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杨城内有关公，花洪宝烛在其中。四大忠贤扶左右，松柏长钱挂西东。铜牌宝剑高低插，厘戥巾扇剪金绒。五尺烟筒和桃李，结彩灯花满城洪。五色彩旗三军命，黄罗宝伞插正中。烟兵茶酒和玉箸，左桃右李壮军容。三牲酒醴来奉敬，五菜五果奉五龙。斗上洪灯同结义，召集英雄见太公。”
说的其实都是一回事情。平山周在叙述天地会分支“三合会”的入会仪式时也说：
“凡富贵人、学问家、官吏、农夫、商人、士兵、莠民、盗贼、乞丐，苟存忠义之心，思反清复明者均得劝诱，令入会为洪家兄弟。会场则临时设于郊外，其大约五丈见方。分为外部、中央、内层三区。其行仪式之秘密室，则取陈近南之亭名作隐语，谓之‘红花亭’。室中祀关帝……有桃枝，以明昔刘关张桃园结义之意。”
可见在仪式上关羽神位具有特殊意义。此外明清隐秘社会由于脱离了家族与宗法社会，行游于江湖之间，故需结为虚拟血缘关系，师徒拟父子，同帮拟兄弟，亲属拟姑嫂等，其间的道德标准也仿照相应的血缘宗法伦理制定了严格纪律，如哥老会“议戒十条”中就规定“一不准欺兄灭弟，二不准咒骂爹娘……四不准以大欺小”，对于男女关系限制尤严。此外在财务来往、解困纾难、救济遗孤、保守秘密上也有详细规定。这种精诚团结，前赴后继的意志品质，在辛亥革命前后的确起到了引人注目的作用。但是自那以后，便失去了高远宗旨，逐渐变成一个个小利益集团，直至1949年以后基本退出社会。只有洪门致公党完成了现代化改革，成为持续发生影响力的政党。时代丕变，社会演进，已不须诅盟设誓罢了。但在一个更为广阔，技术条件也更为便捷的社会空间里，如何在人际关系中的保持长期的忠诚和友谊，仍是一个现代语境中值得探讨的问题。
前面谈到的“关公诗竹图”也为后世崇尚关羽的隐秘社会仿效，洪门就曾以此为据，造出“洪竹图”来。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是据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院藏抄本编辑的，在《先锋问答》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问：有经过什么地方？/答：经过广东惠州府石城县观音山苦竹坑。
问：你上去游玩无？/答：亦曾上去游玩。
问：见有什么东西》/答：见有二盆竹。
问：尔竹知多少枝？/答：一盆三十六，一盆七十二，共凑一百零八。
问：尔有取竹无？/答：我有取竹百零八枝。
问：尔一人如何取得咯多竹枝？/答：洪家兄弟千千万万，取之不尽，用之有余。
问：竹是乜名？/答：竹名朱洪竹。
问：有何为证？/答：有诗：广东洪竹世间稀，林中三六七十二。天下无人知此意，起手动脚便知机。
这虽然是源于洪门传说中，共主为朱明后裔“朱洪竹”，故以竹为洪门暗号。亦与“关公竹”一样，暗寓“复汉”，或者“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意思。或者“朱洪竹”之名实源于此，也未可知。
另有一层意思是，竹之繁殖，端赖由根系部串生，渐次蔓延开去，洪门亦以此隐喻组织发展，主要依赖地下串联之意。
（第二节）移民神
一、走西口
台湾学者黄华节曾认为：
“清朝时自然经济和血缘团体逐渐解体，多姓村庄开始增加，并且出现了大批客商及游民。因为新生集团无法依靠血缘关系来增强团结并保护共同利益，他们求助于关羽的忠义象征，来维持这个由来自五湖四海的团体，关羽的形象便被作为交友之道的原则，从而使关帝庙更为普遍。”
