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韩愈思想及韩愈散文，孙昌武先生为本书撰写的《前言》已经说得很透彻详细。我的转韩愈究，虽始于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研究的范围，却多在两个方面：一是韩愈诗歌，二是韩愈生平考订。于韩愈散文，尚无系统的意见发表。以下所要写的，仍然是一些零碎的感想，权充作《后记》，为本书殿后且以为孙先生前言的补充。
首先要提及韩愈研究者何法周的一篇文章，题目是《韩愈语言创造的一项丰硕成果·韩愈诗文成语集锦》（此文收入其《韩愈新论》中，河南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这篇文章对韩愈诗文从古人书面语和当时口语中创造、提炼而成的词语，今天已成为现代汉语中的成语或常用辞汇作了统计，同时也将古代重要典籍或文史著作中词语后世形成为成语的数量与韩愈并列以作比较。平日里人人皆知韩愈是"语言大师"，但韩愈对祖国语言的贡献究竟有多大，与其他"语言大师"相比，韩愈究竟处在什么位置，恐怕又不甚了然。所以应该感谢何法周先生的这一项统计工作。据何文的统计，仅就成语一项来看：
诗经约有一百二十条左右；论语约一百二十条左右；庄子约一百五十条；孟子约一百三十条；史记二百五十条；韩愈诗文约一百五十条；苏轼诗文约八十条；红楼梦约九十条。
一位语言大师对语言的贡献，不仅仅表现在他所使用的语汇经后世不断使用最终凝固为成语，但这无疑是考量一位作家是否够得上语言大师、是语言大师其贡献又有多大的一个尺规。《史记》博采汉代以前大量典籍而成，兼司马迁卓异的才华，使《史记》在语言上的巨大成就，后来者难出其右。《史记》以下，就是《庄子》和韩愈诗文了。
如韩愈《进学解》的前半部分：
国子先生晨入太学，招诸生立馆下，诲之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拔去凶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盖有幸而获选，孰云多而不扬？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一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日："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兹有年矣。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先生之业，可谓勤矣。觝排异端，攘斥佛老，补苴罅漏，张皇幽眇，寻坠绪之茫茫，回狂澜于既倒；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沈浸酿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尧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学，勇于敢为，长通于方，左右具宜；先生之于为人，可谓成矣。然而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跋前踬后，动辄得咎。暂为御史，遂窜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见治。命与仇谋，取败几时？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头童齿豁，竟死何裨！不知虑此，而反教人为？"
