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所论有三，一曰佛教之言与《易》《论语》合，是为佛教之"中"、所韫之"玉"：二曰髠缁、无夫妇父子等，是佛教之"外"，亦即韫玉之"石"；三日佛徒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强于世俗之唯印组为务以相轧。按佛教之言确实有与儒典相通合者，如宗元所说"释之书有《大报恩》十篇，咸言由孝而极其业"，就是儒释相通的一个例子。至于"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则是柳宗元的言不由衷处。他原是用世之心极切的人，仕途的绝望才使他无可奈何地转向山水之乐。柳宗元所论的不足之处在于过份轻描淡写了"曰髠曰缁，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而活乎人"等佛教对社会以及广大士庶的危害。佛教的"广张福罪资诱胁"（韩愈《华山女》句）绝对不仅仅是外在的形式，柳宗元自己年仅十岁的女儿受佛教"外"在形式荼毒死应该是典型的例子（见柳宗元《下殇女子墓砖铭》）。柳宗元所论最大的言不由衷处仍在于他主张的释氏之学"不与孔子异道"。儒、释之学是根植于完全不同的文化土壤中的两种哲学思想，不排斥它们之间的某些言辞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然而儒释的相异毕竟是本质的，相通则是非本质的，仅是其皮毛而已。邃于佛理的柳宗元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中国的许多智慧高深的士大夫其所以为佛教所俘获，使他们深陷于此，几不能自拔，主要在于佛教的一整套全新的宇宙观和名相繁富的认识论，天堂地狱六道轮回福罪报应以及佛殿寺院的庄严法相，也极具吸引力，但仍是第二位的。柳宗元《送玄举归幽泉寺序》云："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焉。"这才是他好佛思想深层的表白。
自隋唐以来，好佛的儒者一方面沉陷于佛家之说，一方面不遗馀力地探求儒释相通之处，这反映了在儒学仍然定于一尊、处于不可动摇地位时好佛的儒者的窘态，也是他们的一种遁词。柳宗元、元集虚就是元和之际这样的儒者。不可否认，儒释相通、佛老之说"不与孔子异道"之说也成了很多儒者进入佛老彀中的门径，贬潮途中的韩愈，就将要成为这样的儒者。
十年之前，韩愈与柳宗元辩论儒释相通的当事人元集虚，适当其时地与贬潮途中的韩愈相遇。因与元集虚的相遇于道，韩愈显然对儒释相通之说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他与元集虚相处十馀日，言谈甚为相得。临别之际，韩愈有《赠别元十八协律六首》，其中有两首感激裴行立劳慰之义，一首寄赠柳宗元（时在柳州），其他三首，都与自己此次与元集虚相识有关。其一赠元，全诗如下：
知识久去眼，吾行其既远。瞢瞢莫訾省，默默但寝饭。子今何为者？冠佩立宪宪。何氏之从学？兰蕙已满畹。于何翫其光，以至岁相晚？治惟尚和同，无俟于謇謇。或师绝学贤，不以艺自挽。子今独如何？能自媚婉娩。金石出声音，宫室发关楗。何人识幸甫，而知踆蹄踠？惜乎吾无居，不得留息偃。临当背面时，裁诗示缱绻。
在诗中，韩愈引元集虚为自己的新知，称赞其学问为"绝学"，其所传习，"兰蕙已满畹"，赞其学问如金石之声，如宫室开关之楗。"章甫"形容其文才之美，"踆蹄"形容其才艺之俊，并深以自己尚在贬途居止不定不能留息元集虚作长谈为憾。"治惟尚和同"，韩愈明确地点明了元集虚学兼儒佛，足以证明他对元学问的认同。其三提及柳、元和自己十年前的那一场儒佛之辩：
吾友柳子厚，其人艺且贤。吾未识子时，已览赠子篇。寤寤想风采，于今已三年。不意流窜路，旬日同食眠。所闻昔已多，所得今过前。如何又须别，使我抱悁悁？
诗中所说的柳宗元"赠子篇"，即《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也即柳宗元《赠僧浩初序》中所说："儒者韩退之……病余嗜浮图言，訾余与浮图游"、"寓书罪余，且曰见《送元生序》"的那一篇。韩于柳、元之间，真正的理论对立面是元集虚，韩其所以"罪"柳宗元，是因为他完全肯定了元的理论。然而现在韩愈却说："寤寤想风采，于今已三年"（"三年"极言其久。自元和五年韩初读柳文至是已十年），"所闻昔已多，所得今过前"，这不是说明他对元集虚的"绝学"表示服膺了吗？章士钊云："退之函责子厚，不当为元南游滥草赠序，口沫未乾，被谴之山人踵至，而退之竟五体投地，倾服倍至。子厚笃于友情，宜未闻反唇而稽。"（《柳文指要》）这一段话充满着扬柳抑韩的偏见，难道韩愈的思想十年后不应有所变化？但说韩愈对元集虚的学问"五体投地"地佩服，却大致符合事实。
其五韩愈自嗟读书不多而美元集虚的博学多能：
读书患不多，思义患不明。患足已不学，既学患不行，子今四美具，实大华亦荣。王官不可阙，未宜后诸生。嗟我摈南海，无由助飞呜。
称赞元集虚读书"四美"具（"四美"即读书多、思义明、足而学、学而行），反过来就是自嗟读书不多、思义未明、足而不学、学而不行。元集虚学问博而杂，兼儒释申商刑名纵横之学，其一以贯之处，就是"通而同之"，其学问的重点则在释氏之学。韩愈读书也很博，但他对读书之事一向简择审慎而严格，"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答李翊书》）。面对元集虚读书的既博且富，韩愈自叹弗如，当然主要地指释氏之书，这应当不是牵强附会强加于韩愈的。
不能说韩愈因为与元集虚相遇于贬途而动摇了他坚守不渝几十年的儒家思想，但说他开始对自己一贯排摈释氏之说的立场有所移易，也应不是厚诬于他。这是韩愈在与佛教及佛理关系方面的一个变化，而这个变化的契机，是他的远贬潮州，是他衰朽的年龄，是他对政治前途的灰心失望。柳宗元所说"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焉"，在韩愈身上得到很好的验证。在入世与出世的态度上，韩愈当时的消极出世思想很有所上升，于是，亲近佛理、了解一下他素来所知不多的释氏之学，借以慰藉孤独抑郁的心理，同时也弥补自己在学问上的缺陷的念头随之产生，一时间在韩愈的思想上占了某种主导的地位。
大约在抵达韶州时，韩愈与元集虚分手，考虑到元集虚还有再见柳宗元的可能，韩愈有书致柳，托元带往。此书亦为今韩集所不收。当此之际，韩愈致柳宗元书很可能对元集虚通同儒释之学，对柳宗元的好浮图之言等有新的阐释。此文不为韩集所收，使我们失坠了一条韩愈与佛教关系很重要的信息，良足可惜。
三、与大颠的交往及《与孟尚书书》
韩愈抵潮，即上《潮州刺史谢上表》，向宪宗皇帝表示沉重的尤悔心情。《谢上表》虽是例行文章，但仍是精心结撰之作，尤悔、乞怜、对文章歌诗的自负在表中都有剀切的表白。又下车伊始，治鳄兴教，勤于王事，政绩斐然。以上这些，都是韩愈品性中为君忠臣、为民良吏的一面在起作用，他并没有因远贬而荒误州事，也希冀宪宗能重新起用他。宦海浮沉、仕途通蹇的心理准备他还是有的。另一方面，他仍然未能松懈其企图亲近佛理、进一步认识佛教的心理，抵潮未久，韩愈闻潮州名僧有大颠者，于是招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