神的信众。文秉《烈皇小识》提供了这样答案：
“（崇祯十二年）岁底，上于宫中符召天将。宫中每年或召仙，或召将，叩以来岁事，无弗应者。以前一召即至，至是久召不至。良久，帝下临，乩批曰：‘天将皆已降生人间，无可应者。’上再拜，叩问：‘天将降生，将欲何为？尚有未降生者否？’乩批曰：‘惟汉寿亭侯受明深恩，不肯下降。余无在者。’”
此年正值明廷与农民军及皇太极两面作战，且呈战争胶着状态之际。而关羽虽“受明深恩”，却不肯降生护佑，显然天意已决。文秉复言：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五日癸卯，日色益晦。正阳门外伏魔庙杵，忽自中劈。又南京孝陵夜哭。”
正阳门关庙自嘉靖以来即被明廷视作帝祚护佑的象征，南京明孝陵则为朱元璋陵寝，更是明皇室祖先崇拜的象征。两地同时发生异兆，分明证实明廷大势已去矣，势难回天。当天李自成正叩居庸关，明守关总兵唐通、提督太监杜之秩开关迎降。此刻距李自成大军入城，只有四天。
《关帝圣迹图志》是卢湛在康熙朝编着的，代表着降清明臣对于“奸臣误国”的看法。其中也谈到关公降乩：
“明崇祯皇帝请仙，问国祚。吕祖降乩曰：‘当问之伏魔帝。’崇祯曰：‘若何致之？’云：‘可遣大兴令往正阳门庙迎请。’是夕，庙祝梦帝曰：‘急起开门。有大兴令奉旨到此，汝可令其复旨，云我即见驾也。’崇祯设香案，以迎中堂。周延儒跪，左右无人。俄而帝降，拜行君臣礼，崇祯亦答拜，以国事问。帝曰：‘妖魔太多。不可为矣。’延儒问：‘妖魔何在？’帝微笑曰：‘你就是第一个妖魔。’延儒惊骇，不能起。”
这位周延儒后来就被锦衣卫关押在关帝庙的首辅。也是证明“天不佑明”，是以必败，这显然是明朝遗民的无奈叹息。但是又不甘愿接受改朝换代的事实，于是关羽又有拒绝大清旗号的新“神迹”出现。谈迁记载说：
“丁亥（顺治四年，南明永历元年，即1647年）正月初三，仁和临平镇戌主寓东大桥之关庙久矣，是日小卒忽作神语，责数其罪。戌主怖谢，请修庙。小卒素不知书，至是手疏里人名，醵建揭旗以募。或书国号，即裂之，但书神号而已。戌主因避他舍。其事予友人目覩。”
虽然强调“目睹”，未尝不明白其实也是自欺欺人。而偏偏满人也自信“关帝佑我”，吴振棫《养吉斋丛录》之八：
“（前）金陵有在房山者。明人辽东一役，惑于形家之说，疑与本朝王气相关，遂劚断其地脉，且建关帝庙为厌胜之术。此诚愚极，不知天命之有所归也。顺治十四年，遣官修复，立金太祖、世宗陵碑，并令有司时祭。”
但是作为历史上的“扶汉功臣”，关公在明清易代中究竟应该护佑哪方？这个灼人的疑虑，相信始终萦回在信众的脑际，成为折磨他们两百年之久的心病。直到清末，还有人关心此题，并且作出了一个合乎“民本”而非“国本”的解释：
“（关帝）祀典则以前清为盛。有清入关，战时每显灵助战，以后遇有战役显应，则必加封号，祀典渐隆。他处庙像皆坐像，京城官祭之庙则用立像。因其庙皇上或亲诣祭也。或疑曰：‘壮缪显灵助战，如果有其事，然不助明而助清，则又何说？’应之曰：壮缪助清，亦助明也。明不能制闯贼，借助于清，以拯民水火，谓之”助明，“亦何不可？‘此说亦言之成理。总之，正直之谓神，壮缪一生殆不失’正直二字。当其始从昭烈，旋为魏武所罗致，嗣觉魏武不轨于正，以昭烈为彼善于此，复从而为之戮力。伐吴之役，亦以当时大局尚纷，民生涂炭，不得不冀得一当，以致太平。秭归蹉跌，则关乎天数，死有余恨也。”
也算是为明清之际关羽崇拜的恩怨纠葛，作出了一个了断。不知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第三节）西洋教士与关羽崇拜
晚明关羽崇拜还曾遭遇另一重挑战，这就是由于一批西洋教士深入中国，由于“一元神教”的原因，他们对于当时方兴未艾的关羽崇拜，想亦应有相当介绍评价，可惜这一部分的资料还没有“浮出历史”。这是一个时代的特殊问题，无由搁置，姑系于此。