这一段文字三百五十字左右，后世被人们不断地使用、遂成为现代汉语成语的有："业精于勤"、"行成于思"、"口不绝吟"、"手不停披"、"提要钧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继晷"、"兀兀穷年"、"补苴罅漏"、"力挽狂澜"、"含英咀华"、"估屈聱牙"；"同工异曲"、"闳中肆外"、"跋前踬后"、"动辄得咎"、"顽童齿豁"……共得十八条。从语言的效率来说，可谓空前绝后。《旧唐书》本传录韩愈文三篇，《新唐书》本传录韩愈文五篇，《进学解》皆在其中。我们不知道两唐书的编纂者选录韩愈文的标准是什么，《进学解》不过是发发牢骚而已，思想上并无特殊的意义，两唐书全文录入，所看重的，无非是它语言上的创获吧。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韩愈是思想家、教育家，成就卓著的文学家。他倡儒反佛，反对藩镇和强权，以自己的古文写作教育并引导着后学，为自己、以及与自己同类的大批"寒士"在社会竞争中遭到的不公正鸣不平。韩愈的主要面目是文学家，其施巨大影响于后世者，还是他的文学创作，或者说主要的是他的散文（古文）创作。作为思想家、教育家的韩愈，我们可以把他定位为他那个时代的杰出人物，甚至把他的影响延及到上世纪新文化运动之前；而作为文学家的韩愈，其影响则远远超过了前者，并没有因为新文学（白话文学）创作的开始而终结。这些当然是学术问题，至今仍有争议，但苏轼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刘熙载补充说"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评价，小小的证据之一就是前引河法周文的统计。评价韩愈这个历史人物，就会发现韩愈有他"说不尽"之处，包括他的哲学思想，他的政治立场，甚至是他品性上的缺陷之处，如他的急功躁进，如他的不安于贫等。"说不尽"，说明了他的复杂和伟大。凡具伟大性的历史人物，皆有其复杂性的一面。这是历时千余年的韩愈研究局面至今盛而不衰的原因。但说到韩愈文学创作的成就，说到韩愈对民族语言的贡献，则是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既是事实，往往就出离了通常的学术范围；而我正是要尝试换一个寻常的、非学术的角度看韩愈文学创作，看韩愈文学语言施于民族文学、民族文化的影响。中国古代作家的创作实绩浩如烟海，近现代以及当代作家的创作更是汗牛充栋，可有一位能达到庄子、孟子、司马迁、韩愈、苏轼、曹雪芹那样的高度？故可以说，只要我们民族的文学在，民族的文化在，韩愈文学创作、文学语言的影响都将存在，绵延千万载而不销歇。
台湾学者王基伦先生在其著作《韩柳古文新论》（台湾里仁书局一九九六年版）中列两章专论韩柳古文体类（如论辨、碑志、序跋、奏议、书牍等）的区分及其意义。王先生关注的是历代选家在编选韩柳古文时对韩柳古文体裁的认知。这是一个学术性很强的论题。王先生在得出其学术结论之先，也是从大量的统计工作入手。其统计的方法是：取自宋至近代古文选本十二种，考察其选编韩柳古文分类情况。十二种古文选本是：《文苑荚华》《唐文粹》《唐宋八大家文钞》《古文析义》《古文观止》《古文约选》《唐宋八家古文读本》《唐宋文醇》《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涵芬楼古今文钞简编》《唐宋文举要》。最后一种古文选本出自近人高步瀛。严格讲，《文苑英华》和《唐文粹》不属"古文选本"，二者都是诗文合编，且英华更是大型的诗文总集。不过并无大碍。据王文统计，有以下数字和资料引起我极大兴趣：
韩文共三百五十二篇，为十二种选本选入者共二百五十二篇，占韩文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三强；柳文共五百三十七篇，为十二种选本选入者共二百九十六篇，占柳文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五稍强。韩文篇目，十二种选本入选次数八次以上者有四十七篇，如《进学解》《原毁》《杂说》（其一、四）《原道》《获麟解》《争臣论》《师说》《讳辩》《张中丞傅后序》《论佛骨表》《答李翊书》《送李愿归盘谷序》《送董邵南序》《送孟东野序》《送高闲上人序》《送杨少尹序》《鳄鱼文》《毛颖传》《柳子厚墓志铭》《平淮西碑》《画记》《祭十二郎文》《欧阳生哀辞》等，可称之为韩文代表作；柳文入选八次以上者有十六篇，如《封建论》《捕蛇者说》《桐业封弟辩》《愚溪诗序》《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种树郭橐驼传》《梓人傅》《始得西山宴游记》《钴姆潭西小丘记》《小石潭记》等，可称之为柳文代表作。
