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占有这片富饶的土地，美国提供了免税和其他诱人的条件，以吸引资本家们来开垦这片充满魅力的处女地。在1967年前，外国资本家以每英亩七美分的价格买下了一大片土地，面积超过了康涅狄格州、罗德岛、特拉华州、马萨诸塞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的总和。这片土地的分布很奇特，它呈条带状，把亚马逊地区同巴西其他地区隔离开来。美国开辟这条“新边境”的目的显而易见，而受到美国贿赂的巴西政府官员却以资金缺乏为由，替美国开脱。
拉美人民不是软弱的，美国的阴谋很快就遭到了拉美许多国家领导人和民族企业家的反抗，可他们势单力薄，并未能撼动美国的经济殖民地位。1964年巴西总统古拉特被军事政变推翻，美国大使馆直接参与了这场政变，而在此之前，古拉特一直试图阻止帝国主义吮吸巴西经济的血液。美国意识到要想长期占有拉美地区的资源，必须从根本上控制拉美的工业从而牵制拉美政府，而最理想的途径就是成为其最大的债权国。
用于工业的外国资本在五十年代开始大量涌入巴西，在美元的催动下，工业高速增长着。可这种“大跃进”靠的是通货膨胀和一笔由下几届政府所承担的、压的人透不过气的沉重外债。1955年至1962年间，企业有80%的投资来源于外国银行，而这些投资都是由国家作保的贷款。看到巴西的飞速发展，墨西哥和阿根廷也争相开出各种优惠条件，甚至不限制资本的流动，以吸引外资。1962年，墨西哥最重要的一百家大企业中，有五十六家全部或部分被外国资本所控制，二十四家属于政府，二十家为私人资本企业。这二十家民族资本的私营企业，其销售额只占上述一百家企业销售总额的7%。521963年至1968年间，有五十家阿根廷大企业实行了非国有化，其中二十九家落入了美国人手中，这些企业遍布钢铁、汽车、石油化工等重要国民经济部门。
工业命脉掌握在外国手中，发展所带来的利润又全部被输送回国，留给拉美国家的只有沉重的债务和贫困的人民。政府别无选择，只能通过不断的出卖石油矿产资源以及继续举债来维持。危机的种子就此埋下。
剪刀差的“遗祸”
拉美国家长期受殖民主义统治，二次大战后，虽然许多国家在政治上取得了独立，但经济命脉依旧被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控制着，国际经济中不等价交换的剥削现象继续存在。迄今多数国家依旧保持以一、两种初级产品为主的单一经济结构，发达国家以低价位从拉美国家购进农矿产品，又以垄断高价向拉美国家出售工业制成品，拉美国家的工业严重依赖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设备和市场；财政上缺乏健全的国内金融体系和独立的国际金融网络，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实际上控制着拉美国家的财政金融和经济活动，这种内部经济结构脆弱性以及对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的依附性，不可避免的受到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发达国家经济起伏的强烈影响，受到转嫁经济危机和贸易保护主义的严重冲击。
19世纪中叶，一些初级产品，如智利的小麦、哥伦比亚的烟草、阿根廷的皮革和肉类、秘鲁的鸟粪、古巴的蔗糖、巴西的咖啡和委内瑞拉的可可等，已主宰拉美的出口部门，并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的快速运转极大地提高了拉美国家的发展水平，到20世纪20年代末，许多拉美国家的人均出口额在世界上居于较高水平（表一）。54但是，由于世界市场对初级产品的需求呈长期下降趋势，加之贸易条件持续恶化，使初级产品出口收入出现幅度较大的波动。这为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国家债务危机埋下了隐患。
1973—1974年和1979—1980年两次石油大提价后，拉美非产油国石油进口开支剧增，导致财政负担加重，外债激增。如巴西85%的石油靠进口，石油涨价使巴西石油进口费用由1972年的三一四千万美元增加到1981年的一百零六亿美元，增长近三十倍。石油进口费用的增加使巴西国际收支出现巨大的不平衡，成为巴西外债迅速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近年来巴西垄断集团以抛售库存石油和减少购买量等手段压低油价，也使拉美产油国出口收入减少。如拉美主要产油国墨西哥投资的40%以上和国家所借大部分外债都用于发展石油工业。而石油出口的外汇收入远不能补偿同期增长的外债，使债台越筑越高外债额由1971年的四十二亿美元剧增到1982年的八百五十亿美元。现有外债中的一半是近三年借的。1982年7月，墨西哥石油公司所欠外债达二百四十八亿美元，占全部外债总额的三分之一左右。由此可见，石油价格的涨跌对拉美国家的债务产生复杂的影响。
