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发展至唐，开始有质的变化。一方面，骈文继续占据文坛，出现了空前的骈文大家如"初唐四杰"、"燕许大手笔"等，一方面，"古文家"兴起，开始对独踞文坛数百年的骈文进行清算。"古文"之名，为唐前所无，盛唐古文家萧颖士说："平生属文，格不近俗，凡所拟议，必希古文。"（《赠韦司业》）是今天所能见到的"古文"一词的最早出现，此后在韩、柳文章里乃屡屡提及。其实，当南朝萧统编《文选》，专列"古诗十九首"一目以区别于汉魏以后的文人诗时，"古文"一词就已经呼之欲出了。"古文"一词的实际含义就是专指汉魏以及汉魏以前流行的散化的文章，与汉魏以后生成并流行的骈化的文章相对立。韩愈说自己"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答李翊书》），"三代两汉"之文就是古文家心仪的学习、写作的模范文本。后世将这个以"古文"取代骈文的写作思潮，称作"古文运动"。
以通晓流畅的"古文"取代束缚严重的骈文，始于唐初，陈子昂是代表人物。盛唐的古文家有萧颖士、李华等，中唐前期有梁肃、独孤及等。大诗人李白、王维也写散化的古文（李白文见《古文观止》所收《与韩荆州书》）。但总起来看，初唐至中唐韩柳以前的"古文运动"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成效并不显著。至韩愈、柳宗元生活的中唐后期，"古文运动"始大张其旗鼓，口号鲜明，理论明晰，写作者众，成效亦巨大。其中成就最大者是韩愈。
表面上看，"古文运动"只是一个文体的复古运动，其实不尽然。"古文运动"在文体上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一种革新，与文体连带的语言、词汇等，都在革新之列。韩愈说："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在古文语言的除旧布新上，韩愈下了很大的功夫，甚至到了如痴如迷的程度，"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同上）。韩愈又说："修其辞以明其道。"（《争臣论》）把散文写作与儒学、道德、政治、教化联系起来（柳宗元后来改易这个口号为"文以明道"，韩愈的学生李汉又易为"文以贯通"，至宋代周敦颐简括为"文以载道"）。表面上看，"文以明道"相对于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文学的自觉是个倒退，其实也不尽然，因为韩愈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不平则鸣"（《送孟东野序》）的口号，也就是说，"文以明道"的实质，不但要将散文与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还要言之有物，使散文成为抒发个人生活困顿、悲哀、感愤的工具，"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同上）。韩愈的古文理论固然有保守的一面，但总的来看，在散文写作的形式和内容诸方面，他的理论是完整的，既不像南朝散文那样片面追求形式，也不像初盛唐古文家那样过分强调政治教化。
韩愈的成功之处尤其在于他的创作实践。他写了大量优美晓畅的古文，在《左传》、《孟子》、《史记》之后，为后世读者树立了良好的揣摩、学习的样板。韩愈散文，绝大多数仍属实用文，但他尽可能将这些非文学的实用文写得富于文学性，诸如书启、墓志、记、序、杂论、哀祭……他都尽可能写得有气势，有创新，有真情实感，"沉浸浓郁，含英咀华"，有较强的可读性。对此，钱穆先生称韩愈是"以诗为文"，"融化后起的诗赋纯文学之情趣风神，以纳入短篇之中"（《杂论唐代古文运动》），陈寅恪先生也说韩愈"乃用先秦两汉之文体，改作唐代民间流行之小说，欲藉之一扫腐化僵化不适用于人生之骈体文。"（《论韩愈》）把实用文写得富于文学性，也就是说，使实用文体具抒情之美、叙事之美，饶有"纯文学之情趣风神"，是韩愈总结前人成功经验开创的散文的新格局，是他对构架唐宋以后乃至现当代散文大格局的贡献。柳宗元是韩愈写作古文的同盟军，他以创作的实绩配合、支持了韩愈，在使实用文走向纯文学散文方面，他的某些文体超越了韩愈，尤其是他的山水记和寓言小品。