古选家各有眼光。但无论其选文的标准如何，四十七篇韩文多是今人认为优秀的篇目，凡今人认为柳文的名篇也基本无遗漏，如"永州八记"全部入选。此处无意涉及韩柳文的优劣，不过，以上资料客观地反映了古代读者通过阅读选本（按鲁迅的说法，一般读者读书，是唯读选本而少有读全集的）了解、学习韩柳文的机会的多寡。姑再以高步瀛《唐宋文举要》为例。《举要》共选唐作家二十五人文一百篇，其中韩愈文四十四篇，柳宗元文二十一篇，其他如陈子昂、张说、元结、刘禹鍚、李翱、杜牧、孙樵，不过二三篇而已；共选宋作家十四人文七十八篇，其中欧阳修文二十一篇，曾巩文八篇，王安石文二十二篇，苏洵文六篇，苏轼文九篇，其他如范仲淹、刘敞、苏辙、朱熹，不过一二篇而已（《举要》选苏轼文偏少是一个缺陷）。明清两代，随著八股文盛行天下，坊间古文选本亦如春草丛生，其总数恐不下百千余种。一个作家的文章不断地多次入选，带来的效应是什么呢？那就是，他的文章的受众愈来愈多，文章的"细部"（结构、句式、起承转合和语汇等）为读者所谙熟，不知不觉间，他的文字语言融化并进入读者的语言思维之中。于是，前文所说的成语随着岁月的积累而形成了。
《论语》《孟子》因是人伦道德的教科书而被最广泛地阅读，《庄子》、《史记》、韩愈文、苏轼文、《红楼梦》则因其语言艺术卓异的成功而被最广泛地阅读；语言的效应就这样发生了。暇时赏读秦汉人著作如《吕氏春秋》《论衡》等，发现其中往往也有很精辟、形象的语言，颇惋惜它们终于未能成为民族共同语言（成语）的一部分。这也类似一种"机遇"吧。
德宗贞元十九年，韩愈自监察御史贬阳山令，其《送区册序》形容阳山云："阳山，天下之穷处也……县郭无居民，官无丞尉，夹江荒茅篁竹之间，小吏十余家，皆鸟言夷面。始至言语不通，画地为字，然后可告以出租赋、奉期约"。我国幅员辽阔，又是多民族国家，在多元文化前提下又保有统一的文化，是维系我们国家历经千万载不致分裂、或短期分裂（如历史上数个政权同时存在的朝代）之后又能合而为一的保障之一。秦始皇是中华文化的第一个毁灭者，但是他的"书同文，车同轨"则是堪与他大罪孽并存的大功绩。然而"书同文"并不能防止方言方音的丛生万种。自春秋战国起，地域不同而方言各异的现象，屡屡见于文字。扬雄《方言》应是第一部类集汉代以前各地方言语汇的著作，此后类似的著作继有，如杭世骏《继方言》、胡文英《吴下方言》考等。这些著作，除了训诂的学术意义外，还反映了学者们类似"书同文"的努力。然而因为交通的不便，资讯的闭塞，方言方音因山河阻隔而独立发展，难有大的变化。阳山今属广东，唐时属江南西道，其方言方音竟令幼年时尝生活于宣州韶州的韩愈大为隔膜，而韩愈所操长安"官话"亦令阳山民吏全然不解，只好借助"画地为字"发布命令。宪宗元和十三年，韩愈再贬潮州；潮州更在南海之端，尽管韩文未说及潮州方言方音如何隔膜，然以阳山度之，想来尤甚。
一九九六年岁尾，我曾赴汕头参加韩愈学术会议。飞机在汕头机场降落，再换乘大客车往市内，车内当地乘客喧哗如潮，谑浪之声此起彼伏，而我一句不能懂。环视周围，乘客们面貌与我无异而语言大异。这一次"深陷"方言方音环境，使我竟然体验到了韩愈远贬潮州的悲凉。会议期间，汕头大学锺文教授来访；锺教授与我同乡，又同事多年，十二年前自西安转赴汕头执教。语及于此，锺教授说他抵此已逾一纪，然而"潮汕国"的方音至今不能懂。语罢唏嘘再三。又忆及一九八二年春，在西安，我有幸向刘逸生先生当面请教，刘先生是国内美文写作大家，五六十年代主笔广州羊城晚报副刊，兼研究古典文学，其《唐诗小札》曾风行于六十年代。刘先生说，作为广州人，但用国语（普通话）写作，就要换一种思维，其转换过程之艰难如同外语。当时不完全理解刘先生的话，自到过"潮汕国"后乃有所悟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