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天宝八九载，李白出朝已经四五年之久，无官无职，散漫于江湖间一诗人而已。不在官便无许多约束和禁忌，浪迹也罢，昏秽也罢，"不矜细行，谤议沸腾"也罢（诗人王昌龄在江宁尉任上。尝以此而被远贬龙标尉），于李白有何伤？唐代的文网很宽松，以言论致罪之事罕有发生，所以很难设想李白的行为在何处触犯时忌而致谗言四起。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李白曾因待诏翰林，贵为天子近臣，加上诗名很著，举动之间，容易引起时人注意，"一谈一笑失颜色，苍蝇贝锦喧谤声"，寻常言论，竟令听者惊诧失色，遂招致诽谤物议，也是事实。《雪谗诗》云："感悟遂晚，事往日迁；白璧何辜，青蝇屡前。"说明制造谗言者仍是当年的老对手，而他们所制造的谗言，也依然是言"温室树"、漏泄大事应机密者或指斥乘舆之类，谗言制造者的意图当然不是仅仅在名节上向李白泼污水，而是一如既往地要将他置于死地，或沦为阶下囚。
天宝十载，李白有一次幽州之行--幽州当时是身兼三节度使的安禄山的巢穴。对于李白的幽州之行，学术界最初的说法是"游"，也就是一般意义的浪游观光，后来的说法是深入虎穴去冒一番险，亲自去看看朝廷倚为肱股的安禄山到底是否在谋逆造反，给幽州之行涂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就其结局而言，可以说是如此，"君王弃北海，扫地借长鲸，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摧倾"（《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是李白对安禄山反态暴露的实地印象。然而就其起初的动机而言，却未必如此，行前他在写给朋友的诗中说："有时忽惆怅，匡坐至夜分。平明空啸宅，思欲解世纷……不然拂剑起，沙漠收奇功。"（《赠何七判官昌浩》）在政治上寻找新的出路，则是真正的动机。联系李白出朝后谗言久不能止，至天宝八九载竟达到"群轻折轴，下沉黄泉；众毛飞骨，上凌青天"甚嚣尘上的地步，我以为李白萌发到幽州寻求政治出路的起因，或在于避谗、远祸。幽州之行虽无结果，但因安禄山反状已昭然若揭，李白为个人处境而忧惧惊怖（以《梦游天姥吟》、《鸣皋歌》为代表）、痛入骨髓（以《答王十二》、《雪谗诗》为代表）的心情，也代之以为国家命运的担忧。自幽州返回后，李白长期定居于宣州，其诗歌中再未见到类似的忧惧惊怖的心情。所以猜想是谗言自生自灭，并没有对李白造成何种不利的局面；也许是玄宗体念他诗人本色，但有言"温室树"处，也只是酒后的发泄，未予深究的罢？按《唐律》中的"职制律"，主要是对在职者的种种法律约束。当年玄宗以"虑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温室树，恐掇后患，惜而遂之"；换言之，一介布衣的李白，即使真的有触犯法律处，也就并无"后患"了。玄宗对李白的庇护，隐然反映在文字之间。安史乱起之前，李白对玄宗一直持批判的态度；安史乱起后，尤其是当李白因从璘被肃宗判长流夜郎后，李白对玄宗的态度一改为怀念、眷顾（见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他大约也感觉到了玄宗当年对他诚然是心存怜惜的罢？
二
