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赋的总体风貌是一个样，魏晋南北朝的赋又是一个样，唐赋、宋赋，面貌各异。总起来说，汉赋以体物、骋辞为主要特征，肆意铺排，篇幅巨大，文采富丽，形制板滞，文章性强而文学性较弱。魏晋南北朝赋，篇幅短小，抒情性增强。虽然体物之赋仍复不少，但所体之物趋于单一，或风云雪月，或花草植物，或器物珍玩，率皆玲珑小巧，且都具较强的抒情性。试看以下曹植赋的题目：《秋思赋》、《愁霖赋》、《鹦鹉赋》、《孔雀赋》、《槐树赋》、《宝刀赋》、《扇赋》、《寡妇赋》、《洛神赋》、《感婚赋》……魏晋赋的唯美、抒情，可见一斑。南北朝赋是魏晋赋的继续，但在赋的唯美化倾向上有更深的发展：字句日见其雕琢，排偶、对仗日见其整饬，声律的讲求日见其严格。此期的赋与当时的骈文合为一体，后世称为"骈赋"，江淹、徐陵、庾信，就是骈赋的著名作手。隋代李谔批评六朝之文说："六朝之文……竞一韵之奇，争一句之巧。积案盈箱，不出月露之形；连篇累牍，唯是风云之状。"（《上高皇帝论文书》）"竞""争"韵、句，谓其声律对仗之严，"月露""风云"，谓其内容的纤细轻薄。撇开诗、文不说，单就赋而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赋，几乎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纯文学体裁，文学不但远离了政治、历史、哲学和学术，甚至远离了儒家的人伦教化。
赋至唐代，在唯美的道路上继续发展，并终于走入了形式主义的死胡同。唐代以诗赋取士，为了方便阅卷，诗、赋都有固定的程式，诗为五律，赋为押"官韵"的律赋，诗、赋的题目、韵都由考官确定，如同命题、命韵的作文，号为"律赋"，原因在此。唐代的赋数量很大，翻检《全唐文》便知，然而流布于人口的名篇却很少，非不工也，以其但有"文章"之美而乏"文学"之美的缘故。倒是一些与考试无关的赋千古传诵，如李白的《大鹏赋》、韩愈的《感二鸟赋》和杜牧的《阿房宫赋》等。宋代欧阳修推行诗、文革新，对赋体也施行大手术，屏除对偶，不拘声律，骈散相间，文句自由，以抒写个人遭际、时序变易，号为"文赋"。"文赋"就是散文化了的赋，从形式上看，应是汉、魏赋的一种回归，然而形体短小，不重雕饰，追求自然音节，秀美宜人，可亲可爱，如《古文观止》所收取欧阳修《秋声赋》、苏轼前、后《赤壁赋》，就是这样的作品。宋代文赋为赋体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为赋以后的发展开拓了宽广的道路。
再说骈文。骈文一体的形成，有点类似于古体诗向格律诗的过渡，其时代也相近。骈文初成在晋宋之际，完成于齐梁。促成骈文形成的契机，一在于对偶，二在于声律；换言之，骈文就是古代散文经过对偶化、声律化后所形成的一种体裁。
骈文的第一要素是对偶。柳宗元说："骈四俪六，锦心绣口。"（《乞巧文》）"骈"是双马并驾，"俪"是成双成对；通篇文章句式两两相对，如双马并驰，如配偶成双，就是骈文。作为一种修辞手段，偶对在先秦的文章中就已经出现了，匀衡、整齐的字句，琅琅上口，便于宣读，便于记忆，使文章兼具视听之美。汉魏以降，文章中偶对的句子越来越多，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待到通篇都是偶对时，宽泛意义上的骈文就形成了。
严格意义上的骈文，除了偶对，还应该有声律的讲求。汉语有四声（古代四声指平、上、去、入，与今四声阴、阳、上、去不同），中国人起初并不自觉，也没有把四声与文学创作联系起来。汉末因佛经的转译，人们发现了四声，到了晋代，学者们注意到声调的交错使用，可以增加文章之美，渐渐有了"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的讲究（《宋书·谢灵运传论》）。大体而言，浮声、轻声，指四声中的平声；切响、重声，指四声中的非平声，又称"仄声"。其基本规则就是：前后偶对的两句，相关位置上的字的读音应不同，尤其是末尾一字，声调必须相异。
骈文初起于偶对，完成于声律。通篇偶对并严于声律的文章，乃是严格意义上的骈文。骈文还有其它一些形式上的特点，如文采华美、用典使事等，但主要是以上两点。
