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天地会
近世俗语每以“青红帮”联称，鄙以“黑社会”（美国俚语darkso-cial）之名，其实不确。原其初始，如果说“青帮（清帮）”是由漕帮转化，以经济互助体为形式出现的“自组织系统”的话，那么“红帮（洪门）”初始，则是以“反清复明”的政治诉求联系一体的“自组织体系”。自从孙中山在《建国方略·有志竟成》中推重洪门三合会（即致公堂）为反满革命组织以后，民国以来探索会党起源的专着便不绝如缕。
尽管会党主要是在国内活动，但对其进行近代方式的调查研究，却是自海外开始的。有介绍说：
“在国外，荷兰人施列格（Gustave Schlegel）最先对天地会进行了研究。1863年荷局东印度政府在苏门答腊巴东地方，从一个华侨家中搜获了一批天地会文件，荷兰殖民当局把这批衬料交给施列格进行翻译。后来施列格又搜集了一些其他地方天地会材料，写成了《天地会》（Tian Ti Hwui，The Hung League，or Heaven Earth Lsague）一书，对天地会的历史、章程、暗语、歌诀等作了叙述。后来英人毕麒麟（Pickering）在福建加入天地会组织——兴义会，搜集了许多天地会内部活动情况的材料。其助手士多令（Stirling）与沃尔特（Ward）稍后合写了《洪门》（The Hungsociety）一书。辛亥革命前日本人平山周又到我国长江流域对哥老会进行了实地调查，写成《中国秘密社会史》一书。近年日人佐佐木正哉发表《清末秘密结社》一书，其前篇专述天地会起源的历史。”
但学界关于“天地会”起源说法历来不同。一说天地会秘籍自称系福建少林寺僧于康熙甲寅年（1674年）年或雍正甲寅年（1734年）年创立；另一说是民国以后洪门成员称其会创自郑成功；还有一种说则根据档案以及清代官书记载，为福建漳浦僧提喜（即洪二和尚）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或三十二年创立。其间与“反清复明”混杂的关帝信仰，应仍沿袭明代习尚，以为皇室延祚而设。
近几年来通过田野调查发掘史料，已有学者认为关公信仰极为盛行的福建东山岛，正是天地会的主要发源地。上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罗运用田野调查，在福建诏安县官陂镇长林村发现的顺治甲午（1654年）《长林寺记》，证实了天地会系由“万五和尚道宗创造”的传说属实。故其与清代社会盛行之关公崇拜，虽然形似却神异。
我曾多次去东山，也有机会进行一些田野调查。鉴于前述福建东山对于关公信仰的特殊历史和独特风习，则铜陵关庙与天地会早期组织有无关系，值得思索。罗炤自叙言：
“自1991年以来，笔者赴闽南、闽中调查十二次，前后历时十五个月，在山区和海岛发现很多有关天地会早期历史的石刻与秘密文献；同时，将天地会‘会簿’与清宫档案中的有关记载做了初步的对照研究。通过以上工作，找到了郑成功与天地会相关的若干材料。”
我以为，他的发现有三项值得特别注意：一是于福建省最南端的诏安县北部官陂镇深山中（诏安、云霄、平和三县邻接处）找到了长林寺遗址，发现顺治（永历）时期题署“长林寺开山僧道宗”的石刻多通，证实达宗即《台湾外记》所述的“万五道宗”；二是发现东山县铜陵镇渔民周炳辉家世代珍藏的、抄写于嘉庆戊寅年（1818年）“香花僧秘典”，并据此阐明“香花僧”乃是天地会初期的中坚力量；三是勾稽出天地会“洪船”与郑成功、洪旭的特殊关系。