李白第三次人越，当安史之乱初起时。玄宗天宝十四载岁末安禄山叛于幽州，十五载（七月肃宗即位，改元至德元载）初李白北上宋城（今河南开封）接取宗氏夫人南下宣州，暮春，即由宣州往越中，行前有《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诗，诗中有云："苍生疑落叶，白骨空相吊。连兵似雪山，破敌谁能料？我垂北溟翼，且学南山豹。"把叛军的兵势夸张得很大，对唐军的取胜毫无把握，声言自己将远祸避害。最佳的避难之处则是越中："忽思剡溪去，水石远清妙。雪昼天地明，风开湖山貌。闷为洛生咏，醉发吴越调。赤霞动金光，日足森海峤。独散万古意，闲垂一溪钓。猿近天上啼，人移月边棹。"在中原横溃的局面下，-介布衣的李白确实无所作为，但是，此首诗所写却不免令人有生疑惑处。第一，这种对国家、对民族毫无责任心的态度与李白一贯关心政治的处世态度相违背；第二，"避乱"是否真正目的？宣州原已远离中原，足以避乱，完全不必再往越中。从战争的趋势看，安禄山与唐军争夺的重点在河北、河南二道，夺取东都洛阳后再进犯长安，江南大片土地尚无暇顾及，何况到至德元载暮春，如大梦初醒的唐中央、地方军队，正在逐渐集聚，与叛军对阵之势，已渐呈胶着状态，李白大可不必作急匆匆避难态势。
现在看来，"避乱"云云，实为遁词，真实的目的，是企图在国难之际有大作为、大发展，因为与崔宣城（宣城令）系泛泛之交，故淆乱其词而不欲明告也。李白赴越途中经溧阳（今属江苏）时，与著名书法家张旭相遇于溧阳酒楼。张旭是李白故交，又都是脱略不羁之人，二人相见为乐，椎牛挝鼓，六博快心，酒酣之际，李白为《猛虎行》一诗纪其事。诗中叙及国家局面云："旌旗缤纷两河道，战鼓惊心欲倾倒。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马翻衔洛阳草。"叙及自己将避地剡中云："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皆与《留赠崔宣城》略同。但此诗却比《留赠崔宣城》多出数重新意：一是以韩信自拟，以张良拟张旭（古人习惯于以历史上某同姓人比拟对方）："朝过博浪沙，暮人淮阴市。张良未遇韩信贫，刘项存亡在两臣。暂到下邳受兵略，来投漂母作主人。"好大言自夸是李白的个性，然而当国家存亡之际自比韩信张良却另有深意，起码反映了他以国家危难为己任的责任感。二是闪烁其词地道出了自己东南之行的真正目的："我从此去钓东海，得鱼笑寄情相亲。""钓东海"、"得鱼"用《庄子·外物》"任公子为大钓巨缁……蹲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已而大鱼食之"典，谓自己此行不是消极避乱，而是另有他图。张旭是李白好友，从诗中看，李白显然私下有明确交待，并且将张旭视为同道，否则怎么能够"得鱼笑寄情相亲"呢？然而诗中终于未能明言者，是终不欲为外人知也。
在溧阳还有一首《扶风豪士歌》。"扶风豪士"不知为谁，可能是一位窦姓，郡望在扶风者。他设酒款待李白，李白大醉，不觉脱略行迹："脱吾帽，向君笑，饮君酒，为君吟"，并且隐约说出自己东南行的志向："张良未逐赤松去，桥边黄石知我心。"看来原先所说的"我垂北溟翼，且学南山豹"、"独散万古意，闲垂一溪钓"等表示自己将不介入平叛战争、远离国家危难的话确实只是一篇遁词。"张良"二句谓自己从黄石公处求得兵书，将建立功业，当然不肯去从赤松子（传说中神仙）去学辟谷、导引、轻身之类的道家之术。
