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9月，纽约《广场协议》的签订使日元兑美元汇率大幅度上升，同年日本的长期资本输出额由1984年的800多亿美元猛增至1298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而美国沦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紧跟着1986年，东京债券市场买卖成交额比1985年增加一倍，达28万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债券市场；至1988年末，日籍银行的对外资产余额达17564亿美元，占世界的38.2%，超过美、英、法和西德的总和；1989年5月，日本外汇储备额达892.6亿美元，为美国的3.4倍，当年日本对外投资额达到675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对外投资最多的国家；1990年世界10大银行中，日本独占9家，世界最大的20家非银行金融机构中，日本也占了18家；东京证券交易所1970年的市场交易额只相当于纽约交易所的1/50，1990年超过了纽约。东京，以其雄厚的资本实力、贸易优势和惊人的增长速度，在80年代迅速崛起，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三大国际金融市场中心之一。
90年代中后期是东京国际金融中心走向成熟的时期，其重要标志是1996年提出的“金融大爆炸”计划。“金融大爆炸″的核心是金融的自由化、国际化，它是对日本原有金融制度的纠正。按照这一计划，日本进行了历史上最为深刻和彻底的金融改革，使日本的金融制度、金融政策、金融市场操作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而奠定了东京金融中心的国际地位。
2.东京金融中心的发展
从五十年代开始，随着企业直接生产部门和中枢管理部门的分离，总公司向东京的集中引起中枢管理部门的集中，其结果，使东京从一个工业中心变为中枢管理中心。七十年代后半期，随着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进展，东京金融市场的扩大和外国金融机构进入东京市中心十分引人注目。1984年全国银行信贷余额的45.8%集中在东京都地区，比存款余额的集中程度要高10个百分点（34.6%）。更明显的是，无论是短期市场中的票据交易市场，还是长期市场中的股票、债券市场，都集中在东京地区。并且，这种金融机能的集中有进一步向东京都中心密集的趋势。
七十年代以来，外国金融机构在日本设立的分行和办事处迅速增加，而其中大部份也是集中在东京都中心地区。据统计，到1985年底，80.8%的外国银行分行与办事处集中在东京都千代田区。现代金融机构之间的交易（特别是现货交易）要求金融机构在地区分布上有一定的密集度。金融机构向东京都，特别是向东京都市中心的集中，为东京金融市场的崛起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金融市场的概况：
（1）短期资金市场
东京金融市场的短期资金市场分为两部份，即只有金融机构才能够参加的同业拆放市场，以及非金融机构也能参加的公开市场。金融体制改革以来，短期资金市场的规模迅速扩大。据统计，其成交额从1976年底的10万亿日元增加到1983年底的36万亿日元。与此同时，在短期资金市场中，各类交易所占的比重也发生很大的变化。1976年底，日元的短期融资和票据同业拆放市场大约占75%多。但1977年后债券市场迅速扩大，到1978年底所占的比重已达30%。特别是1980年12月实行新的外汇法以后，美元短期拆借市场所占的比重迅速上升，到1983年底已达28%，而传统的同业拆放市场所占的比重却下降到32%。
（2）存贷市场
存款利率在1955-1969年间基本上没有变化。1970年4月制订临时利率调整法以后，存款利率开始变得较有弹性，但与市场利率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如上所述，这种利率上的差距引起银行存款流失，而银行方面则通过开发新的金融商品来进行竞争，如存款与中期国债基金相结合，存款余额超过一定数额即自动转为定期存款等。银行间的竞争有利于提高经营效率，故对存户有利。但与此同时也带来金融机构筹资成本提高，利率变动幅度增大等不利因素。
东京金融市场的贷款利率有两种，一种是与再贴现率联动的短期最低利率，另一种是长期信用银行自主决定的长期最低利率。临时利率调整法（包括利率限制法和出资法）所规定的利率上限很高，所以实际上并没有制约作用。近年来，因为对资金的需求减少，所以贷款利率一般在法律规定的利率上限以下波动。
从贷放市场的结构变化来看，对海外贷放的比重上升。据统计，日本全国银行贷放中向海外贷放所占的比重从1952年的5.1%上升到1983年底的17.5%。
（3）公司债券、股票市场