大致不差，尤其适用解释移民地区关庙建立之由。乾隆以后中国缘于传统耕种技术的农业，已与人口爆炸性增长形成紧张冲突，集体移民已成不可避免的趋势。这个浪潮被后世简略地概括为“走西口，下南洋，闯关东”。
“走西口”主要指两个趋势，一是晋商驼队及个体商贩的经商运输活动，二是山西、陕西及河北移民随着牧区改为农区或者农牧结合区向西北方面迁徙，也是沿随军西征的晋商足迹延伸出来的。例如察素齐即今土默特左旗。乾隆年间的《察素齐重修关帝庙碑》记云：
“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招民出口耕种，旋于归化城市市通商，未几，耕者商者云集辐凑，归化城亦一大都会也。久之，而数里一邨，数十里一镇，于是有察素齐镇焉。”
这就清晰地勾勒出察素齐以及归化城一带村镇形成的概况。随着对于外蒙古诸部及俄罗斯商道的开拓，这种模式亦渐次沿着晋商驼队的足迹延伸，逐渐覆盖了内蒙古西部。晋商和山西移民也把家乡信仰带至新的聚落。据说清代归化城有七个关帝庙，晋商在这里开会议事，行会的办公地点就是关帝庙。
其中“大盛魁”是晋商在蒙古地区活跃时间最长，影响最大，资本也最为雄厚的商号。创业三人中王相卿即太谷“王家大院”始祖。张杰、史大学均为祁县人。大盛魁虽以牛羊马贸易起家，但联号经营，无所不至，号称“上至绸缎，下至葱蒜”，并且承揽了蒙古王公来京纳贡、值班、引见的公关消费活动，业务范围不断扩大。同治六年（1867年）大盛魁联合归化城商民，奏请“由恰克图假道与西洋通商”，清廷“依议”。从此，归化城的一些商号联合组成商帮，在中俄边界同俄商互市，并在新疆等西北地区同时开展贸易。而大盛魁则以自己的驼队独家深入到俄国腹地进行国外贸易。
大盛魁供奉的财神即关羽，“在财神座前陈列者扁担一条，木箱子两个，石头一块，宝盒子一个。”据说是永远纪念创业传统而设立的，并且为三位创业者留有“永远身股”。故一直利用关帝庙作为大行，有“包头长久以来，一直是由关帝庙的‘大行’和东河的‘农圃社’利用‘死人沟’的‘梁山’来维持市面”之说。李福清说：
“在18世纪中关羽崇拜在蒙古族流行较广。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在俄罗斯工作的德国学者巴拉斯（P.S.Pallas）在西伯利亚旅行时，参观俄罗斯恰克图（Kjakhta）及对面的（属于清朝中国）买卖城时，也参观了那里的关帝庙（大概是北部最远的关帝庙）。当地的蒙古人告诉他，这就是格斯尔庙。”
证实晋商已把关帝庙修筑到他们力所能及的最远所在。又据民国《九行十三社》调查，包头商行崇拜关羽的习俗甚伙，往往结社举行仪典。如皮坊和成衣局（包括单干裁缝）联合组成“威镇社”，“每年三月十八日在关帝庙过会，供关云长为祖师。又饭店、饭庄、烧麦馆和厨师组织”公义仙翁社，每年八月十七日在关帝庙过会，供关公为祖师。另由屠户、和肉铺组织“得胜社”亦“每年二月二十九日在关帝庙过会，供关公为祖师。”
另外还有一条晋商开拓的通往东蒙的路线，或由张家口转向锡林浩特，或由京师北上至多伦诺尔（今内蒙古锡林格勒盟多伦县），再东北至昭乌达盟（今内蒙古赤峰市），渐次北移。多伦诺尔为康熙会盟内外蒙古四十八部的地点，并在此地建有“汇宗庙”，以此北通外蒙，东至关外，商旅往来，不绝于途，多伦也因之蔚成都市。这条商道至今还有一些地名以关帝庙、老爷庙命名，就是这段历史的见证。此后趋势则是向着农牧混合、蒙汉文化融合发展。所以这一带虽然地方人稀，却出现了中国最为正规的关帝庙。
民国二十四年的《察哈尔通志》记载坝上张北县（今属河北张家口市）二十四座关帝庙，无论数量还是规格，都堪称范例。文长不录。其中提及蒙古庙中也设有特祀关羽的殿宇：
“波罗素庙：在县城北五十余里，三区石柱子梁正东，亦为蒙古庙。清乾隆年间由蒙人波罗活希达捐助建立。正殿及楼房三十二间，配殿十八间，殿有金顶。殿后有塔，并有关帝庙三间。清代全旗均赴本庙送牛奶，制造奶食、奶酒奉上。”