1973—1975年和1979—1982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发达国家通过抬高出口价格、压低进口价格向拉美国家转嫁危机，使拉美国家陷入出口和收入锐减、贸易条件恶化、外债加剧的境地。1981年，仅初级产品出口价格下跌，就使拉美损失五十亿美元。1982年在拉美出口的十七种主要初级产品中，有十四种产品价格下降，平均下跌10%，其中糖下跌40%，鱼粉、铅、玉米下跌20—25%；铜、可可、大豆、锌等下跌10—15%。初级产品跌价使整个地区出口收入减少10%。贸易的恶化增大了拉美地区的国际收支赤字，从1980年到1981年分别达到二百七十四亿美元和三百七十四亿美元，这就迫使拉美国家大举借债弥补国际收支赤字。
国际金融市场的高利率也是拉美国家外债数额急剧膨胀重要因素之一。1980年拉美国家外债的还本付息占出口额的45%，大大超过国际上通常为20%的“债务清偿率”。而1982年随着国际债务危机的加深，拉美国家的外债还本付息额竟占出口额的70%。1980年以来拉美国家所增加的外债，有一半是由于高利率造成的。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对拉美国家的重力盘剥，使许多国家几乎丧失偿债能力，不得不硬着头皮举借更多的新债来偿还旧债。有些国家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急贷款，或向外国债权人提出要求重新安排债务。这样，旧债未偿，新债又添，形成恶性循环。根据拉美经济委员会统计，1983年拉美国家仅付利息就需要支出二百五十亿美元，还本付息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危险点。有些国家把这一年的全部出口用来还本付息还不够。
沉重的债务负担加深了拉美国家对西方国家的依赖，使他们更易受西方经济的影响，其自主性和抵御西方转嫁危机的能力受到削弱。西方国家则利用拉美负债国在资金上对他们有所求，而向债务国提出种种经济和政治要求，趁火打劫。如1982年8月，墨西哥发生债务危机，要求西方国家贷款以救急时，美国政府答应提供二十亿美元的紧急贷款，但要求贷款的一半用于购买美国的过剩农产品，另一半作为美国购买墨西哥石油的预付款。墨西哥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接受了美国的要求，放弃了多年来拒绝扩大对美国出口石油的做法，宣布向美国增加石油出口。
债务负担的加重，使拉美国家常常由于经济问题带来社会动荡，使使经济问题同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由于外汇严重短缺，贸易下降，拉美各国为了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机构借款，必须接受他们提出的实行紧缩措施、削减外贸进口量等苛刻条件。拉美地区外贸进口量继1982年减少20%后，1983年又减少了29%，委内瑞拉下降最多，达60%，乌拉圭39%，墨西哥36%。出口量虽然有增加，但因原料压价，出口值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经济衰退和物价上涨造成低收入阶层人民生活困难。一些国家的政局长期不稳，社会矛盾进一步尖锐。1983年以来，拉美许多国家，如智利、巴西、阿根廷都曾发生人们抗议物价上涨、税收增加和失业的示威游行及声势浩大的罢工。
由此可见，国际经济旧秩序的种种弊端，发达国家以种种手段向拉美国家转嫁危机，这正是拉美国家贫穷落后、债台高筑的最根本原因，是少数最富国家的资本主义寄生性的坚实基础！
经济发展战略问题
当然，拉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近十年来，拉美某些债务大国过分追求高速度、高指标，片面地追求工业化，过度的发展大城市，制定的庞大发展计划远远超过本国财力所能负担的程度。如巴西1974—1982年期间，把大约八百六十亿美元的巨额资金投放到周期长、见效慢、盈利低的七项大型工程上；在1982—1985年发展计划中，仅能源、矿业、交通、电讯和钢铁等部门的四十三项大型工程投资就多达三千七百多亿美元。墨西哥把75%以上外债用于动力、原料、交通运输等部门的投资。政府制定了庞大的经济发展计划规定1980—1990年经济增长率为8—10%，耗资三百亿美元兴建大型核电站，三百亿美元建设四个现代化港口，以及建设二十多个大型石油化工装置和大量非生产性建设。这些项目都一时难以取得经济效益。委内瑞拉第六个五年计划的主要项目投资，近三分之二依靠外资。在贯彻“进口替代——出口替代”发展战略过程中，过分依赖外资和输入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及中间产品，而没有充分考虑本国的基础建设、配套条件和市场规模。因此，不能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形成不了应有的偿付能力。
