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以文为诗，议论是作文一法，所以他诗中常有议论。宋诗好发议论，宋诗人，尤其是北宋几个领导文坛的大诗人受韩愈影响很大，所以宋人以议论为诗的根子很容易追到韩愈那里去。文学是形象的东西，属于理念范畴的议论，和文学的形象性是格格不入的。古人论诗，或曰"言志"，或曰"缘情"，或者"志"与"情"兼而有之，总之，抒情性（再加上音乐性）是诗歌区别于其它文学体裁的根本的特点，而发议论和讲道理，天然的与诗歌的抒情性和音乐性难以谐调。但是，议论与文学、与诗歌，并不是这么简单地可以划分开来；从我国的古典诗歌来看，有两个现象就很值得玩味：第一，从《诗经》到唐诗宋诗，到宋以后的诗，诗中的议论成分一直延绵不断地存在着、出现着，源远而流长，不发议论的诗尽有，但是要在所有的诗中屏除议论却几乎是不可能的。以唐代而论，韩愈诗有议论，杜甫、白居易诗何尝没有议论？王维、孟浩然、李白、高适、王昌龄、元稹、杜牧、李商隐……，都不能完全避去议论。议论倘与诗歌完全格格不入，为什么这么多名家皆不能回避开议论？第二，唐人诗中多议论的，恐怕要首推杜甫。叶燮《原诗》说："唐人诗有议论者，杜甫是也。杜五言古议论尤多，长篇如《赴奉先咏怀》、《北征》及《八哀》等作，何首无议论？"《赴奉先咏怀》和《北征》诸作，不但是杜甫以议论为诗的代表作，也是杜甫五言古诗中最具盛名的作品之一，力大气雄，沉郁顿挫的风格表现得很突出。如果将其中的议论部分弃置不要，则两诗不但将面目全非，其力大气雄、沉郁顿挫的分量，也要减却大半。议论与诗如果格格不入，为什么以议论为诗能取得很高的艺术成就？并且在诗中和其它成分（叙事、抒情成分）达到如此筋骨相连、相融无间的地步？
由此可见，诗中的议论，并不一定是诗的大忌，诗人以议论为诗，也不一定是诗人的大病。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规定诗应该"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笼统地从文体分工上把议论排斥在诗歌之外，太简单化了。他仿佛没有注意到多数诗人诗中皆有议论、许多名篇大作也有议论这两个现象。对于以议论为诗，我们试就韩愈诗中的议论，对以议论为诗这一现象作一点分析。
明代戏曲家兼诗文家屠隆在《由拳集·文论集》中说："人多好以诗议论。夫以诗议论，即奚不为文而为诗哉？"这看法和严羽是一样的。其实，诗中的议论，常常为诗的内容所决定而不得不发；换言之，有些诗要么不写，要写就得发议论，并不以诗人主观喜好为转移。韩愈有十多首关于佛道的诗，大都好发议论，议论最多的一首诗是《谢自然诗》。韩愈是反佛道的猛士，凡涉佛道神仙妖孽荒诞之事，是一力排斥的。《谢自然诗》既要斥责谢自然（女童名）学道求仙之妄，就不得不发议论。或曰：《华山女》也是斥佛道的诗，却未发议论。诚然。不过，两诗在内容上有不同之处。《谢》诗曰："果州南充县，寒女谢自然。童呆无所识，但闻有神仙。轻生学其术，乃在金泉山。"谢自然是一个无识受蔽的寒家女，诗中对她多矜怜之情，诗的后半纯以议论，含有教诲的意思。华山女却是一个高张艳帜、以色相骗人，诱惑豪绅子弟、公卿大臣，乃至宫廷内戚的一个惯手，所以诗中专叙其丑行秽迹，并没有、也不需要发议论。这不是偏袒韩诗而强为之解，细读两诗就会发现这个区别确实是存在的。
再如七言古诗《汴泗交流赠张仆射》。诗的重心是在铺张描写骑马击球，然而写诗的动机却在为向张建封（张仆射）进谏。时当贞元十五年彰义节度使吴少诚据淮西之地、掠州杀将，与中央政权对抗、发动军事叛乱之际，而张建封身为武宁节度使，却耽于骑马击球，未闻有发兵讨逆之举。全诗在铺张扬厉地描写了击球者马术娴熟、手法高妙之后，结末以四句议论煞尾："此诚习战非为剧，岂若安坐行良图？当今忠臣不可得，公马莫走须杀贼！"朱彝尊评此四句议论曰："入正意。"如果无此四句议论，全诗就是一首骑马击球的行乐图，与韩愈反对藩镇割据的初衷相背。所以这种议论在诗中也非发不可。