散文至宋代，欧阳修树立了一种比韩愈更平易、更舒展、更接近大众的文风和语言，由欧阳修奖掖、提携的"三苏"（苏洵、苏轼和苏辙）、曾巩、王安石，既有个人艺术特点，又能在大的方面遵循欧氏倡导的简洁、平易、舒展的文风，于是后世艳称的"唐宋八大家"的阵营终于形成。欧氏还写作了形式接近散文、然而又较散文整饬的赋（如《秋声赋》），经苏轼等扩而大之，赋体在宋代也得到脱胎换骨的改造。
宋六家中，欧氏之外，以苏轼的成就最高，创作量最丰，在散文写作领域内，其地位足以与韩、欧鼎足而三。苏轼天分极高，曾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汨汨，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文说》）"随物赋形"指主观（文字）与客观事物之间的一种融洽、贴切的关系，心能知物，口能达心，手能达口。随物赋形最佳者，莫过于水，在山为湍流，在地为缓流，在高为瀑，在低为渊，有什么容器，水即得该容器之形。与韩、柳、欧相较，苏轼的散文廊庑更大，题材、体裁开拓更广，艺术手法亦更多样而富于变化。清李耆卿称："韩如潮，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海。"（《文章精义》）"潮"颇能概括韩文的气势，而"海"则形象地说明了苏文的浑涵万状、吞吐百物。"古文运动"至苏轼，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散文的革新终告完成；在散文写作领域内，古文永远成为主力，而骈文永远居于偏师。
明代散文家，有"前七子"、"后七子"，然而卓然成一家者，是"唐宋派"的归有光。归有光是韩柳欧苏的继承者，他《项脊轩志》、《寒花葬志》几乎众口成诵，但可惜未为《古文观止》所收。另外有"公安三袁"一派，不甚为当时人所重，但却是古散文向今散文过渡的重要作家。林语堂先生曾说"优秀的散文是自然地大踏步向前"；又说"优秀的散文应该是随便的、谈话式的，陈述个人看法的"，"所谓优秀散文，须具备围炉闲谈的气氛和节奏"（《中国人·散文》）。如果说苏轼的散文是"自然地大踏步向前"的，那么，"三袁"，尤其是袁宏道（字中郎）的散文便是"随便的、谈话式的、陈述个人看法的"，"具备围炉闲谈的气氛和节奏"的。袁宏道主张散文"信腕信口"、"独抒性灵"，是古人的神经与今人的神经最能感应相通的一句话。"三袁"的小品文成为明人小品的代表作。不可忽视的是苏轼的《东坡志林》，却是"三袁"小品的先驱。
清代散文，有"桐城派"。"桐城派"因其领袖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而得名。方苞为文主张"义法"：义，主要指文章的意旨、判断和思想；法，主要指文章的布局、章法和文辞。继起的姚鼐提出为文须"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备，大略与"义法"同。桐城派散文，对立意的最高要求是庄重，对文辞的最高要求是雅洁，这对晚明小品文的散漫随意是个纠正。"考据"内容的掺入，对构成中国式的所谓学者型散文有相当的作用。然而总的来看，"桐城派"的散文理论和写作实践，都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到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起，便被新文艺家指斥为"桐城谬种"，随数千年的"文言文"的结束而消亡了。
纵观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诚然是民族土壤的芬芳与历史厚积的酸腐共存，清理和扬弃，都要花费巨大的功夫。然而历史是无法隔断的，白话文与文言文虽是两种不同的文学语言，但其间的联系何止千丝万缕，万缕千丝！包括古代散文在内的旧文学与新文学，不是一个宣言、一个运动就可以弃却旧的，迎来新的。现当代的散文家，愈是优秀者，其作品愈是与古代散文相通。试取现代如鲁迅、周作人、朱自清、冰心，当代如吴伯箫、孙犁、汪曾祺诸人作品来读，便可知道此言不爽。
最后，简单说一下《古文观止》这个选本。