新疆亦复如是。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卷八《如是我闻二》中描述到乌鲁木齐的关帝庙：
“乌鲁木齐筑城时，鉴伊犁之无水，乃卜地通津以就流水。余作是地杂诗，有曰：‘半城高阜半城低，城内清泉尽向西。金井银床无用处，随心引取到花畦。’纪其实也。然或雪消水涨，则南门为之不开。又北山支麓，逼近谯楼，登冈顶关帝祠戏楼，则城中纤微皆见。故余诗又曰：‘山围芳草翠烟平，迢递新城接旧城。行到丛祠歌舞处，绿氍毹上看棋枰。’”
同书卷四还说：
“后汉敦煌太守裴岑《破呼衍王碑》，在巴里坤（今属新疆哈密市）海子上关帝祠中，屯军耕垦，得之土中也。”
可见不仅中心城市，其他边远地方也建有关庙。随着满汉军民的迁徙，新疆地区的关帝庙很快增加，如陈松题新疆天山关帝庙联云：
“赫濯震天山，通万里车书，何处是张营岳垒；阴灵森秘殿，饱千秋冰雪，此中有汉石唐碑。”
以致在嘉庆初年即出现了洪亮吉所叙的景象：
“出嘉峪关，抵惠远城，东西六十余里。所过镇堡城戌，人户众者多仅百家，少则十家，六七家不等，然必有庙，庙必祀神。”
光绪前期（19世纪80年代）俄罗斯汉学家波塔宁（G.N.Potanin，1834～1920）曾在西北各民族中收集了很多民间故事，也包括“关羽出世”传说。此外，现居于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东干人原为甘肃、陕西等地移居的回民，在他们的传说中也有“桃园结义”的故事，可谓关羽崇拜传播极西之地，但由于长期分隔，传说内容与内地已有不同。
二、下南洋
相对而言，“下南洋”的历史意蕴更加复杂深厚，发展趋势也最为绵长。历史上的海上贸易且不去说，近代内乱外侮不断，英法曾于1860年（咸丰十年）十月，强迫清朝政府分别签订中英北京《续增条约》、中法北京《续增条约》，承认他们来华招工的权力。光绪《闽县乡土志》言：“膂力强者，用应洋人之招，为苦工于绝城，彼族以牛马视之。”民国《永泰县志》言：“同治初年，英、荷诸国开辟荒岛，乏人垦治，以重资诱往作工，遂有贩卖猪仔之事。”其中也包括部分有识之士效法西洋，以图自强，主动向海外寻求创业发展。故“下南洋”者反清倾向尤为显着。
以今日视角观之，当初“下南洋”还有中国、外国之分。其中台湾应当属于中国本土的隔海迁徙；而赴东南亚、太平洋诸岛国甚至欧美澳谋生者，则为侨民。
由于“下南洋”是一个持续的，因人而异的过程，闽广不同地区人士偶然聚居异乡一地，亟须建立一个超越地域、宗族和宗教的共同信仰，以调解纷争，形成凝聚，关羽崇拜自然成为最佳选择，盖缘晚明移居的老华侨，亦知奉行关帝。于是南洋凡华人聚落，无不在宗祠、乡祠之外，共建一座关庙，以彰虔敬。如《马来西亚吉隆坡关帝庙》介绍说：
“在吉隆坡设立的第一间庙宇就是关帝庙。先贤选定适当的地点，即在思士街转入谐街一地，建起第一间关帝庙来。关帝庙也就是今天依然屹立的广肇会馆，刻下色泽鲜明，红墙绿瓦的关帝庙。经过重修的新面貌，到今天依然香火鼎盛。”
欧美则是华人聚居的主要区域共建关庙，如美国的旧金山（San Francisco）、澳州的新金山（Melbourne）都是晚清淘金工人修建的。纽约华埠近年亦修建有关庙，已成为州长甚至总统竞选时拈香，以争取华裔选票的场所。19世纪后期，海外华人开始打破地域、宗族及聚居地的轸域，开始跨地区、跨行业合作时，关羽信仰也起到了垂范作用。
上一世纪后期海外华人打破地域、宗族及聚居地的轸域，开始跨地区、跨行业合作时，关羽信仰也起到了垂范作用。如1963年9月成立的“世界龙岗亲义总会”就既是地缘性，又是亲缘性的世界性组织：