2006年6月我再次应东山铜陵关帝庙邀请往访，在东山县政协副主席，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刘小龙的引领下参观了铜陵镇九仙岩的有关遗址。据介绍，东山至今仍然存在着大量早期天地会活动的遗址遗迹。综核以往天地会研究及东山遗址的发现诸情况，愿踵赫治清、罗照研究之续，结合天地会对于关公的特殊信仰，勾勒出这样一幅轮廓：
道宗（万五）虽然为平和县人，但东山苦菜寺才是他的出身之所。该寺位于龙潭山南麓，天顺六年（1462年）南少林莆田九座禅院明雪熙贤法师于此挂锡坐法，“授徒五十余人，戒律精严，文武同修”。据传道宗为熙贤法裔，少年时亦曾拜师学法于此。现存民间的天地会秘籍《会簿》载有赞曲：
“长林寺枝节开，苦菜寺冬笋埋；云龙虎跃天台，天地会遍地开。（案以上各字左旁均加三点水，系天地会秘密书写符号）”
该寺即为天地会初期的重要活动地点之一，于康熙三年“迁界”被焚。罗认为：
“福建省东山县铜陵镇九仙岩现存永历壬辰岁（六年）摩崖碑刻《仙峤记言》，早于《长林寺记》二年，同为记载道宗建寺之事，也有洪旭、张进、甘辉、万礼等郑成功麾下数十位文武大员的捐施芳名。值得注意的是，《仙峤记言》中没有关于郑成功的记载。这一差异显示，诏安长林寺与东山九仙岩的地位不同，长林寺地位更加重要。”
理或然矣。但由另外角度看去，也说明道宗在铜陵九仙岩建寺之举，实早于诏安长林寺，而且并非依附于郑成功。即便视东山为天地会发端之地，亦无不妥。
按九仙岩在东山铜陵镇水师大寨，明朝灭亡之后，郑成功即在此操练水师。捐修的九仙岩观音堂及外殿，就是在郑成功操演指挥台下的石室中，为一组隐蔽极深的天然建筑。其“互刿增辟”，“兴少室而昌宗业”，藉此号召各处山门南少林派下加盟抗清阵线，匡扶明室，“诛灭清魔”，并题镌“复兴天族”四字于“长林寺”石室大门后额，以表心志。其原址仙宫石室至今犹存道宗所祀少林祖师达摩像，石壁“长林寺道宗书”，“悟石飞来”、“视天门”等题刻，另有两方道宗所撰石刻文字，惜已风化剥蚀，无可辨识。室外周围亦存道宗题镌的“仙道归宗”、“障净光纯”、“燕泉”等多方石刻。
东山仍存一些寺院遗址，据称也与早期天地会有关。如山庵庙座落于城埯鹰仔山东麓，始建于明天启初年。由古来寺派下香花僧住持。其位于官港佛塘澳（俗称白塘澳）系东山岛北通云霄、漳浦的海上渡口，遂成为天地会会众秘密出入东山接头联络的重要庙点。康熙间“迁界”被焚毁。庙中大殿神座后的石碑上刻有天地会标识洪鹰一只。乾隆年间重修，由香花僧宿菊和尚住持，一度香火鼎盛。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台湾天地会起义失败后，又被清官兵焚毁，后重修。今存。此外还有靖海寺（又称松柏庵）、龙山大庙（亦称龙山寺）、南正院等遗址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也都各有天地会传说及遗存。限于篇幅不赘。故刘小龙认为东山是明末清初漳南“万姓同盟会”及其后来兴立天地会开展反清复明斗争的重要活动地点之一。
聚焦于东山、云霄、诏安、南靖这一区域，会发现与铜陵关帝庙颇有渊源的一批关庙。如云霄县云陵镇即有三座关庙，顶关帝庙始建于嘉靖年间，殿前外金柱间的前枋梁上，仍悬明代遗物金字木匾一方，题刻楷书：
“敕封三天总制、监察西天诸佛、兼管什殿阎罗、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天启四年月置。”
下关帝庙又称霞港武庙，嘉庆《云霄厅志》载：
“关帝庙，一在下港城内，本朝康熙元年总兵蔡禄建。”
