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府志》："宝通，号大颠，俗姓陈氏，或曰杨姓。先世为颍川人，生于开元末，大历中，与药山惟俨并师事惠照于西山，即复与之同游南岳，参石头。贞元六年开辟牛岩，立精舍，蛇虎皆远循。七年又于邑西幽岭下建禅院，名曰灵山，出入猛虎随之……，门人传法者千馀人，自号为大颠和尚。"韩愈《与孟尚书书》叙其与大颠往来云："有一老僧，号大颠，颇聪明，识道理，远地无可语者，故自山召至州部，留十数日，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外物侵乱。与之语。虽不尽解，要自胸中无滞碍，以为难得，因与来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庐。及来袁州，留衣服为别。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这是将近一年以后韩愈因外界传言他"少信奉释氏"时的辩白。乍看起来，韩愈与大颠的交往，"乃人之情"，并无反常之处。但是，具体到韩愈，具体到这位反佛最坚决、坚信"佛者乃夷狄之一法"（《论佛骨表》）、历来不主动与浮图交游的纯粹的儒者来说，他的与大颠的交往，却确有不寻常之处。第一，韩愈曾与不少僧人有来往，如澄观、文畅、惠师、灵师、无本、高闲上人、盈上人、僧约、广宣上人、颖师、秀禅师……等，但均非其主动求交，都是僧人们慕名上门；而韩愈与大颠的交往，则是第一个主动求交者。第二，韩愈与以上僧人交往，一慨采取"挥而斥之"的态度，对于材调可惜的僧人（如灵师之纵逸、惠师之好山水、文畅喜文章、高闲善草书、颖师善琴、无本好诗等），韩愈一律"方将敛之道，且欲冠其颠"（《送灵师》）、"我欲收敛加冠巾"）《送僧澄观》）的态度，无本即因韩愈之劝，还俗应进士试，即韩门中重要诗人贾岛；然而对于大颠，并非如此，先召至州部，再访于海上，离潮时又留衣服为别--"留衣服为别"是个很足探讨的礼节，我们知道，佛教有许多与衣服有联系的关目，如"衣钵"、"衣法"、"三衣"、"五衣"等，"留衣服为别"极有可能是一种与佛法有关的表达感情的方式。第三，韩愈与以上僧人交往，绝口不提释氏之学，更谈不到主动扣问释氏之学，交流心得；然而于大颠，韩愈却能与之探讨"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及"胸中无滞碍"等佛教义理。总之，种种迹象，都是不能用一般的"人情之常"来予以解释的。
可惜的是韩愈与大颠的交往没有留下多少文字的东西供我们研究。今韩集外集的《与大颠三书》纯属伪作，不足为据。如果不是后来谣言蜂起，韩愈不得不在《与孟尚书书》中对自己与大颠的交往有所辩白的话，韩愈与大颠的往来或者将泯灭不存。但我们能感受到韩愈在潮州亲近佛理的效果。韩愈一生，遭受打击最大的事件有两次，一是贞元十九年在御史台上《天旱人饥状》贬阳山，再就是元和末上《论佛骨表》贬潮州，而以贬潮最严重。但韩愈仅有少数诗文言及潮州险恶，尤绝少在诗文中倾诉其不幸，不像他贬阳山时动辄说到阳山的穷山恶水、险象环生，又满腹委屈，呼天抢地。这说明韩愈年龄渐长、阅历渐多，颇能将感情沉潜下去，同时也说明他颇能以佛教的"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来调整自己的情绪。
佛徒们因韩愈与大颠的交游而大造韩愈"近少信奉释氏"的舆论，可以反证韩愈与大颠的交游不同寻常。韩愈曾与那么多的僧徒有来往，且留下诗文，但并无他"少信奉释氏"的丝毫舆论，就因为他与大颠之间的交往为浮图中好事者留下了把柄。伪造的《与大颠三书》在韩愈返朝未久就刻石于潮阳灵山禅院即是明证，编纂于五代南唐时的禅宗书籍《祖堂集》捏造了韩愈向大颠顶礼膜拜、言必称"师"、"弟子"尤其是典型的例子。由于韩愈特殊的身份和地位，谏佛骨和大颠的交往，在当时同样具有被"爆炒"的舆论价值。潮州一带，乃至两京之间，一时盛传韩愈"近少信奉释氏"的舆论和流言飞语，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出的。
就韩愈而言，他是因谏佛骨而产生逆向兴趣，企图探试性地了解并体验一下佛理。这个逆向兴趣由于与元集虚的不期而遇而得到加强，潮州大颠师"颇聪明，识道理"，确实精于佛理，使韩愈得以实行其想法。韩愈没有想到由此引起一场沸沸扬扬的舆论。他的道德因袭的沉重负担，儒者固有的立场以及中国文化人根深蒂固的品行和严格的自律精神，使他意识到亲近佛理并不属他个人的自由，会对他安身立命处造成严重伤害，于是很快止步不前。促使他放弃体验佛理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用世机会的重新降临。元和十四年七月，宪宗"恩赦至，其年十月二十五日准例量移袁州"（《袁州刺吏谢上表》）；量移袁州，韩愈并不满意，但他预感到宪宗对他的严冬行将过去。