“龙岗此一名称，起于逊清康熙初年，广东开平县单水口地方，有龙岗古庙一座，庙内供刘、关、张、赵四先祖神像。《广肇通志》记载《龙岗古庙记》之原文：昔人言，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是知深山大泽之内，亦有英灵神物之凭居。惟斯地也，脉出云山，气连珠海，盘旋起伏，势若蟠龙，中有一小冈，若龙首之昂空，故老传言，每当风雨晦明之夕，恒见冈山云雾迷蒙，直升霄汉，若有神物嘘气于其间，因名之曰”龙冈“焉：业权本属山草步乡刘姓所有，附近各姓以其地有灵气，知为龙脉所锺，均欲据夺，刘姓族小，以强邻虎视，恐酿争端，乃集刘、关、张、赵姓四人士商决兴建祠庙于冈上，塑奉汉昭烈帝，关壮缪侯、张桓候、赵顺平侯、及诸葛武侯诸神像、并名之曰”龙冈古庙，以社觊觎者谋。斯乃龙冈古庙得名之由来也：爰沘笔而为之记。康熙元年里人翰林院编修刘文举撰。
“缘龙冈之组织乃从此而发祥，该地为台山、新会、开平三县交界处、当地同胞列海外谋生者最早、我侨居美国之四姓宗亲、于逊清光绪初年即于旧金山布碌港首先建造龙冈古庙、宣统二年旧全山龙冈公所落成，为四姓侨胞联络中心。继则由美国各埠扩展至其他国家如加拿大、墨西哥、古巴、秘鲁以至澳洲各地区，均先后成立龙冈亲义公斫，民国四十九年秋台湾和香港龙冈组织成立，同时世界龙冈亲义总会在港亦开始筹备，五十九年泰国、日本、韩国亲义总会次第组成，五十二年九月，世界龙冈亲义总会在香港正式成立，五十六年马来西亚十四个龙冈单位及四姓宗亲组织成为马来西亚龙冈亲义总会，新加坡刘、关、张、赵”古城会馆成立迄今已逾一百年。欧洲龙冈亲义总会亦于六十七年成立。目前世界各地有关龙冈组织者共为一百四十六个单位，拥有宗亲约三百余万人，占海外华侨总人数七分之一。龙冈宗亲遍布全球，一个宗亲团体有如此悠久历史，庞大力量，和世界性的组织，实开氏族团体之先河。
“何谓龙冈精神？曰忠曰义、曰仁曰勇，简言之‘尽己之谓忠’，‘行而宜之谓义’，‘博爱之谓仁’，‘见危受命之谓勇’。此四者亦为我国固有伦理、道德之精髓，龙冈宗亲视为立身处世之准则，造次如是，颠沛不违，其宗旨乃秉承刘、关、张、赵四先祖桃园结义，古城聚会之精神，遵奉先主遗训，亲爱精诚，团结互助，共谋福利为鹄的。”
说明关羽信仰仍然在海外华人中具有垂范榜样及凝聚意义，并在新一代华人华侨中继续延展。其中包含对关羽信仰的现代性铨释可供思考。
三、过台湾
海峡两岸，一水之隔。同胞相亲，信仰相连。这本身既是一份信仰的传递互动，又是一种“血浓于水”的乡情相依。对于奉行“敬天法祖”传统的中华子孙来说，更有特殊的价值意义。
据地质学家推测：在远古时代，福建与台湾陆地相连，在第四纪的冰河时代，台湾海峡曾是露出海面的陆地，后来因为气候变暖，洋面上升覆盖了台湾海峡，遂使台湾变成了岛屿。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和地质学研究都表明，在距今约300万至1万年前的更新世时期，由于地球上曾多次出现冰期和间冰期，每当冰期来临，海平面下降，在福建和台湾之间的浅滩区便露出一条“东山陆桥”。而“东山陆桥”曾是古人类跨越海峡进入台湾的必经之地。
近年来，闽台两地考古学者发现的旧石器、新石器和商周时期文化遗址、遗物等，更证实了远古时期闽台经济文化关系十分密切。闽台两地所展现的旧石器时代的经济文化关系愈来愈明显。如：距今约3万至万年前的台南“左镇人”与“北京人”有近亲关系；距今约1万多年的福建“清流人”、“东山人”与台湾长滨文化主人的年代相当，而且都以洞穴为活动场所。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