骈文还有一个别名叫"四六文"，唐代作家李商隐第一个将自己的骈文作品命名为《樊南四六》。"四六"缘于偶对句字数多为四字句和六字句。偶对句，三字以下音节急促，五字句易于和五言诗相乱，七字以上音节疏缓，骈文中都较少使用。
当南朝齐梁之际，骈文达到成熟阶段。当此之际，举凡一切公私实用文，甚至学术文章，几乎都骈化了，例如著名的文学批评巨著《文心雕龙》，皇皇五十篇，近四万言，就是用严格的骈文写成的。有人将骈文称为"国粹"，因为它是汉字独有的文章现象；刘师培说："准声署字，字必单音，所施斯适……乃禹域所独然，殊方所未有也。"（《中国中古文学史·概论》）有人将骈文写作喻为"戴着镣铐的跳舞"，这是形容骈文束缚重重。但是，中国文人在美文的写作上是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的，他们都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广博的知识，文章的价值往往是他们进身的阶梯和安身立命之所，所以他们对写作的艰难和种种束缚，都有欣然接受的心理准备。在文学创作上，束缚和制约可以造成障碍，一旦越过障碍，文人们便进入自由状态，种种束缚恰好成了他们跳出最美舞蹈的道具而非镣铐。盛唐苏颋，骈文写作号为"大手笔"，当他任中书舍人之职时（中书舍人是专为皇帝起草制诏的官员），文诏填积，动以万计，而颋手操口对，文思如涌，书手（抄写的官员）抄录不及，求他暂缓，否则手腕将废；中唐陆贽，也是骈文高手，当时叛军攻入长安，贽随德宗皇帝逃至奉天，于乱军倥偬之中，日写诏状奏书等数万言。这都是尽人皆知的例子。
说骈文是"美文"，是不错的，但纵观中国历史上众多的骈文，我们只能说骈文是"文章"的美文而非"文学"的美文，因为大多数骈文都是朝廷的文告、帝王的制诏以及臣子的表章奏书等，文学性不强，抒情味几近于无。关于"文章"的美与"文学"的美的区别，前面已略有提及，此处引林语堂先生一段虽然幽默却也深刻的话补充说明一下。林先生说："要弄懂中国的政治，就得了解中国的文体。我们或许应该避免"文学"一词，而说"文章"。这种对"文章"的尊崇，已成为整个国度名副其实的癖好。这一点在现代的公告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无论学生团体、商业机构，还是政治党派，在草拟这样的公告时，总要先考虑语言是否嘹亮悦耳，辞藻是否可以修饰得更华丽……中国发展了一种美饰文辞的艺术。"（《中国人·文学与政治》）
当骈文这种形式摆脱了"公牍"的死板面孔，一旦与社会风云、与作家真情实感相结合时，骈文就可能成为真正的"文学"的美文。孔稚珪的《北山移文》，吴均的《与宋元思书》，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以及"初唐四杰"中王勃的《滕王阁序》、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就是这样声情兼美的骈文。另外，齐梁时期一部分与赋合一的骈文，如江淹《恨》、《别》二赋，庾信的《哀江南赋》、《小园赋》等也属声情兼美的"文学"美文。但是，总起来说，骈文的弊端很多，最根本的一点是它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形式上的程式化、绝对化，又从而导致了与内容的严重脱离，不但远离了政教人伦，也远离了作家的真情实感。为了追求表面的华丽，骈文的语言难免陈陈相因；为了追求对仗的工整和声律的和谐，骈文的语言又难免生凑晦涩，远离了"三易"的书面语。谁能知道骈文中的"赪茎"不过是"朱草"、"素毳"不过是"白虎"的代用语呢？（赪茎、素毳都见于颜延之文）即便是骈文成就最高的庾信，也有割裂词语、削足适履的情况，"申包胥之顿地，碎之以首"这样过分矫形变异致使不通的句子，就出自他的骈文名篇《哀江南赋序》。因为这些原因，唐代遂兴起一批古文家，与骈文抗衡，并终于导致了规模宏大的"古文运动"。
《古文观止》选周秦汉至宋明的散文共200余篇，大体上反映了中国古代散文在清代以前的发展史。以下对中国古代散文发展概貌，略作胪述。所依据者，却不尽限于《古文观止》所收，因为此书不收先秦诸子之文，也未收清代散文。