有关明清之际耶稣教会或其他西方传教士来华问题的研究，一直受到中外学人的重视，但却较少涉及天主教与中国本土的冲突磨合，尤其是与当时汹涌澎湃的关公信仰有无抵牾轩轾，更是鲜有道及者。也许囿于闻见，笔者惟见李天纲的着作，稍微涉及这个问题：
“在JAPⅠSIN42/2b《摘出问答汇抄》，耶稣会士从三部汉语旧作中抄录了四个题目；‘答敬城因并岳渎火土之神’（摘录《口铎日抄》），‘答拜天地’（自《辨敬录》），‘答择地’（自《答客问》），‘答祀关公’（自《答客问》），全都是持反对态度的。”又说：
“像‘关帝’这样连国家也承认可以祭祀的‘古名贤忠义，虽祀之，可也’。对此，耶稣会明确地说：‘是淫祀也。’”
据李文介绍，《答客问》全名为《祭祖答问》。作者署名“文都辣、徐慕义”：
“文都辣即西班牙方济各会士，和李安堂一起到达福建的两个最早的西班牙传教士之一。文都辣后期到山东济南传教。1659年回欧洲报告‘中国礼仪之争’。1669年带了六名年轻的方济各会士回中国。该会反对中国礼仪，后逐渐与耶稣会合作。作者自署‘逸民文都辣’，‘逸民’即为天主教徒，而作者藉隶‘云阳’则表示入籍中国。”
并认为：
“《祭祖答问》应该是在康熙朗罗马发布禁令之后，天主教会不得已而请中国人劝解中国人的小册子。”
这应当是圣方济各会士的态度。他们也的确以罗马宗教裁判所决定的审查标淮，对每一种信仰方式仔细考察后，决定在教区内令教民弃置或焚毁中国本土神像。许大受的《圣朝佐辟》有“辟废祀”一节，抗议天主教毁灭中国民间社会的偶像崇拜，可以代表教外的儒家士大夫对天主教禁止中国礼仪制度的反感，其中特别谈到新近封敕的“关圣帝君”：
“经传所定五祀、方社、田租等位，《祀典》所载‘扞大灾、恤大患、死勤事、劳本国’等诸灵爽以上，及吾夫子之圣神。凡从夷者，概指为魔鬼，唾而不顾，以为谄天主之妙诀，必督令弃之厕中。其有龛室者，令舁至本邑戎首之家所私设天主堂内杂烧之，嗟嗟！以大圣大贤、精忠仗义之神明，或受人彘之刑，或受秦火之烈，何惨也！举历代我朝所褒崇之圣哲，即关公为神皇，近年所新加帝号之英灵，而恣意私戕，又何逆也！”
许言“人彘”是指吕后虐待戚姬，“秦火”是指秦始皇焚书，可谓气愤已极。而耶稣会严谟的《草稿》（抄白）中则说：
“目今我国祖宗外祭祀已死之人，类有两样，须为分别。一样是国家祀典。如先圣先贤，及本处忠孝节义等祀法古常典礼者。此可祀者也。一样是流俗邪祀。如将人类名流作神灵供事，祈签焚楮，下愿求福等，为魔鬼之借托，欲以僭古上帝百神之事者，则不可祀者也。又有一种原是常典所祀者，被人入邪其中，变作淫祀，处处遍祀，一用祭野鬼之法矣，则当悉禁其邪祀邪礼，以仍归于常典中而后可祀者也。”
因此李天纲认为：“这样三类划分，可以看出，耶稣会对官方的祭祀没有办法，只得妥协，而对民间的祭祀，则借助儒家，采取了有限的妥协措施。”耶稣会士由于在中国连续传教时间较长，对于中国文化浸濡较深，也善于同中国官方妥协，至以“西儒”身份周旋于宫廷庙堂及民间儒士之间。他们后来对于祭祀关羽采取某种默许态度，也是可以理解的。
崇祯早年曾笃信天主教，随着他入登大宝，徐光启又于崇祯五年（1632年）以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参予机务。天主教的势力开始深入内苑禁掖。从来没有像这一时期那样，有机会实现合于中世纪欧洲的“政教合一”，可以视为耶稣会士宫廷传教之历史性的机遇。故其排佛斥道之举，也一度毫无顾忌，达于斯极。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说，崇祯初年天主教所以大举进入宫闱，是出于对万历、天启间由南京礼部侍郎沈傕两次发动“南京教案”，天主教士及信奉华人受到迫害以后，由徐光启策划采取的反击措施：