夏五月，李白到达杭州。以今存诗文看，李白此行止于杭州，并没有实践其入越的既定目的。夏末秋初，李白离开杭州，折身踏上归途。匆匆来去，志向究竟何在，"钓东海"得大鱼究竟何指，看不出一点眉目。这是很令人奇怪的。自宣州到杭州，再返回原地，半年时间内，行程一千余里，正是天下横溃、国家危亡之际（三月叛军与唐军相持于潼关，六月潼关破，玄宗幸蜀，长安陷落，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玄宗禅位），而李白却似热昏了头一般，往来奔波于江南一带！
然而仔细考索李白这一段行程，研究他此期的交游，有一个现象值得引起重视，那就是：在本年以内，李白曾与三位李唐宗室有接触。这使我们产生一个联想，李白的将有大作为，或者与宗室有关。
第一位宗室是徐王延年（及延年胞弟延陵）。徐王延年是高祖第十子元礼曾孙，开元二十六年封嗣徐王，除员外冼马。天宝初，为李林甫所劾，贬文安郡（今属河北）别驾，再贬鼓城（今江苏徐州）长史。至德元载初，为余杭郡（即杭州）司马。李白与延年兄弟，当在其待诏长安时相识。
李白在杭州与延年兄弟相处，时间在一个月以上，交往终始，仅见于《感时留别从兄徐王延年从弟延陵》一诗。这是一首近三十韵的五言长诗，大半篇幅写延年兄弟门第之高贵以及他们不得志于时、因病屏居的现状，末尾归于自己与他们的友谊，"掺袂何所道，援毫从此辞"，分手告别。就诗本身而言，并没有多少意思，所以向来不为研究家所注意，选本亦不收。然而，诚如所言，此诗是值得加以仔细推敲的。
李白在溧阳与张旭相遇，写《猛虎行》；与扶风豪士邂逅，写《扶风豪士歌》，二诗都有大量的关于战局的描写，惟独于社稷安危最有切肤之痛的李唐宗室，诗题又明标"感时"的诗，却几乎丝毫未及时事，关于安史之乱，仅仅"王室伫清夷"一句。初读固觉诧异，细揣则感觉到李白似有许多难以启齿之情，许多未尽之辞。请看诗中关于延年闲置、畏祸和衰病的描写：
大臣小喑鸣，谪窜天南垂。长沙不足舞，贝锦且成诗。佐郡浙江西，病闲绝趋驰。阶轩日苔藓，鸟雀噪檐帷。时乘平肩舆，出入畏人知……
诗中的大臣指李林甫。天宝初，因林甫之谗奏，延年贬文安郡别驾；在彭城长史任上，复因林甫之奏，贬永嘉司士。连续数贬，延年完全灰心仕进，忧谗畏讥，心态极为拘谨。李林甫卒于天宝十一载，但他已形成惯性畏惧心理，再加上衰病（本年延年即卒于余杭郡任上），平居索性闭关不出。作为一个李唐宗室，李延年政治的活力和肉体的活力都接近死亡。面对枯木朽株般的李唐宗室，李白即使有所欲言，也只能三缄其口了。
我以为，李白一再闪烁其词宣称的"钓东海"、"得鱼"的所指，就是徐王延年。明确地说，就是要鼓动延年以李唐宗室、当今天子从兄弟的身份，招集东南军事力量，北上勤王，挽救行将倾颓的唐室天下。而李白，则可以在这次宏伟的政治、军事行动中建立奇勋，实现其平生抱负。
何以见得李白是如此打算的呢？第一，延年以至德元载初移官余杭郡，而李白恰于此时如越，时间的巧合当非出于偶然；第二，李白先称往越中（剡中），但足迹止于杭州，与延年兄弟相见后旋即西折，说明他此行的目的即是杭州；第三，李白本年另有两次与李唐宗室的接触，说明他与延年的会面不是孤立的事件。
李白的计划是大胆的，然而未始没有道理。李白与延年分手的时间，约在立秋未久，《留别》诗云："鸣蝉游子意，促织念归期。骄阳何火赫，海火烁龙龟。百川应凋枯，舟楫阁中逵。"本年七月初二立秋，此诗的写作应作7月15日之前。本年6月9日潼关破，12日玄宗奔蜀，奔蜀途中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时在7月12日。长安残破、玄宗奔蜀是天下尽知的，而肃宗即位尚未能遍告天下。所以，当时的中国，诚然是天下横溃，一片纷乱，杂然无序。在这种情况下，惟宗室近亲具有聚攒兵力、北上勤王、号呼响应的权力和号召力。7月15日，玄宗在奔蜀途中下令置诏，以太子李亨充天下兵马元帅，经略北方，以永王璘为江南四道节度使，经略南方，就是大臣房琯的建议，与李白的设想相同。
