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几篇韩愈少作谈起
《韩昌黎文集》［1］四十卷以外"集外文"部分，有《通解》、《择言解》、《鄠人对》三篇，自宋洪兴祖以下，皆以为韩愈少作。其说甚是。樊汝霖亦以为此三篇是少作，甚至说"《通解》（包括《择言解》、《鄠人对》二篇在内）之乎者也下皆未当"［2］。然又开脱云："此虽少作，然亦本讹也。""之乎者也下皆未当"，犹言文理不大通顺，"然亦本讹"，谓虽然为韩愈少作，不至于文理不通，乃"本讹"即文本有误之原因所造成。因是少作，文未老辣，故韩愈与李汉在编集时，不甚爱惜，弃之而不入于正集。如《通解》这样的少作，应当还有一些，皆因韩愈不甚爱惜而弃之不存。本集中有《本政》一篇，朱熹亦以为少作。虽是少作，韩愈觉得有保留之必要而不弃。通观《通解》等三篇，从内容上看，皆属思想哲理、伦理道德一类文章；从遣词用句上看，文辞比较冗杂，未达于老辣境界。虽然如此，这三篇少作，却提供了许多信息，值得深思。
从韩愈三篇少作可以看出少年韩愈读书为文与其人生道路（或人生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皇甫湜谓韩愈："七岁属文，意语天出。"（《神道碑》）"七岁好学，言出成文。"（《墓志铭》）唐代文人，其少年时代读书为文可大略考知者甚多。如白居易。白居易尝谓："十岁解读书，十五能属文。"（《与元九书》）7岁的韩与10岁、15岁的白读书属文，表面上看并无不同。然细究之，就会发现其早岁之读书、属文，已暗含个人（或家庭）对其人生道路取向之规划。韩愈云："仆始年十六七时，未知人事，读圣人之书……"（《答崔立之书》）白居易云："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与元九书》）白居易完全按照进士试所要求在读书为文，其少作，今存《江南送北客……》诗（七言绝句，近体），白居易自注："时年十五。"《王昭君》二首（七绝近体），自注："时年十七。"韩愈今存诗，钱仲联《韩昌黎诗编年集释》编在第一者为《芍药歌》（《七古》），钱氏云："贞元元年前（韩愈17岁以前）作。"然此诗仅见于韩集外集，真伪尚有待考订。第二首《条山苍》（五古），编在"贞元二年（韩愈18岁）"。韩愈第一首五律是《送汴州监军俱文珍》，作时已在贞元十三年（韩愈29岁）。此诗亦不见于正集，然真伪不存在问题。其他唐代文人，如李白、杜甫、王维、元稹、柳宗元、刘禹锡……皆可从其少年读书及作文（诗）探知其人生道路之取向。除李白（读书）大异于常人外（然李白少作皆五律），其余诸人多与白居易相同。韩愈今存文作年最早者，大致可以推断即前《通解》等三篇，时间可以初定在贞元元年（愈17岁）以前。这说明，韩愈在其人生道路取向上不同于白居易，也不同于大多数唐代文人。换言之，韩愈自幼年起所选定的人生道路，是非文人（作家）的道路。
贞元十一年韩愈三试于吏部失败，又三上宰相书不报，遂于此年5－9月归于河阳（今孟州）旧居。其时为韩愈人生最低潮期。韩愈怏快归家，友人崔立之（崔斯立）以为他土气低落，遂致书，鼓励其人京再举，愈以书答之，即《答崔立之书》。书中韩愈表示自此之后绝意于仕进（吏部博学宏词试），并向崔立之坦承：自己有两条人生道途："方今天下风俗，尚有未及于古者，边境尚有披甲执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为忧。仆虽不贤，亦且潜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荐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犹取一障而乘之（守卫一边境哨所效力）。若都不可得，犹将耕于宽闲之野，钓于寂寞之滨，求国家之遗事，考贤人哲士之终始，作唐之一经，垂之于无穷，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二者将必有一可。"此两条人生道途，其实只有一条，不过结局不同而已。这种人生道途，并非韩愈在低潮时期突发之新思路，而是与其幼年时读书为文之取向相同，不过因崔立之来书作一系统阐述而已。
由此联想到韩愈另外一组文章：《后汉三贤赞》。所赞者为：王充、王符、仲长统。因其相同之点甚多，《后汉书》将三贤合传。其相同之点是：1．皆不为时用，于是著书垂后。王充有《论衡》85篇，王符有《潜夫论》30余篇，仲长统有《昌言》34篇。2．其著述，指向大致相同。王充《论衡》"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后汉书》语，下同），王符《潜夫论》"指讦时短，讨擿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仲长统《昌言》"论说古今及时俗行事……其书有益政者"。3．三贤皆耿介不同流俗，但因著书而终为当局者所知：王充受刺史董勤辟，王符受度辽将军皇甫规礼遇（符不愿为官，竟不仕），仲长统受尚书令荀彧所荐，为尚书郎，后参曹操军事。韩愈《后汉三贤赞》不知作年，但其表达的对古人的尚友的意趣，完全与《答崔立之书》同致，我们有理由判断其作年与《答崔立之》同时，即贞元十一年。