顺、康“迁界”时，铜山关帝庙僧侣及士绅奉护关帝神像迁避云霄，暂寄下港居民方某家中。一时焚香膜拜者络绎不绝。方姓户主因无暇日，遂向蔡禄求助。此时下港蔡姓正为修建学堂大兴土木。经蔡禄与族人议定，康熙元年将神像迎入临近竣工的蔡氏私黉庙祀之。自此铜山帝君像便成为云霄下港武庙崇祀的圣像。展界开放。铜山方面多次来人交涉，欲迎帝君神像返位。但圣筊显示不愿返回铜山。云霄方面只好另雕一座大小一样的神像，让铜山信众迎回。诏安关帝庙建于明代嘉靖年间。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重修。悬钟关帝庙建于洪武十一年（1378年）守御千户所城内，据传神像与东山铜陵关帝神像为同一株樟木所雕。南靖关帝庙始建于明中期。此数处均为明军守御所驻扎地，嘉靖年间共同抗御倭寇，后来又追随郑成功部反清复明。都是天地会早期活动的重要场所。其祭祀关公仪礼特殊，甚至神像渊源，也都与东山略同。或者换句表述方式，即早期天地会活动的范围与特殊关公信仰的流行地域基本重合。
第二点需要引起重视的是“香花僧”的问题。东山铜陵关帝庙自正德以来便由僧人住持，至今仍存正德年间明碑。咸丰八年《保安堂世系谱序》是“二十二世孙”净波自述其世谱之碑，称其始“祖由漳郡开元禅寺第九世讳圆球公，字肖岐，号月堂。幼入桑门，顿悟真空之心；长契神情，常存礼义之节。计斋粮难以济众，命徒子飞锡地方。”独守空门，父子传袭，正是“香花僧”的当行。而在明清鼎革之际——
“国朝康熙甲辰岁，（十三世祖大陆）迁徙入内地，负圣像抵云溪，借萧斋权纳陛，铜之殿宇遂废，复有营谋肇建之志。乃卜择于云霞港社，一年之间，殿宇告竣。圣驾驻跸云霄，旁则绀字，号为‘铜云室’，从铜入云之义根本。阅甲寅年（1674年），忽闻复藉之命，仍迎圣像回铜，构数椽于旧殿基址，盖茅为屋，以安圣像。”
这里所说的“圣像”，即铜陵庙世奉指关公神像，而其赞助者为总兵黄镐，则是在郑成功堂弟郑泰被郑经诱杀后，随郑鸣骏等由金门降清，随后又曾从施琅征台的，也类于早期天地会“万姓集团”中的郭义（万二）、蔡禄（万七）一流的人物经历。
《香花僧秘典》所以会保存在铜陵镇，不谓偶然。罗认为：
“永历十五年‘铜山之变’的主要原因是郑成功误听谗言，认定万礼在南京之战中临阵逃跑，贸然将其神位撤出忠臣庙。对于效法刘、关、张桃园结义的道宗等万姓兄弟来说，这是极大的侮辱，无法接受。‘万姓集团’结义兄弟把他们之间的义气置于至高无上、甚至高于国家、民族的地位，而这是中国传统的、一向被认为是做人的最高道德。道宗主谋叛郑降清，也正是在这种道德观念的驱使之下，因此他才会在‘铜山之变’中吟诵出‘何物释子坏长城，畏死何堪见乃兄’的诗句。而天地会成员之间奉为最高行动准则的，恰恰是这种‘忠心义气’。”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春瑜亦言：
“东明寺住寺道玉师傅，多年来他一直大力支持学者深入福建民间调查天地会起源，研究天地会的中坚‘香花僧’的历史。蒙他出示民间秘密流传的海内孤本《香花僧秘典》，其中盛赞关羽‘威名满华夏，真义士，真忠臣，若论千载神交，合与睢阳同俎豆；戎服读春秋，亦英雄，亦儒雅，试论九霄正气，当随奎壁焕光芒。’并在每年五月十三日关羽诞辰时特设法坛，贴出此联语。关羽对天地会的深刻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有文章说，近年福建平和县大溪镇高隐寺又发现了包括一批会簿在内的天地会文物，《会簿》中亦有“万道宗主持五祖上岩关圣帝君前立会，约定暗号，令旗宝剑。后五祖在三点地上仙岩、高隐岩、长林岩三合会。众僧密拜立天地在高隐岩，后分开各省召集起义，暗立会名天地会”等语。两相参证，更能证实“香花僧”中亦流行有对关公之特别信仰。