先秦散文，是文、史、哲、政治、学术界线不清时代的产物，但是作为中国古代散文的源和流，仍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尚书》号为"上古之书"，多是帝王文告训辞，朴拙无华，史料价值高而文学价值不大，即"文章"之美也很有限。先秦散文中为后世尤重者是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诸子散文是诸子百家因宣传各自的政治、哲学主张而作，《论语》、《孟子》为儒家代表作，基本为语录体。《论语》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论，零章碎语，人伦教化的意义大而文学价值有限。《孟子》颇异于《论语》，虽也是语录体，但篇幅渐长，辩论恢宏，气势逼人，言语滔滔如江河决流，初不欲文章之工而具自然之工，对后世散文家影响非常之大。《庄子》为道家代表作，语言恢诡，善为无端涯之辞，所谓"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庄子·寓言》），其中"寓言"部分兼叙事、描写之长，叙事则想象丰富，描写则善为夸张，也对后世散文家产生巨大影响。其他《荀子》、《韩非子》（属法家）等，理性、学术性转强，文学性逊于《盂》、《庄》。历史散文，以《左传》、《国语》、《国策》为代表。《左传》叙事、记言、说理兼长，它擅长记述战争是人所共知的，而它记录古人的外交辞令，也让我们今天的读者不由不钦佩惊讶！婉转、含蓄，在曲折深藏巧妙绝伦的外交辞令中，外交家的意图得到了完美充分地表达。我们在钦佩古代外交家善于辞令的同时，尤惊讶于《左传》的作者竟能毫发无遗地将其表现在文字之中。大文豪苏轼曾说："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物固有是理，患不知；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于手。所谓文者，能达是而已。"（《答谢民师书》）《左传》的记言、记事，都有这样的境界。《国语》《国策》在记言、记事方面的成就虽不如《左传》，但皆有独到之处，尤其是《国策》，在语言的纵恣多变、富于夸饰以及塑造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方面，较《左传》有较大进展。
汉代的散文，政治学术性散文以贾谊、晁错为代表，史传散文以《史记》为代表，以《史记》成就最大，影响最巨。《史记》是历史著作，其中的"本纪"、"世家"、"列传"在记人、记事诸方面，卓然超出于先秦历史散文，有些篇章，谓其为纪实的历史小说亦不过分。"散文"一体，兼有叙事、写人的功能，然而叙事一旦完整，情节一旦齐备，人物活动一旦有头有尾，就应该属于"小说"而非"散文"范畴了。就"散文"类型的写作而言，《史记》的一部分"本纪""列传"，并不以叙事完整、情节齐备见长，是典型的"散文"作品；附于很多"列传"之前的"序"、之后的"赞"，短小精悍，或抒情，或议论，感慨深永，自成一格，也是成功的"散文"作品。《古文观止》中所选入的《史记》各篇，都可以作如是观。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观念发生大变化，文学（诗歌、散文）由外向型（观照社会、人生）转而为内向型（观照作家内心世界和个人的愉悦、享受），散文与历史、哲学、政治和学术渐次分离，界线渐次判然划开，大量的文体论著的出现和关于"文笔"区分的争论，是文学性散文与非文学性"文章"分道扬镳的明证。文学性散文与非文学性"文章"，主要体现在赋与骈文上，已如前述；然而魏晋南北朝人似乎未能明白这一点，文学与非文学的主要区别并不单表现在有韵与无韵上（《文心雕龙》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还在于有情无情上。陶渊明的散文《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就是抒情性很强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