古代的散文选本，以明清两代居多，这可能与明清两代以八股取士有关，文的敲门砖作用超过了诗赋的缘故。大大小小的古文选本不下百余种，重要的如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贺复徵《文章辨体汇选》、陈仁锡《古文奇赏》、吴讷《文章辨体》、徐乾学等《古文渊鉴》、乾隆御选《唐宋文醇》、姚鼐《古文辞类纂》、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涵芬楼《古今文钞简编》等。这些古文选本大多数部头很大，动辄五六十卷，上百卷。篇幅较小、内容适中、便于初学者作为习文门径的，当推康熙年间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吴楚材、吴调侯叔侄的《古文观止》。
《古文观止》之编，在于"正蒙养而裨后学"，然而其选"简而该，评注详而不繁，其审音辨字，无不精切而确当"（原"序"），使此书不限于仅仅作为童蒙课本，即白首亦莫能废，成为众多的古文选本中流布最广、刻印不绝者。《古文观止》既编选于清康熙年间，不可避免地也有许多缺陷，如部分选文内容的陈旧、落后，又不收南北朝抒情小赋，不收明人小品，漏收归有光名作等。今人多有指出，此处不再赘述。以下从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的角度，对《古文观止》编者的眼光谈两点看法，以说明这部小小的古文选本，何以能在众多的古文选本中脱颖而出，成为习古文者案头必备的读物。
第一是《古文观止》编者选文重点的突出。古代文学的发展有如环练，环环相扣，互为钩链。其中又有大环节者，就是具有里程碑作用的书和作家。就散文史而言，《左传》、《孟子》、《史记》是秦汉及其以前的三个大环扣，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是唐宋两代的大环扣，魏晋南北朝处于转型时期，不可能出现影响百代的大作家；明清时期处高峰迭起之后，余波所及，也不可能出现超越前代的巨人。《古文观止》客观地反映了这个发展史，也可以说这个发展史因《古文观止》（还有其它优秀的选本）而得到凸现。《古文观止》选《左传》34篇，独占二卷，几占全书的六分之一。选司马迁文15篇，占一卷。韩愈24篇，占一卷有余。柳宗元11篇，欧阳修13篇，苏轼17篇。以上共114篇，占全书二分之一强，编者显然是充分注意到这个史实的。孟子的文章不选，是古文选本普遍不收经书、诸子文章的通例，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是《古文观止》编者选文的标准。先秦及秦汉之文，作为中国古代散文的源和最初的流，本书选入颇多，既有明源流、尊重史实的用意，又有重史料、厚积博识的作用。虽然如此，编者仍以记言、叙事、写人诸种为文的重要手段为入手点，并不是无谓地狂收滥选。《左传》、《国语》、《国策》和《史记》入选之文此处不予多说，单看编者从《礼记·檀弓》选出的6篇便知。《礼记》是儒家记载典章制度、器物服饰和人物懿言范行的经典，然而书中选出的数篇，却都能从中剔出一些文学性的笔法来。《曾子易箦》一篇，不足150字，写曾子弥留之际四五个人物的对话，寥寥一二语，曾子的严守礼节和不苟且、学生和儿子的姑息迁就、童子的微讽而智，都得到生动的体现。从编者对古代散文的某些体裁的偏重，尤能看出这一点来。古代散文纷繁众多的体裁中，书启、赠序、杂记三类，最易演变为抒胸臆、叙事体、摹山水、绘人物的体裁，即较易富于文学性而成为纯文学体裁。书启起源较早，扬雄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法言》）《古文观止》收入了秦汉之际几乎所有属于"心画"的书启作品，如乐毅《报燕王书》、司马迁《报任安书》、杨恽《报孙会宗书》等。唐宋文中韩柳欧苏的书启则收入更多。赠序多是与友人分别时的赠言，有感乃发，易于叙议抒情相结合，写来往往浏离顿挫，风情万种；杂记则题材宽泛，记山水，记台阁名胜，传人物逸事，形式自由活泼。《古文观止》唐宋文部分不足百篇，而书启、赠序、杂记三种体裁即占去50余篇。以这样大的比例录入富于文学性、甚至是纯文学性的体裁，编者当然不会是无意的。
借本书出版的机会，关于中国古代散文及《古文观止》，说了以上的想法。容有不当之处，敬请识者指教。
（《〈古文观止〉注评》，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