“自南京教难平息后，徐文定（按即光启谥号）益知西士在中国传教，非筹划一永久坚固之基础，不能平安无事。朝廷之宠幸，官绅之友谊，终不可持公。又见利玛窦已故世，杨廷筠、李之藻亦相继离开人世。李之藻临终之际，又握公手以圣教相托。徐公自沈傕失宠后，虽入阁拜相，而年已经古稀，于是深谋远虑，欲为圣教筹一久安之计。此计维何？即令明廷正式承认传教士之永久居留问题也。会钦天监推算日月食，屡屡错误，乃从修历方面进言。”“自徐文定公荐举汤若望等修历，汤公得皇上宠幸，出入宫禁，颇形利便。与太监等往来，常乘机言圣教道理，圣教化行禁内。约在1430年（崇祯三年）太监庞天寿首倡奉教，同时领洗者十人，庞天寿取圣名Achillēe（笔者按：庞氏于永历四年庚寅1650年上书教皇，谓‘信心崇奉二十余年’）。初由十人，渐至四十人，妃嫔皇子亦有奉教者。禁中安治圣堂一座，汤若望屡次在内举行弥撒，施行圣事。数年之内，宫中受洗者有五百四十人之多。此皆当日神父所记载，并非虚语。”
可见崇祯初年天主教在宫禁活动频繁，颇有成效。但李天纲之论尚有瑕疵。按天主教士对于关羽崇拜的态度，从苛严到宽容之间发生的一百八十度转变，或者和当时一件宫廷秘闻有关。文秉《烈皇小识》尝披露过崇祯初年的一件轶事：
“上初年崇奉天主教，上海（按即大学士徐光启籍贯），教中人也。既入政府，力进天主之说，将宫内俱养诸铜佛像尽行毁碎。至是，悼灵王（按即崇祯与宠妃田氏所生皇五子慈焕）病笃，上临视之，王指九莲华娘娘，现立空中，历数毁坏三宝之罪，及苛求武清（按指万历李太后家族）云云，言讫而薨。上大惊惧，极力挽回，亦无及矣。时阁臣皆从外入，素不谙文义。上既痛悔前事，特颁谕内外，有‘但愿佛天祖宗知，不愿人知也’等句，几不成皇言矣。”《明史·悼灵王传》亦言：
“（慈焕）生五岁而病，帝视之，忽云：‘九莲菩萨言：帝待外戚薄，将尽殇诸子。’遂薨。九莲菩萨者，神宗母，孝定李太后也。太后好佛，宫中像作九莲座，故云。”
听起来并不像五岁小儿的言语，颇疑是太监宫女为反对崇祯改信天主教，毁像灭佛，利用皇子生病所作的警示。案明清宫廷太监向来就是崇信关公最笃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
太监（古称阉寺或宦官）是被逐出中国家族制度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自幼净身入宫，作为皇室的个人奴隶失去了人身自由，从事大大小小的杂役苦差，永难出头。但也有极少数幸运儿一步步接近天咫，从而襄赞机密，掌握要枢，位极人臣。尤其明宫十二监以司礼监为首，并特设司礼监秉笔太监充任皇帝私人秘书，有权在内阁票拟“上代皇帝”批红。“明代太监影响宫廷的大事很多，不仅有尽人皆知的郑和、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等人专信之宠，还有英宗复辟的”夺门之变，“崇祯自缢时王承恩之殉，都证实着皇帝与亲近太监之间实际上有着一种生死相依的关系。关羽”桃园结义“之事迹虽不相类，但在他们心目中，也许正是”忠义护主“的合适榜样。有记载说”明朝费用甚奢，兴作亦广，其宫中脂粉钱四十万两，供应银数百万两……宫女九千人，内监至十万人。饭食不能遍及，至日有饿死者。“万历时”内府二十四监棋布星罗，所役工匠、厨役、隶人、圉人，以及诸珰僮奴亲属不下数十万人。“明廷亡，”时中珰七万人皆喧哗出走，宫人亦奔走都市。可见明宫太监宫女数量之多。是故明代宫廷愈演愈烈的的关羽崇拜中，太监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推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