《谢自然诗》的议论是失败了的，味同嚼蜡，"可置不读"。《汴泗交流赠张仆射》的议论却是成功的，至少没有损伤原诗形象的完整和语句的流畅。可见，诗中的议论，重要之处不在于发得有无必要，而在于发得好不好，善于不善于发议论。诗中的议论，怎样的才算发得好、发得成功的呢？我们就韩诗中的议论，归纳几条：
第一、议论以形象化的语言出之。韩诗中此类例子颇多，我们以他以诗论诗的几首诗为例。
韩诗中多有以诗的形式论诗的，或论诗史，或论风格，或论诗的写作。他摆脱陈言，完全不用抽象的语言，好以形象化的语言，戛戛独造，创为形似之语，曲近形似之妙。在这方面，他开了司空图纯以形象语言论诗的先河。
君诗多态度，蔼蔼春空云。东野动惊俗，天葩吐奇芬。张籍学古淡，轩鹤避鸡群。《醉赠张秘书》
有穷者孟郊，受材实雄骜……敷柔肆纡余，奋猛卷海潦。荣华肖天秀，捷疾逾响报。《荐士》
开缄忽睹送归作，字向纸上皆轩昂。《卢郎中云夫寄示送盘谷子诗两章歌以和之》等皆是。有名的《调张籍》是韩愈针对当时出现的扬杜抑李的错误倾向而发的一篇评价李杜诗歌成就的诗论。全诗二十韵，除开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四句仿佛议论外，其余全用形象化的语言代替议论。他以"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讥刺对李杜妄加轩轾的轻薄后生；以"想当施手时，巨刃摩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震雷硠"四句形容李杜诗歌风格；以"剪翎送笼中，使看百鸟翔"二句慨叹二人遭遇之坎坷；以"流落人间者，泰山一毫芒"形容二人作品流失很多；"我愿生双翅，捕逐出八荒。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腾身跨汗漫，不着织女襄"八句，比喻自己对李杜的向往和李杜风格对自己的启示："乞君飞霞佩，与我高颉颃"是说自己将李杜的诗诀付与朋友，愿朋友和自己一起在诗国的领空高翔。全诗警句妙语，层见不穷，是以诗论诗少见的杰作。
将议论形象化，是议论的极致，严格说又可以不叫做议论，因为它既然使用了形象化的语言，在诗中就不具议论的外观，读者看不出来这是在发议论。后人所指责的韩愈和宋人的以议论为诗，一般不指这些。这是补充说明的一点。
第二、议论以凝练的语句出之。所谓议论以凝练的语句出之，直截地说，就是宜简短而忌冗长。冗长的、堆砌起来的议论，无论它怎样宏正庄重，在诗中都会显得不谐调，就像一间小巧雅致的屋里摆下一具笨重的粗木家具一样，破坏了诗的抒情性和音乐性。《谢自然诗》后半议论部分共三十六句，冗长堆砌，密不透风。如果把这三十六句议论大加删汰，只剩下一个零头，《谢》诗虽不会成为艺术上的上乘作品，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面目可憎。还可以设想一下，《汴泗交流赠张仆射》篇末的四句议论，如果大大拉长，再加进去为将须忠君保民杀贼立功的大道理，则这首诗的艺术性就会和增加的议论成分成反比例降低。以上或是不切实际的主观臆说，不足为据，我们再拈出韩愈的另两首诗作一比较。
《山石》诗是韩诗的名篇，已为读者广为传诵了。韩另有一首《赠侯喜》却不大为人所知。经前人考证，《山石》和《赠侯喜》是写作时间相同、事件上相接续、艺术风格上也很近似的姊妹篇。两诗都写于贞元十七年的春夏之交，当时已近中年的韩愈辞去幕职在洛阳闲居。某日，他与朋友相约在洛阳郊外垂钓整日，黄昏至山中佛寺投宿。《赠侯喜》记垂钓，《山石》记投宿。《赠侯喜》在艺术上并不低于《山石》；后者的笔力可能要更雄放扩大一些，但前者的叙述入微又略胜一筹。《山石》与《赠侯喜》末尾都有议论。《赠侯喜》的议论部分共十四句：
……是时侯生与韩子，良久叹息相看悲。我今行事正如此，此事正好为吾规。半世遑遑就举业，一名始得红颜衰。人间事势岂不见，徒自辛苦终何为？便当提携妻与子，南入箕颍无还时。叔起君今气方锐，我言至切君勿嗤。君欲钓鱼须远去，大鱼岂肯居沮洳！