第三点是罗撰有《“洪船”与郑成功、洪旭》一节考索洪旭与郑成功、道宗之间的关系，着重探及“《贵县修志局本》有一段关于航船（后来的‘会簿’称为‘洪船’）的问答，其中对船的描述有‘左边有仁义礼智信，右边共同和合结万’”，“航船的‘右边共同和合结万’，显然与‘万姓集团’有关。‘左边有仁义礼智信’，这其中有何含义呢？”结论是与“郑成功的仁、义、礼、智、信海上五商有关”。不过似乎没有考虑到其中蕴含的价值体系问题。
按“仁义礼智信”本为儒家“子思五行（五常）”，唐人孔颖达注《尚书·甘誓》“有扈氏威侮五行”句言：“五行在人，为仁义礼智信。”杨倞注《荀子》“谓之五行”句，亦曰：“五行，五常——仁义礼智信是也”。自宋儒编定的《三字经》“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就已把这个观念推向普及，深入城乡民心。故其标立价值体系，亦须树有形象标识，最适合的榜样当然就是关羽。
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四洪门“口白”中谈到“大洪船”时，就几次提及船中供奉的神位。船头供奉的是“华光大帝，左有千里眼，右有顺风耳”，船尾供奉“安天后元居（按即妈祖），左有朝江神将，右有望海神将”。而船舱正中地位，供奉的神只却是关羽：
“‘船舱安乜神圣？’‘安关圣帝君。左有关平太子，右有周仓大将。又有一对：诸公肝胆真忠义，扶明四海一家人。’”
而“洪船”正舱供奉关公而非妈祖，正是以东山为中心的漳州船民风习。至今犹然。据介绍：
“拜谢天公最诚敬最隆重当为东山的渔船与商户。年年岁首开春，各渔船商户头家（老板）到关帝庙晋香许愿；年终岁尾，于农历十二月廿四日众神上天述职之前择吉举行拜谢天公的祭礼。此日之前的腊月每日，各渔船头家率全船伙计，各商号老板率全体员工，载全猪全羊‘猪公’、‘猪妈’、‘羊公’、‘羊妈’）等牲礼，抬鸡鸭鱼虾、糕粿酒饼和金屯金船等供品，轮流抵达关帝庙进祭，供品如山，高香大烛，三跪九叩十二拜，甚至一百二十跪叩礼拜，祷声喃喃，颂语不断，报谢天公赐福与关帝恩典。东山铜陵全城数百上千渔船商户，都在此间进祭（现来东山经商办厂的台胞亦然），故关帝庙每天得安排好几场祭礼。常常从早到晚香火云蒸霞蔚，人众川流不息，其热闹隆盛场面令人叹为观止。”
前述关公崇拜自嘉靖、万历以后久已深入福建民俗，而天地会首批会众亦与前述东山铜陵卫所的将士兵丁一样，早已脱离了家族宗法，也决定了关羽崇拜的主导地位。故天地会信条首先标立的，就是“忠义为大，义气为先”。
在现存“天地会”第一批文件，即嘉庆十六年五月初七日记录的“广西东兰州天地合成员姚大羔所藏《会簿》”中，叙述信仰由来的“真主联”已出现了“项羽拥衾，千载说仁义之风；关公秉烛，万古表精忠之名。”而“关圣对”则言“英雄豪杰定乾坤，万里江山共一轮。争天夺国一点红，路【露】出根机剑下亡。”
《洪门志》言其“大聚会”的规定，也有“每年五月十三日，为关帝圣诞；每年七月二十五日，为五祖纪念，即红花亭纪念”两个大型聚会日。可知关羽神在隐秘社会中之地位显赫。天地会文件中最为神秘的描述，是其组织根基“木杨城”。不但会众之间盘诘时，要不厌其烦，反复盘问木杨城内的布置陈设，而且汲引新的会众，也必须在模拟木杨城的环境中进行，可谓会众心目中的一方圣地，信念源头。只是木杨城究竟实有其地，还是一个虚拟所在，一直不甚了了。但有一点始终是明确的，这就是木杨城敬奉关羽：
滴血盟心本姓洪，木杨城里拜关公。藤牌宝剑千斤重，镜剪绫花两边功。斗内公平与秤尺，米粮漕足壮军容。五方旗伞分颜色，四宝文房立正中。桃李松柏千古秀，百花灯烛万年红。长钱金扇灵前草，四大忠良尽受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