金融的自由化和国际化，使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也迅速国际化。据统计，外国投资家在东京债券市场交易中所占的比重，1978年为3.3%，1983年上升到11.2%。在债券发行市场中，非居民在东京市场发行的债券稳步增加，日元债券在国际债券中所占的比重从1975年的0.5%上升到1982年的4.5%。在股票市场中，非居民间交易的比重也在提高。这种比重1975年为4.7%，1983年达到16.6%。上述变化的结果，使东京市场与国际市场在债券和股票价格上的联系日益加强。
三、东京现在时
日本金融市场的规模总量自1987年末达到美国的三成，东京金融市场与纽约、伦敦并列成为世界上三大国际金融市场之一。在日本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二位、日元稳中有升、日本保持世界上最大债权国地位等背景下，与日元国际化相对应，东京一直在谋求作为国际最大金融中心的扩张和发展。
1.东京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
当前，东京是世界上最大的银行业聚集地之一。2003年末，其银行存款达到4.7万亿美元，居世界首位。2004年9月，日本跨境借贷的借出资金占全球的8%，跨境借贷的借入资金占全球的4%。但东京的外资银行数并不多，仅有74家。
东京是全球第三大外汇市场。2004年4月东京外汇市场日均成交额为1990亿美元，占全球外汇市场份额的8.3%，排在伦敦与纽约之后，居世界第三位。
东京证券交易所是世界上第二大市值股票交易所。2007年4月，东京证券交易所总市值为556万亿日元。
相对而言，东京在衍生交易、国际债券交易、国际股票交易、股市集资额等方面不具优势地位。东京金融中心的国际化程度相对不足。
2.东京市场的国际化作用：
（1）为亚太国家筹集资金。
从1970年到1985年6月，在日元外国债券市场中，由西太平洋地区各国与亚洲开发银行公开筹集的外债，其金额与件数均占25%，非公开筹集的各占22%和24%，在欧洲日元债券市场上则各占13%和16%。
与日元外国债券和欧洲日元债券市场竞争的是亚洲美元债券市场。1971-1984年，亚洲西太平洋地区各国（包括亚洲开发银行）在亚洲美元债券市场举债件数为32起，约占该市场全部举债件数的25%。在亚洲美元市场举债的日本企业和金融机构特别多，1971年以来已达45起。日本的证券公司也承销亚洲美元债券。因此，亚洲美元债券市场有逐渐成为东京金融市场之下的离岸美元债券市场的趋势。通过互换交易技术，很可能使日元外国债券市场、欧洲日元债券市场和亚洲美元债券市场一体化。
（2）提供金融交易的机会。
西太平洋地区的离岸金融中心目前有5个，即东京、新加坡、香港、台湾、菲律宾。其中最早成立和业务最活跃的为新加坡和香港。东京离岸中心虽然成立最晚，但业务发展迅速，目前规模已超过香港。
东京离岸中心与香港、新加坡有竞争的一面，因为它们之间没有明显的时差。但它们之间又有相互补充的一面，因为香港和新加坡的业务主要是面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但东京这方面的业务量仅占其总业务量的l.5%-20%。从理论上来说，随着国际通讯网络与结算网络的日臻完善，世界上任何两地之间都能进行金融交易。但实际上金融交易总是在一定的地理场所进行，因为金融活动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更重要的是人与人的接触。
从这个意义来说，世界上各大金融中心都是以其周围的国家作为发展腹地。如果我们以GNP的总和作为衡量腹地规模大小的指标，则东京金融市场腹地GNP总和为2.5万亿美元（西太平洋各国和地区），伦敦金融市场腹地GNP总和为5万亿美元（西欧、苏联、东欧、中近东、非洲），纽约金融中心腹地GNP总和为6.2万亿美元（西欧的50%、北美、中南美）。若以纽约为10，则伦敦为8，东京为4。由此可见，东京金融市场若要继续发展，其走出西太平洋地区，面向全世界看来是必然趋势。
四、改革阵痛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加快了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步伐。资本市场逐步形成，直接融资比重有所增加，政府对金融机构的业务管制逐渐放松。但是由政府主导的金融体制的基本特征并未发生根本变化，金融机构仍旧处在政府的保护之下。泡沫经济崩溃后，使得政府对金融业的过度保护难以继续维持，保守的金融行政管理导致日本金融机构的经营体质更加低下。由于经济长期萧条、不良贷款大量发生、经营不善的金融机构纷纷破产，日本金融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原有金融体制的弊端进一步凸现。自此，日本政府决定改变原有的渐进自由化的改革思路，开始加速推进包括金融自由化在内的金融体制改革。