《山石》的议论只四句：
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革几？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
两诗的议论，主旨一样，感情何其相似。可是前者下笔不能自休，议论部分占了全诗的一半，后者却只来得四句。从感慨的深沉上说，四句抵得十四句。然而两诗在艺术上的感染力，却因议论的凝练简短与否，而大相径庭了。安知《赠侯喜》一诗的没没无闻，不是由这十四句议论所带累的呢？韩诗中的议论，大凡发得好的，都很凝练简短，这是只要复按韩集即可了然的。
第三、议论为全篇精神的结穴处。《汴泗交流赠张仆射》和《山石》两篇，都是作者写诗的本旨--全篇精神的结穴。无论是即事感怀，还是触景伤情，在诗中发为议论，就是全诗思想上的聚光点。没有这样的议论，则全诗或不知所云，或与本旨相乖。《汴泗交流赠张仆射》无篇末的议论，全诗就是一幅骑马击球的行乐图；《山石》无篇末的议论，全诗就是一篇陶然自乐的游记。这样的例子在韩诗中不少。如《记梦》，写他梦中与神仙相争一字之疑义，神仙因他反复盘诘，为之不欢。事既属梦境，荒诞不经，全诗颇令人不知所云。诗末作者陡发四句议论道："乃知仙人未贤圣，护短凭愚邀我敬。我能屈曲自世间，安能从汝巢神山！"将全诗精神点出，主旨原在反佛道，诗人峻增健崛的个性，也由此四句议论跃然纸上。
议论为全篇精神的结穴，或用在诗末点出本旨，使诗意了然；或用在诗首，为全篇叙事、抒情的纲领。《桃源图》是咏画的，开头两句却冠以议论："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这就比单纯的"咫尺应须论万里"的咏画诗精神境界要高。《送张道士》中的张道士，虽为黄冠道士，却关心国家时事，诣京阙三上书于朝廷，贡献平藩讨逆之策，遭冷遇，长揖而去。韩愈对此人很是钦佩，写诗送别，诗首亦以四句议论冠之："大匠无弃材，寻尺各有施。况当营都邑，杞梓用不疑。"把诗的批判锋芒，指向掌握朝政的宰臣首辅，思想上也要比一般的送别诗境界要高。第四、议论为感情郁结之后自然的喷发。韩集中七律一体最少，只十余首。其中两首七律是他贞元十九年被贬阳山、元和十四年被贬潮州途中写的。两次被贬都是因为仗义执言，为民请命而遭到大不幸（一因上书言天旱人饥，一因上书谏迎佛骨），所以两首诗写得悲愤凄怆、奔泻苍凉，而且都有议论：
山净江空水见沙，哀猿啼处两三家。笕笃竞长纤纤笋，踟蹰闲开艳艳花。未报恩波知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吟君诗罢看双鬓，斗觉霜毛一半加！《答张十一》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第一首三联两句为议论，第二首二联两句为议论。"未报恩波知死所"两句，将遭打击而不敛其锋芒、为国事自珍自爱的政治家胸次和盘托出，是全诗的高潮所在："欲为圣明除弊事"两句，将暮年衰朽遭无妄打击的悲愤和与佛老斗争勇气不减的斗志，写得义薄云天。两处议论与全诗悲怆的气氛和浓烈的感情融而为一，骨肉无间，几乎看不出是在议论。这两首七律，前一首被程学恂誉为韩七律中最得杜甫七律神髓的一首（《韩诗臆说》），后一首尤被广为传诵，毫不因议论而减其巨大的感染力。原因何在呢？就因为这两处议论都是作者感情郁勃之后自然地喷发，不是人为的、牵强附加的赘疣。
以上就韩诗的议论，说明诗之与议论，不是扦格难入，而是可以有、也应该有的。问题在善于不善于发议论罢了。从艺术上说，韩诗的议论有得有失，尚不如杜诗的议论来得齐备和比较完善。如果能把杜韩等诗人对于议论手段的应用加以综合分析研究，总结其得失，我想长期以来关于以议论为诗的争论，是会取得较为一致的看法的。
（原刊于1980年12月10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