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穆宗长庆四年（825）韩愈弟子李汉编定《昌黎先生文集》40卷（合目录共41卷），到北宋欧阳修时，250余年间，《韩集》40卷的规模基本无大的变化。其间经晚唐五代的战乱和北宋立国之初教育和文化荒芜，40卷《韩集》能以"完璧"保存而不至散乱，实有赖于柳开、穆修、刘烨、尹洙等人的校理。柳开的第一个《韩集》校本完成于宋太祖开宝三年（970），校勘虽不甚精良，但于保持《韩集》大致面目，其功厥伟。穆修后于柳开约30年，致力于《韩集》整理20余年，尝自刻《韩集》，在汴京相国寺设肆贩书，推广韩文不遗余力。欧阳修又后于穆修30年，其《记旧本韩文后》云："予少家汉东，汉东辟陋无学者，吾家又贫无藏书。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彦辅颇好学，予为儿童时，多游其家，见有弊筐贮古书在壁间，发而视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脱落颠倒无次第，因乞李氏以归，读之……予亦方举进士，以礼部诗赋为事。年十有七，试于州，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韩氏之文复阅之……后七年，举进士及第，官于洛阳，而尹师鲁之徒皆在，遂相与作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补缀之，求人家所有旧本而校定之。其后天下学者亦渐趋于古，而韩文遂行于世，至于今，盖三十余年矣。学者非韩不学也，可谓盛矣……集本出于蜀，文字刻书颇精于今世俗本，而脱谬尤多。凡三十年间，闻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欧氏校勘、整理《韩集》，不遗余力，辛苦30年。以欧氏的博洽学力，校勘《韩集》精当自不必说。自柳开至欧阳修，前后整整一百年，《韩集》终于大行于天下。
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有一句话值得注意。云："其最后卷帙不足，今不复补者，重增其故也。"这说明欧氏在最后审定《韩集》的同时，发现有《韩集》以外的"遗文"，但未予补入；不予补入的原因，欧氏可能觉得这些"遗文"与李汉在《昌黎先生文集序》中开列的篇目不符，若予补入，有可能重新造成《韩集》的混乱；另外，这些"遗文"是否即真正的韩文，并无完全把握，与其含混羼入，不如暂付阙如。韩文"遗文"的出现，与广大学人搜集韩愈遗文有关，与北宋雍熙间大型文学总集《文苑英华》的编纂有关如韩愈《明水赋》、《答刘秀才书》等5篇遗文即见于《文苑英华》。，与韩文刻石及题名文字陆续发现有关如潮州灵山禅院的韩愈《与大颠三书》刻石，如韩愈《长安慈恩寺题名》等。。欧氏之后，南、北宋刊刻的《韩集》以三种面目出现：一、40卷本；二、40卷本，另有"外集"10卷；三、40卷本，另有"外集"10卷、"遗文"1卷。《韩集》40卷，何时、由何人补入"外集"和"遗文"，不得而知朱熹《韩文考异》云："诸本外集，不知何人所编。"《新唐书·艺文志》："韩愈集40卷。"《郡斋读书志》云："韩愈集40卷，集外文1卷。"（直斋书录解题》云："韩愈集40卷，外集三卷。"坊间刻本，随刻随编，随编随溢，已无法深究其由来。。外集10卷，其中5卷为《顺宗实录》。李汉当年编辑《韩集》时，谓"《注论语》10卷传学者，《顺宗实录》5卷列于史书，不在集中"。将《注论语》和《实录》不予列入，是李汉所犯大错，如韩愈《注论语》10卷究竟是何面目，今已无从知晓。宋人将《实录》编入外集，是保留至今唯一的唐代帝王《实录》，功莫大焉。故知所谓外集10卷，除去《实录》5卷，实际上只有5卷；又知外集5卷，就是宋人收集的韩愈遗文。外集5卷规模已定，宋人（主要是南宋末人）继续又有韩愈遗文发现，于是在外集之外，复加"遗文"1卷。