《后汉三贤赞》的写作，另有值得推敲之处。一是它的文体。《三贤赞》短则不足百字，长者亦不过110字，是用韵语改写的《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传，并无"赞"词，末尾仅"不仕终家，吁嗟先生"（王符）"四十一终，何其短邪，呜呼先生"（仲长统）两处感叹语。故《唐宋文醇》云："不满百言之间，而叙事略无遗者……且惟别有意在言外，故括其生平于数十字之内而韵之。若果为三贤史赞，则当别标立传之本意，不徒促缩其词，将传文覆举一过而已也。是亦文体之宜考者。"韩愈于赞颂一类文体，基本上是严格遵守古法的，既曰"赞"，而无一赞词，说明韩愈确实"别有意在言外"。另外，韩愈于古人之文，或所读的古人之书，笼统的说法是"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答李翊书》），"圣人之书"（《上宰相第一书》），"百氏之书"（《答侯继书》），具体的说法则往往是"孟轲、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答崔立之书》）。而对王充、王符、仲长统三者，仅此一处及之，此后再无提及。韩愈在接到崔立之书后，出于幽愤作《答崔立之书》，再出于对王充、王符、仲长统三人遭遇的同情，遂视三人为个人今后立身做事的典型，作《三贤赞》。王充等人所为文，或"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或"指讦时短，讨摘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或"论说古今及时俗行事……其书有益政者"，与韩愈《通解》三篇少作内容、风格极相似。如《鄠人对》一篇，批判鄠（京兆属县）人"自剔其股（肉）以奉母"、而自地方官员至于朝廷竟以为其孝"旌其门"以示表彰的丑陋现象。韩愈其所以与王充等发生强烈共鸣者，还在于他们的遭遇与已十分相似，而他们的人生道路即著书立说，引起朝廷或当局官员注意，由此一途进入仕宦，正与他少年时所立之志相同。将韩愈三篇少作与《答崔立之书》、《后汉三贤赞》联系起来看，对我们了解韩愈早年就确立的非文人的人生取向是有帮助的。
韩愈的这一人生取向一生不曾改变。贞元十四年，韩愈在汴州与张籍发生一场争论，张籍对韩愈期待甚高，两致韩愈书，以为"排释老不若著书，嚣嚣多言，徒相为訾"（张籍《与韩愈第一书》）。韩愈尝以"宣之于口、书之于简，何择焉"、"请待五六十然后为之，冀其少过也"（《答张籍书》）替自己辩解。韩、张的争论，是非曲直暂不论，这场争论说明韩愈早年所建立的人生取向并未发生改变，且为友朋辈所熟知。张籍为什么期待于韩愈的"排释老"之文（即张扬周公、孔孟之道之文），而不是期待于他的诗歌或其他文学创作呢？与此同时（贞元十四年左右），李翱在《与陆傪书》（《李翱集》卷七）中也盛赞韩愈为当代孟子，云："孟轲既殁，亦不见有过于斯者。"韩愈与张籍争论其后不久，即有《原道》等五篇著作的写作"五原"的作年尚不能确定，有多种说法。我们曾推断"五原"的写作时间在贞元十五年秋冬之际。理由是：1．贞元二十一年韩愈《上兵部李尚书书》有"谨献旧文一卷，扶树教道，有所明白"语，所谓"扶树教道"显然指《原道）等作品；2．李翱贞元十八年作《复性书》上中下三篇，显然是读了《原道》、《原性》后有所发挥而作；3．贞元十六年，韩愈往京师朝正，同榜进士欧阳詹欲率领四门生徒伏阙下举荐韩愈为博士，此举原因也因韩愈有"五原"的写作。如此一一推算，"五原"写作必在贞元十五年秋冬之际。其时韩愈在徐州张建封幕。。贞元十七年，韩愈有《行难》。贞元十八年，有《师说》。元和年间有《讳辩》。其他不知作年的如《守戒》、《伯夷颂》、《子产不毁乡校颂》、《读仪礼》、《读墨子》、《对禹问》……皆是他实践其人生取向的写作。其选材，大致与后汉三贤的著作属同类，即"正时俗嫌疑"、"讨擿物情"一类，甚至包括《禘祫议》、《省试学生代斋郎议》、《改葬服议》、《与李秘书论小功不税书》等一类参与朝廷共同议题讨论的文章。直至晚年，这类文章的写作并未停止。或曰：自元和初年之后，韩愈此类文章的写作呈愈来愈少的趋势。其说固是。原因是：贞元末，韩愈陷入与永贞党人之纠葛，元和初，又陷人流言诽谤中，于是发泄牢骚、"不平之鸣"的文章逐渐增多。另外，元和中期以后，官位渐显，国家大事（如讨淮西之役、谏迎佛骨等）增多，以及官场浮沉（贬官），使他无暇顾及此类文章之作。尤其是文章名气愈来愈大，应酬文章（书启、赠序、墓志）几乎占去他大半写作时间。