美国对待危机的政策转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稳定政策
债务危机发生后，发展中国家、国际金融组织和商业银行做出了共同的努力来缓和债务危机。债务国常常使用的一种办法是同私人国际商业银行重新协商债款，延长支付本金和利息的期限，或者争取获得额外的资金。
据世界银行统计，1975年到1980年间，平均每年有5个会员国重新安排债期，到1981年增加到13国，1983年则达到31个国家。55重新安排债务总额从1975年到1980年的138亿美元增加到1983年到1984年的1678亿美元。56毋庸置疑，达成重新安排债务或续借外债的协议可以暂时减轻债务国的清偿困难，解救他们的燃眉之急，缓和债务危机。然而，签订那些协议是有先决条件的。为了签订债务债期的协议，债务国必须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提出的紧缩措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缩措施包括：贬值货币、停止补贴、提高公用事业的价格、控制工资的增长、减小公共部门的规模、提高利率、降低信贷的增长率、放松对贸易和投资的控制、采取市场导向政策等等。债务国实施这些措施后，虽然可得到重新安排债务期的喘息机会，或者获得一些新的贷款，但他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些代价包括：经济增长迅速下降、物价加速上涨、人民生活水平降低、社会矛盾激化、政局的动荡不定。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在拉美国家发生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罢工、示威游行、城市暴乱、甚至政府更迭等事件。这些事件都直接或间接与债务危机和实行紧缩措施有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缩政策不同程度地伤害低收入和中等收入集团，击中了发展中国家的要害，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债务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遭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广泛批评，稳定化政策常常被那些债务国看作是使第三世界国家处于贫穷和依附的状态而同时为工业化国家保留全球市场结构的主要措施。实行经济紧缩政策给债务国带来的经济困难和政治问题引起了世界有关方面的严重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强加给债务国的紧缩政策已受到舆论的广泛批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表示，在引起经济衰退和饥饿的情况下，他们决不还债。一些西方开明人士也主张通过振兴第三世界经济、开放西方工业市场以及在减、免、缓债方面采取切实有效的步骤予以解决。
在这一背景下，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于1985年10月在汉城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第四十届年会上，提出了解决债务问题的“新战略”——“贝克计划”。
“贝克计划”———以经济发展来缓解债务危机
里根政府花了3年时间才认识到债务危机是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长期障碍，它正慢慢地扼杀世界经济的发展。意识形态终于让位于实用主义。在1985年国际复兴和开发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汉城召开的会议上，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宣布美国已准备改变方向，美国将在对付债务危机中起更大的作用。国内和国外的因素促成了这次政策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