以下本文将要讨论的，是"外集"中除去《顺宗实录》5卷以外的5卷及"遗文"1卷。其中韩愈遗诗（19首）不在本次讨论范围。共计遗文49篇，包括了赋、序、记、书、论、赞、表、哀祭、墓志等文体。这49篇遗文，大致可分为四类：一、确系散佚之文当时无法编入正集者；二、伪作而被宋人误收者；三、疑伪之作未可遽定者；四、并非散佚之文，但因某种背景而被韩愈或李汉有意刊落不予编入者。以下按类逐篇言之。须详论者少许辞费，其他则仅及数语而已。原"外集"5卷、"遗文"1卷之次第不予顾及，读者翻检《韩集》自可检得。
第一类：确系散佚之文当时无法编入正集者。共16篇：1．《题李生壁》，2．《祭董相公文》，3．《祭房君文》，4．《祭石君文》，5．《高君仙砚铭》，6．《高君画赞》，7．《潮州请置乡校牒》，8．《答侯生问论语书》，9．《潮州谢孔大夫状》，10．《长安慈恩塔题名》，11．《洛北惠林寺题名》，12．《谒少室李渤题名》，13．《福先塔寺题名》，14．《嵩山天封官题名》，15．《迓杜兼题名》，16．《华岳题名》。
李汉《昌黎先生集序》自称"收拾遗文，无所失坠"，后人多批评他远未能做到"无所失坠"。如上所说，李汉编辑韩文的大错，在于他将韩愈《注论语》10卷和《顺宗实录》未编入正集，致使《注论语》失传（今传所谓韩愈与李翱合署的《论语笔解》4卷，绝非韩愈《注论语》原貌），宋人补入的《顺宗实录》也只是唐文宗时迫于寺宦的压力删削了"书禁中事太切直"（《新唐书·路隋传》）的"简本"，而非韩愈最初的"详本"。就编辑《韩集》而言，李汉大体是做到了"收拾遗文，无所失坠"。何以言之？即此类"确系散佚之文当时无法编入正集"的遗文看，的确是无关韩文宏旨的小文章，数篇《题名》，寥寥十数字或数十字，随题随弃，韩愈本人不会留有"副本"以便后来编集用。15篇遗文，就中比较重要的是韩愈在潮州的两篇：《潮州请置乡校牒》和《潮州谢孔大夫状》。前篇是韩愈在潮兴办乡校、推行岭南教育的佐证，大约因为韩愈在潮不过半年光景，乡校兴办伊始，韩愈即离潮转赴袁州，故韩愈不甚顾惜此文，随教失坠；《潮州谢孔大夫状》反映了远贬潮州的韩愈与时任广州刺史的孔戣一段惺惺相惜的感情。
第二类：伪作而被宋人误收者。共3篇：1．《请迁玄宗庙议》，2．《与大颠三书》，3．《雷塘祷雨文》。
《雷塘祷雨文》见于《柳河东集》，是柳宗元文窜入《韩集》者。方崧卿《韩集举正》及朱熹《韩文考异》俱已指出。其他两篇，亦为伪作，有可议者。
《请迁玄宗庙议》为牛僧孺文窜入韩外集者，博洽如方崧卿、朱熹竟未能发现揭出。《全唐文》卷682载牛僧孺《请祧迁元宗庙主奏》，与此文文字相同者十之九，韩愈岂能为此等文字耶？两文稍有几处差异，只能说是传写过程中牛僧孺文的异文而已。宋人将此文归于韩愈，原因或在于此文与韩愈《禘祫议》观点相同，于是另拟题目，编入"外集"。
