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讥刺的矛头不是后来居上的陆复礼，而是原与他同列的李、裴。但韩愈不可能去攻击李观。按李观与韩愈为进士同年，交谊颇厚，贞元八年韩愈有《北极一首赠李观》，贞元十年有《重云一首李观疾赠之》，是年李观死，愈又有《李元宾（观字）墓志》，是韩愈生平第一篇墓志。从以上诗文看，韩、李二人出身、处境相近，友情极深。李观不幸早死，若其能与韩愈相始终，则韩、李情谊或不在韩、孟之下。所以，韩愈所讥刺者绝不会是李观，而竟可能是裴度了。裴度中进士早韩愈三年，贞元间与韩相识而无交往，更不是可以推腹心的朋友。韩、裴交谊之始，在元和间，元和二年，韩愈为国子博士分司东都，裴度因在监察御史任上"密疏论权，语切忤旨，出为河南府功曹"（《旧唐书·裴度传》），与韩愈同在洛阳。愈有《酬裴十六功曹巡府驿途中见寄》诗，是今日所见韩、裴的第一次文字往还（裴寄韩之诗今不存）。愈诗云："御史坐言事，作吏府中尘。"可以看出韩、裴的第一次文字交往是建立在同道、遭遇相近的基础之上的。此前韩愈已有御史台言事忤旨阳山之贬，又有国子博士遭飞语分司东都之黜。元和六年至十二年，韩、裴的道义之交愈益紧密，二人对宪宗朝一应军国大事始终取同一立场、同一步调。从他们这一时期职务的升迁变化可以明显地看出韩、裴关系的融洽和裴对韩的引荐提拔：元和六年，裴度为司封员外郎知制诰，七年为中书舍人，九年改御史中丞，十年为刑部侍郎，寻迁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十二年以丞相兼淮西诸使讨淮西，淮西平，丞相依旧，封晋国公，达到他仕宦、荣耀的顶点；元和六年，韩愈为职方员外郎分司东都，七年返长安再为博士，八年为比部郎中史馆修撰，九年为考功郎中史馆修撰，十年知制诰，十一年迁中书舍人，十二年随裴度讨淮西，为行军司马，淮西平，以功迁刑部侍郎，也几乎同时达到他仕宦、荣耀的顶点。元和后期至长庆间，韩、裴仍为政治上的知己，互为依倚。这些都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但在贞元时期，韩、裴关系却是相当冷漠不协的。贞元十三、四年，裴度有《寄李翱书》（《全唐文》卷五三八），书中批评了片面追求与时人相异、与时文相异的人和行为，云："昔人有见小人之违道者，耻与之同形貌其衣服，遂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带以异也，不知其倒之反之之非也。虽非于小人，亦异于君子矣。故文人之异，在气格之高下，思致之浅深，不在其磔裂章句、隳废声韵也；人之异，在风神之清浊，心志之通塞，不在于倒置眉目、反冠易带也。"其时李翱正在汴州向韩愈学习古文之法，且对韩愈古文表示由衷钦佩（见《李翱集》卷七《与陆书》），裴度的批评是否可以看作专指韩愈的古文写作呢？裴书又说："昌黎韩愈，仆识之久矣，中心爱之，不觉惊赏，然其人信美材也。近闻诸侪类，云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作者，不及则已，及之者，当大为防焉耳。"指名道姓，批评甚为严厉。这是否可以看作是对当年韩愈对自己攻讦的一个还击呢？关于韩愈被陆复礼置换的内幕，今已无法悉知，韩愈因个人落选的激愤和冲动的情绪也可以为今人所理解，但是韩愈对裴度的攻讦却未必有真凭实据，而他与裴度后期政治上盟友的关系更使他深感愧疚，此文的为韩愈所刊落当然是不待言的了。
3．《答刘秀才论史书》，《外集》卷二。
4．《答柳宗元论史官书》，文不见于集，题拟。
这两篇文章须合在一起说。《答刘秀才书》写于元和八年，时韩愈任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刘秀才，或云名轲，字希仁，应是一位积极上进的年轻人。出于对韩愈的仰慕，当韩愈初任史官时，他致书韩愈褒扬勉励，韩愈答以此书。答书一方面表示自己作为史官将"据事实实录"，"善恶自见"，一方面又列举历史上十多位为史官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的教训，表示自己"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敦率"，以担任史职为危，"行且谋引去"，云云。时在永州的柳宗元于次年初见到韩愈答书，"私心甚不喜"，致书韩愈，予以严厉批评。柳书题为《与韩愈论史官书》，见《柳集》卷三一。柳宗元对韩愈的猛烈批判，是韩、柳关系中一大事件，个中是是非非，不断有人评说。