李白的计划又是天真、不切实际的。徐王延年自嗣封以来，十数年间，仕途极不顺利，在宗室诸王中，早已是闲置不被重视者。郡司马为州郡佐贰之官，优游禄秩，并无具体职掌。再加上他的惧祸心理和衰病之躯，已不具备号呼响应、募兵勤王的能力。另外，募兵勤王固是正义之举，但在变幻莫测的宫廷权力斗争中，难以预料正义之举会转换为悖逆，老于世故的徐王延年岂肯冒此风险？
然而，李白的确是一片忠诚、满腔热情。在此计划酝酿之际，他满脑子都是飘浮般的狂热。在徐王延年那里，他的计划受挫，但并未沮丧其志，紧接着便有他与吴王李祗的会见。祗为太宗第三子恪之孙，与玄宗亦为从兄弟。祗中宗神龙间嗣封吴王，天宝八载为庐江（今安徽合肥）太守时，李白与其有交往。安史之乱初起时，祗为东平（今山东郓城）太守，抗敌相当积极，官职升迁也快。据《旧唐书·吴王恪传》所附《李祗传》，安禄山反，祗率众渡河，起兵勤王，天宝十五载（即至德元载）二月为灵昌（在今河南滑县南）太守，三月拜陈留（今河南开封）太守、河南都知兵马使，其月，又加兼御史中丞，持节充河南节度采访使。但不知何故，至五月诏以为太仆卿，原职由虢王巨代之。太仆卿为太仆寺长官，为九卿之一，地位颇高（从三品），但实为闲职。太仆寺职掌天子、王公车驾、马匹等。
李白与吴王李祗相见的地点不可确知，约在金陵一带。此次交往，仅留一篇文章，即《为吴王谢责赴行在迟滞表》，是代吴王写的一篇致肃宗的表章。行在，指肃宗即位之地灵武（今属宁夏），即此可知李白与吴王相见当在肃宗即位二三十天之后，即八月上旬。肃宗即位，作为太仆寺长官的吴王理应赴阙效命；但肃宗即位、尊玄宗为太上皇，实际上是父子间上演的一场权力争夺战，八月下旬，"西巡"到"南京"（成都）的玄宗才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出于对闲置太仆寺的怨望，或者出于新老皇帝交替之际决择的彷徨，吴王祗并不急于赴"行在"，或者借口拖延。《表》中说："臣年过耳顺，风瘵日加；锋镝残骸，劣有余喘。虽决力上道，而心与愿违……非有他故，以疾淹留。"两《唐书·李祗传》关于李祗的叙述，止于本年五月，说明李祗此后彻底从政治舞台上消失。李白与第二位李唐宗室的交往必然也是毫无结果的。
告别吴王祗之后，大约在本年秋末，李白隐于庐山屏风叠。"大盗割鸿沟，如风扫落叶。吾非济代人，且隐屏风叠。"（《赠王判官时余隐居庐山屏风叠》）在国家危难之际，李白不是不思报效国家，无奈机遇不至，不得不走隐居一途。然事态的发展却出现了李白始料不及处：三个月后，第三位李唐宗室--永王璘的特使韦子春却上了庐山，劝说李白为永王所用。其时永王璘以玄宗制置诏，"召募将士数万人"（《旧唐书·永王璘》），率水师东巡至于九江。半年来李白跋涉千余里，欲劝说宗室勤王、寻觅报国途径而毫无结果，不期类似的机会却突然从天而降。"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谢公不徒然，起来为苍生。"（《赠韦秘书子春》）李白几乎未曾犹豫，放弃了隐居的打算，投入到永王军队里去了。嗣后李白以"附逆"陷于狱、长流夜郎，这是后话；然而弄清以上李白的行迹，对我们把握安史乱后李白的思想以及从璘的动机，却是十分重要的。
李白第三次人越，以宣州始，杭州止，并未到达越中。但杭州古时亦属越地，故仍可以说李白三至越中。
（原载《中国李白研究》1995-1996年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