然其应用文写作，皆未离开其创作大旨。其《论淮西事宜状》、《论捕贼行赏表》、《黄家贼事宜状》、《论变盐法事宜状》、《钱重物轻状》、《请复国子监生徒状》、《应所在典贴良人男女等状》等应用之文，所论不正是他在《答崔立之书》中所说的"方今天下风俗尚有未及于古者，边境尚有披甲执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为忧"之事吗？即使他的书启、赠序、墓志等一类文章，亦不可以"应酬"二字概之。其中有不少篇章，与当时国家大事（如藩镇、辟释老、教育、人材）息息相关。韩愈也有一些"感激怨怼"、甚至是"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9］（裴度语）的文章，如《送穷文》、《毛颖传》等，可另作他论，然就其主旨，仍是孟子、扬雄"盛气"之文，非通常文士吟风弄月之文。
韩愈因其古文写作，遂成为文学散文的巨匠。就韩愈本意讲，其初衷似乎仍旧不在文学，而仅在"古道"，即孔孟之道。其云："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衰辞后》）这是一方面。其又云："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答陈生书》）这是韩愈古文写作的"宣言"。文学批评史编写者每每以作家的这类"宣言"（当然还有其他材料）作为批评史的材料。笔者对作家们的这类创作"宣言"历来不相信，或不完全相信。何则？因为这类"宣言"往往是充"门面"的话，往往是在某种语境下说的冠冕堂皇的话，作家的写作实际并非如此。如李白论诗云："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与？"又云："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声调俳优哉！"（《本事诗·高逸》）又如白居易，其论诗最著名的话就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李白四言诗寥寥数首，其诗不但五言极多，尤其多"又其靡也"的七言诗。白居易不但多"嘲风雪、弄花草"的诗，也有不少"艳情"之诗，与他高倡的"为君、为臣、为事而作"（《新乐府序》）相去甚远。但是笔者独对韩愈（再加上杜甫）的创作"宣言"深信不疑。他（与杜甫）是唐代作家少数几位说到做到的作家之一。韩愈的"学古道"与"兼通其辞"，二者并不矛盾。好古道，进而宣扬古道，撰写"正时俗嫌疑"、"讨擿物情"之文章，除了坚定其信念、去除思想之芜杂外，还须精练其文辞，形象、生动其叙事，通透其议论。要做到以上，必须下一番很大的工夫。简而言之，就是"陈言之务去"、"言约意丰"、"辞必己出"等等。这一番苦工夫，韩愈在《答李翊书》中有具体说明。唐代作家，苦练作诗本领者比比皆是，往往达到如白居易所说的"诗魔"境地；李商隐等也曾苦练过骈文的本领。然而有谁能如韩愈那样苦练过古文（散文）的本领？举一个小例子。李翱尝为《皇祖（李楚金）实录》，呈请韩愈为墓志，即韩愈《贝州司法参军楚金墓志》一文。韩文完全简约李文而成，两相比较，韩文简练生动，李文多少有些冗杂拖沓，二文之艺术性高下立见。有兴趣者可以取来观看。《通解》三篇少作，文不老辣、叙事不简练、议论不精辟，正是韩愈之文尚未达到高境界的证明。
当韩愈终于完成了文章的"修炼"之功后，"文起八代之衰"、"文章泰斗"等意料之外的成功也完成了。韩愈《答李翊书》云："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这个意义非常巨大。钱穆先生尝云韩愈古文是"将儒学与散体文学之合一化"，"韩愈散体文之真价值，一面能将魏晋以下之纯文学观念融入，一面又能将孔孟儒学融入，此是韩愈在文学史上一大贡献，亦是儒学史上一大贡献"（《中国学术通义》）。当然，韩文的成功，还得力于其他因素，笔者以为主要是"不平则鸣"，亦即钱穆先生所谓的韩愈"以诗为文"。以诗为文者，笔端每带感情之谓也。"将儒学与散体文学之合一化"，这几乎构成了唐以后中国古代散文的主流。宋代欧、王、曾、三苏，明代前后七子和唐宋派，清代桐城派，其散文多沿韩愈融儒学于散文的主流而下。唐宋八家中惟苏轼思想复杂，稍有别于欧、王、曾等，实又开明性灵派一族。
新、旧唐书《韩愈传》，传文部分差别不大，差别最大的部分在于史臣的传论。《旧唐书》专在"韩文"的成功与弊病，《新唐书》专在韩愈"佐佑六经"的"奥衍闳深"之旨。新、旧唐书史官站立高度不同，评价亦不同。旧书所见者小，而新书所见者大，其所见，显然与韩愈一生价值取向相同。这一点值得注意。
（原刊于《周口师院学报》2007年第6期。与荣小措联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