柳书首先猛烈批判韩愈"行且谋引去"的畏祸心理，继而逐条揭露韩愈列举的十数位古史官"不有人祸，即有天刑"大部分为虚拟和伪造。值得注意的是柳书中的言辞都十分尖锐甚至尖刻，有些言语已完全不顾及朋友颜面而近于当面训斥小儿后生辈，如下面一段话："若书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馆下，安有探宰相意，以为苟以史荣一韩退之耶？若果尔，退之岂宜虚受宰相荣己，而冒居馆下，近密地，食奉养，役使掌固，利纸笔为私书，取以供子弟费？""设使退之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其宜恐惧尤大也，则又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犹尔，设使退之为宰相，生杀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敌益众，则又将扬扬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内廷外衢而已耶？"言辞的尖锐甚至尖刻反映了柳宗元对韩愈的期望之大和失望之深，是柳文"俊杰廉悍"的本色，也是柳宗元作为韩愈诤友的本色。但是，也恰恰说明柳宗元只是韩愈的诤友而非文章知己。何以见得呢？第一，韩愈并非懦弱畏祸的人，能直言，敢负责，元和八年以前的仕历可以证明这一点，此后的仕历也能证明这一点，柳宗元何至于因《答刘秀才书》三言两语就判定韩愈从此将遇事畏缩不前？第二，关于史官职守，韩愈一向也是谨重对待的，早在贞元间他即以"诛奸谀以既死，发潜德之幽光"自期（《答崔立之书》），初为史官所为《顺宗实录》也证明他确实能作到这一点，柳宗元何至于因《答刘秀才书》数语便判定韩愈从此将一改初衷？第三，"行且谋引去"不过是一句口头套话而已，如果以为韩愈说了"引去"就是真要引退，那未免太天真，在韩愈诗文中，不难找到数十次"归耕"、"归钓"之类的话，然而他一次也没有实践过。至于随手征引十数位古史官"不有人祸，即有天刑"，固属虚拟和伪造，但这也属文人常见的修辞手法，削足适履，不足为奇，司马迁《报任安书》已有此例，即柳宗元自己也难免。柳宗元是深于文章者，借题发挥，已属过分，得理不饶人，也难免有"讦以为直"之嫌。就韩愈心理而言，初任史官，可能有一种多年仕途劳碌、个人理想暂得满足之感，所以当刘秀才褒扬时，乃故作姿态，为矜持谦让之状。但是，以他的身份和地位，在教诲后学之际，出言草率，是极不谨严和慎重的。遭到柳宗元迎头猛批，韩愈只有愧怍交加而已，但未必不有憾于心，于是有了《答柳宗元论史官书》的回覆。
《答柳宗元论史官书》今佚，内容无法得知，但从柳宗元《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可以窥知一二。柳书云："前者书进退之力史事，奉答，诚中吾病。""前者书"即《与韩愈论史官书》，韩愈答书如何"诚中吾病"虽不可晓，想来不出以上分析的几个方面。柳宗元诚恳地说"诚中吾病"，看来辩论双方、尤其是柳宗元能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了。
韩愈刊落《答刘秀才论史书》及《答柳宗元论史官书》二文，心理的障碍就是后悔前书理致的浮浅和出言的孟浪，而后书则明显揭示自己与柳宗元之间的批评与反批评，于己于友都不好。然而宋人辑人了前书而遗失了后书，柳宗元《与韩愈论史官书》又赫然地存留在《柳集》中，于是，韩、柳在史官问题上的论争，韩愈一直成为被批判贬抑的一方，柳宗元则一直成为论辩获全胜的一方了。
5．《与柳宗元论元集虚治学书》，文不见于集，题拟。
6．《与柳宗元再论元集虚治学书》，文不见于集，题拟。
柳宗元《送僧浩初序》云："儒者韩退之与余善，尝病余嗜浮图言，訾余与浮图游。近陇西李生础自东都来，退之又寓书罪余，且曰：见《送元生序》，不斥浮图。"（《柳集》卷二五）所说"退之又寓书罪余"即指前书。韩愈《赠别元十八协律六首》其六："寄书龙城守，君骥何时秣？""龙城守"谓柳宗元。柳州又别称龙城郡。韩愈所寄书即指后书。所拟二书题目中的"论元集虚治学"，只是二书中所涉及内容的一部分或一小部分，为方便以下叙述，故加入以醒眉目。