十月底，韩愈经韶州往袁州，在韶州，韩愈辞旧岁，迎来了元和十五年的新春。正月庚子（二十七日），宪宗误食金丹暴崩于大明宫中和殿，闰正月丙午（初三），穆宗即位。穆宗即位之初，皇甫镈贬崖州司户（程异此前病卒），诱宪宗服食采药的金吾将军李道古贬循州司马，方士柳泌、僧大通付京兆府决杖处死。宪宗时期朝廷的乌烟瘴气，一时肃清。穆宗为太子时，韩愈尝为太子右庶子，为东宫旧僚。所以当新旧交接之际，韩愈尤其能感知到自己的政治命运旦夕间将会发生变化，他连续上《贺皇帝即位表》、《贺赦表》、《贺册皇太后表》、《贺庆云表》，要唤起穆宗对自己的注意，欲回归长安的急切心情溢于言表，出世与入世天平很快向入世一方倾斜。在这种时候，佛教教义所鼓吹的"外形骸、不为外物侵乱"等对他来说立刻变得苍白无力，失去了价值。
当韩愈用世之心正处在躁急难安之际，原工部侍郎、检校工部尚书，穆宗即位之初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贬吉州司马的孟简致书韩愈，询及盛传于两京间的所谓韩愈"近少信奉释氏"之事。孟简是朝臣中嗜佛且精于佛典者，元和中曾受诏与刘伯刍、归登、萧俛同就醴泉寺翻译《大乘本生心地观经》。由于孟简询及之事体重大，须得郑重对待以清天下耳目，再加上韩愈初抵袁州，事务繁忙，侄孙韩滂随至袁州即病故，而柳宗元也于近期病故于柳州，所以孟简之书韩愈迟至秋间始复。
韩愈《与孟尚书书》标志着他排佛意识继《论佛骨表》之后的又一次回涨。《书》云："来示云：有人传愈近少信奉释氏。此传之者之妄也。……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圣贤事业，俱在方册，可效可师，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积善积恶，殃庆自各以其类至，何有去圣人之道，舍先王之法，而从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类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祸于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灵，天地神祗，昭布森列，非可诬也，又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于其间哉！"就一般人（包括浮图）的意识，信奉释氏就是求福田利益、躲灾避祸，所以韩愈专从求福加祸方面力辟传说之妄。韩愈所论诚然符合事实，但他可能回避了孟简询及的一些佛教义理的根本问题，如元集虚的儒释相通、柳宗元的"志乎物外"、"乐山水嗜闲安"等等。韩愈于有意无意间"顾左右而言他"，并且顺着祈福加祸的思路，再一次表达了他坚决反佛到底决不退让分寸的决心："释老之害过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虽然，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天地鬼神临之在上，质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毁其道以从于邪也？"这一段信誓旦旦的话，发自韩愈内心，并非内心发虚而自张声势，这表明韩愈并未改易其从维护儒教一统立场上反佛的意志，也未改易他对佛教在政治、经济和伦理诸方面严重蛊害国家、民族的一贯看法。虽然，"安得因一摧折自毁其遭"仍值得我们深长体味；这一反诘语正隐约提示我们韩愈确实有一段"因一摧折"而接近佛理的心理历程和行为。所以，这一段话的潜在意义就是，一年多以来潜滋暗长尝试接近佛教、体验佛理的心理和行为将由此终结。元和十五年九月，穆宗除韩愈为国子祭酒，这是朝廷对当代儒者文章道德的最高肯定，韩愈的仕途前景一下子变得光明灿烂。于是，元和末年韩愈与佛教的关系最后终止。
韩愈与元集虚的相遇于途次，研究界尚未深入发掘其在韩愈思想上的深层意义，与大颠的交往，学术界也未能结合韩愈元和末年的遭遇予以考察，尤其未能将大颠与元集虚联系起来看。穆宗长庆四年，韩愈病卒于长安私第。《唐语林》卷三："韩愈病将卒，召群僧曰：吾不药，今将病死矣，汝详视吾手足支体，无诳人云"韩愈癞死"也。"小说家言，未必可信，但从一个侧面说明韩愈与大颠交往的阴影至死都在纠缠着他，而僧徒们至死也没有放弃利用某些把柄制造流言以中伤这位反佛斗士。韩愈尝论柳宗元云："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柳子厚墓志铭》）设使韩愈斥久穷极，其与佛教的关系必将有大的发展，他的思想、文学辞章亦必将有大的变化。这是一个无谓的、但却颇有意义的设想。
（原刊于《唐代文学研究》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