日本的金融改革按照时间顺序可以划分成两个阶段：金融改革的第一个阶段基本上是以稳定金融秩序，消除不良债权作为主要的方向。时间跨度大约是从1997年至2004年的8年间。因为这次改革与1986年英国的金融改革很类似，故被称为日本版“金融大爆炸”。第二阶段基本是以金融的自由化和国际化为改革的主要方向。以2004年第4季度日本主要银行的不良债权问题基本解决，金融厅发布“金融改革计划”为起点，第二阶段的金融改革至今仍在进行之中。这也就是说，日本金融改革的目标首先是把金融系统的安全性和可持续发展的机能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来考虑，而金融系统的效率和竞争的机能则是放在金融改革的第二阶段来考虑的。
在第一阶段的金融改革中，日本的金融机构在处理不良债权的同时进行了大规模重组，金融系统也出现了结构性的调整。从1996年起，日本的金融界掀起了一次次的合并浪潮，日本的13家大型商业银行经过不断地兼并与重组，最后只剩下五大银行集团：瑞穗、三菱东京、三井住友、UFJ和里索纳银行。2003年里索纳银行因大量坏账问题被准国有化，已不能看作民间大型商业银行。而2005年7月，经营上出现问题的UFJ银行已经宣布和东京三菱银行合并。所以现在日本的银行业实质上只剩下瑞穗、三菱东京和三井住友这三大银行集团。除了银行外，一般的金融机构和政府系统的金融机构也加快了重组和精简的步伐，目前日本的整个金融机构较以前有了很大的简化。
到2003年底，近10年来无实际利润的日本银行业扭亏为盈；2005年3月，日本银行部门的不良资产比率从2002年3月的8.4%降至2.9%，不良资产余额则由2002年3月的43.2万亿日元减少到17.9万亿日元，降幅高达58.6%；2005年9月末，不良资产余额进一步下降为15.9万亿日元。其中主要银行的不良贷款，从2002年3月的28万亿日元下降到2005年3月的12.1万亿日元，下降幅度达57%；主要银行的不良贷款率，2002年9月为8.1%，2003年3月下降为7.2%，2004年9月下降到4.7%，2005年3月又下降到2.9%。不良资产比率的急剧下降为商业银行卸下了沉重的包袱，增强了其货币创造能力和盈利能力。2005年8月，日本银行贷款自1998年10月以来首次出现上升态势，增长了0.2%；2005年4月至9月，日本金融集团的经营利润总和高达1.73万亿日元，其中三菱金融集团的税后纯利润达到7117亿日元，同期三井住友的税后纯利也达到3923亿日元。不良资产问题的解决为日本经济复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泡沫破灭后，日本银行多次采取降息策略，但始终未能扭转经济的颓势，甚至史无前例的“零利率”政策也收效甚微。有鉴于此，小泉政府执政以后，日本银行逐渐开始将金融调节的主要目标从短期利率转向“融资量目标”，即增加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活期账户的备付金余额，由此调节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活动。根据日本《银行备付金存款制度》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商业银行必须在中央银行存有法定额度的备付金，再根据备付金额度的大小进行贷款等金融活动。简单来说，商业银行存在中央银行的备付金越多，其发放贷款的额度就越大。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日本银行不断增大“融资量目标”的额度。2001年3月，该额度平均为5万亿日元左右，而到2005年3月时，这一额度增加到35万亿日元，是2001年时的7倍。事实证明，在利率杠杆失去作用的情况下，这一做法对于扩大市场融资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有效地推动了日本经济的复苏。鉴于日本经济复苏势头强劲，各项主要经济指标趋好，日本银行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逐步收缩央行备付金规模，并于2006年3月9日决定解除实施了长达五年之久的“融资量缓和政策”，这是日本金融政策走向正常化的第一步。
第一阶段改革完成后，日本金融监管体制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削弱了原大藏省的权利（集金融行政权和金融监管权于一身），形成了行政机构管理为主，行业团体自主管理为辅的金融监管系统。行政机构主要是金融厅、日本银行和财务省（原大藏省）。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与强化金融监管有效地防范和化解了金融风险，保障了金融体系的健康、稳定运行。另外，主银行制度改革打破了银行与企业交叉持股的利益纽带关系，降低了企业对间接融资的依赖性，建立起更加市场化、更富有竞争性的融资体制，进而为经济复苏扫清了制度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