元集虚何许人也？元集虚，字克己，河南人，极有学问而不乐时务，自称"山人"。元和五年与柳宗元交于永州，元和十至十二年隐庐山，与白居易（时为江州司马）相交，柳、白俱有诗文相赠。元和五年柳宗元为《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序中对元集虚的治学之道大为赞赏："太史公尝言：世之学孔氏者，则黜老子，学老子者，则黜孔子，道不同不相为谋。……今有河南元生者，其人闳达而质直，物无以挫其志，其为学恢博而贯统，数无以踬其道。悉取向之所以异者，通而同之，搜择融液，与道大适，咸伸其所长，而黜其奇斜，要之，与孔子同道，皆有以会其趣。"柳宗元张扬的元集虚的治学之道，即通同儒释道，引起韩愈的反对，致书予以批评，并责备柳宗元以儒者而嗜浮图言，无原则地与浮图交游。在韩愈看来，儒释道三家学说判然有别，形同水火，不能相融，偶有个别言辞相似，仅是其皮毛而已，相异而互相排斥则是主要的。柳宗元受到韩愈批评之后，继续申说其儒释相通说，在《送僧浩初序》中说："退之所罪者其迹也，曰髡曰缁、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而活乎人。若是，虽吾亦不乐也。退之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图之言以此。……且凡为其道者，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者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组为务，以相轧也，则舍是其焉从？吾之好与浮图游以此。"关于柳宗元的这一番浮图之言的"外"、"中"说、浮图之徒的乐山水而嗜闲安说，韩愈未作答复，韩、柳因元集虚通同儒释引起的争论暂归岑寂。
韩、柳都是儒者，但二人的思想出处微有不同，遭际的不同又使二人的思想走向发生更大差异。韩愈始终是纯粹的儒者，而柳宗元自贬永州后，思想渐由儒入佛。儒者而入于释，其为儒往往是外的行迹，其为释往往是内的心迹。但他们通常并不放弃自己儒者的本色，其借口，或者理论通道便是儒释相通，"皆有以佐世"（柳宗元《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韩愈固守儒学，有泥古而不知变之弊；柳宗元通融知变，却也无法掩饰自己仕途无望情绪灰色的无奈。
元和十四年底，韩愈因谏佛骨贬潮州，次年春，行至衡、郴一带时，途遇元集虚。时元集虚为桂管观察使裴行立幕僚，受裴之托，持书及药慰问韩愈于途次。韩、元途中相处十余日，分手时，韩愈有《赠别元十八协律六首》。韩愈不期与九年前论辩的当事人元集虚相遇见贬途，并竟然因此而对元集虚通同儒释的治学之道的看法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韩愈在赠元诗中称赞元集虚的治学之道为"绝学"，如"金石出声音"，其所传习如"兰蕙已满畹"（其一）；又盛赞元集虚读书"四美具"，即"读书多、思义明、足而学、学而行"，反过来也就是感慨自己读书不多，思义不明，足而不学，学而不行（其五）。总之，韩愈对元集虚的学问和治学之道予以充分肯定。韩愈赠元诗中虽然无儒释相通字样，但其潜在的意思则明显不过。这是韩愈思想的一个大变化，变化的契机就是他晚年的重大挫折，人生态度一转而变得灰色和绝望，与柳宗元如出一辙。当然，不能说韩愈从此便放弃了他的儒学立场，但不妨碍他开始与柳宗元取同一态度来考虑浮图之言，并从释氏的"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中汲取精神力量排遣自己远贬的苦闷。（韩愈抵潮，即召大颠和尚至州郭，与谈甚惬，愈《与孟尚书书》谓大颠"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务侵乱"，与柳宗元所说"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同义。关于韩愈与大颠关系，拙文《元和末年韩愈与佛教关系之探讨》已有论及，此不赘。拙文刊《唐代文学研究》第七辑。）
韩愈赠元诗中再一次语及柳宗元及当年与柳宗元的那场辩论："吾友柳子厚，为人艺且贤，吾未识子时，已览赠子篇。寤寐想风采，于今已三年。"（其三）等于承认当年的争辩自己持论是错的。韩愈"致书龙城守"，托元集虚带往柳州，即《与柳宗元再论元集虚治学书》。此书柳宗元未覆，韩书内容一概不知，但检讨自己当年持论之拘泥是书中应有之义。
以上二书均为韩愈刊落不入于集，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两点：一、朝廷政局发生变化，韩愈贬潮不久即被量移袁州，继又以国子祭酒被召回，寂灭了的从政建功之火再一次燃起，思想也随之发生变化；二、作为当代地位最崇的儒者，居然一度倾向于释氏，其心理上的负荷太大。如前所说，还有一个原因是韩愈似乎不愿将他与柳宗元辩论的文章保留在集中，除此二书外，还有上文提到的《与柳宗元论史官书》及《天说》。
（原刊于《西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