《与大颠三书》真伪是自宋至今争议最大者。欧阳修以之为真，且云"宜为退之之言"（《集古录·跋尾》）、"非退之不能作"（朱熹《韩文考异》引《东坡杂说》），而苏轼断为伪作，以为《三书》"其辞凡鄙，虽退之家奴仆亦无此语"（同前）。欧、苏都是大家，主盟北宋文坛，而所见不同竟如是。朱熹考异韩文用力特深，然骑墙于欧、苏之间，反以韩愈与大颠交往事迹反证《三书》为真，何欧苏所见仅在文字之皮毛，而朱熹又本末混淆耶？今按：韩愈《与大颠三书》之意义，当分两层来看。第一层意义为韩愈与佛教、佛徒之关系。韩愈原不忌与僧徒往来，集中有其赠澄观、惠师、灵师、盈上人、广宣上人、高闲上人等，其与僧徒之关系，或赞其一艺一能，或教而谕之，或挥而去之，皆持坚定儒者立场。而与大颠之关系，却与其向来一贯之立场有异：赞其"颇聪明，识道理"，一也；主动招大颠入州郡，留十数日，二也；"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庐"，三也；离潮赴袁州时，"留衣服与别"，四也。（引文俱见韩愈《与孟尚书书》）与大颠的交往，固然不能得出韩愈放弃或局部放弃其儒者立场、倾心于佛的结论，但说明他对佛教与佛徒的态度，已发生微妙的变化。考察韩愈自元和十四年初谏迎佛骨远贬潮州，到元和十五年冬以国子祭酒召回长安，其心理之变化及其心理变化反映在对佛教态度上的变化，为一饶有兴致的问题，值得深入探讨。第二层意义乃是《与大颠三书》的真伪，即是说，不能因为韩愈对佛教、佛徒态度有变化，便认为《与大颠三书》为真。欧、苏据《与大颠三书》文字风格判断《三书》真伪，似乎偏离了方向，须知大颠为一和尚，识佛法却未必精于文章，韩愈与其书，只作寻常语，此苏轼谓"其辞凡鄙，虽退之家奴仆亦无此语"之原因。今之学者据韩愈抵潮时间判断《三书》真伪，脱离《三书》文字"凡鄙"与否，较能触及《三书》真伪的根本。按韩愈与大颠《第一书》石本（即所谓唐元和十四年潮阳灵山禅院刻石、宋元祜七年重立者）末署"四月七日"，说者谓韩愈抵潮时间有两说，一说为元和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一说为四月二十五日；倘是三月二十五日，则《三书》为真，若是四月二十五日，则《三书》为伪。不过，我以为：即使韩愈抵潮时间为三月，此《三书》仍然为伪。为什么？韩愈抵潮不过十数日，作为地方大员，潮州风土未能熟稔，下属吏员未能遍悉，百姓疾苦（例如鳄鱼之患等）未能解除，恢复乡校之事远未能实施，百事鞅掌之间，急急发函邀大颠来州郡，作为勤于州事的韩愈岂能如是乎？作伪者未能料及于此，署日期欲证其真，反而露出作伪破绽。余更以《三书》所书之事以证其伪。《第一书》云："久闻道德，切思见颜。"是初次相召道渴慕之语；《第二书》石本署六月初三日，云："倘惠能降喻，非所敢望也。至此一二日却归高居，亦无不可。"《第三书》石本署七月十五日，云："如此而论，读来一百遍，不如亲睹（"睹"字原阙）颜色，随问而对之易了。此旬来晴明，旦夕不甚热，倘能乘间一访，幸甚。"是自四月而六月，六月而七月，愈三书邀之而大颠一不至，何其倨傲之甚也！《三书》作伪者以此抬高大颠地位，然与愈所说"召至州郭十数日"不符；愈祭神海上，曾"亲造其庐"，而《三书》竟云愈始终未能"亲睹颜色"。此作伪者一大漏洞也。《第三书》有云："惠匀至，辱答问。"可知韩愈尝有疑难求问于大颠而大颠有解答，然《第一书》、《第二书》中并无求问之文字，大颠的令韩愈"读来一百遍"之答书更未见。作伪者可以伪造韩愈仰慕、渴望一见大颠之《三书》，却不能伪造韩愈求问之事，亦不能伪造大颠答问之书，此又作伪者一大漏洞也。余尝以为，《三书》中，《第一书》或者不伪，《第二书》、《第三书》必伪；《第二书》《第三书》既已伪，则《第一书》亦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