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烈妇传》当与《高愍女碑》作于同时，皆写德宗建中初藩镇叛事。高愍女事在建中二年李纳叛时，杨烈妇事在建中四年李希烈叛时。"杨烈妇"是项城县令李侃之妻，当李希烈陷汴州、分兵数千人围项城县时，李侃惶惶不知何为，其妻杨氏则镇定自若，敦夫以死守城，指挥调度，激励士气，筹画安排，胜于男子，而项城得以不破，民众生命财产得以保全。李翱肯为两名妇女立传，其中高愍女年仅七岁，显示了李翱在道德观念上的平等，无论男女，只要德行足以传世，就肯为之宣扬。同时古文家传记作品中，少见这样专写妇女者，所以显得难能可贵。
但是，李翱为二妇女立传的本意却不免又陷于狭隘的道学伦理之中。他在《高愍女碑》末段这样发议论：
明年，太常谥之曰"愍"。当此之时，天下之为父母者闻之，莫不欲愍女之为其女也；天下之为夫者闻之，莫不欲愍女之为其室家也；天下之为女与妻者闻之，莫不欲愍女之行在其身也。昔者曹娥思盱，自沉于江；狱吏呼囚，章女悲号；思唁其兄，作诗《载驰》；缇萦上书，乃除肉刑。彼四女者，或孝或智，或仁或义。噫此愍女，厥生七年，天生其知，四女不伦。向遂推而布之于天下，其谁不从而化焉！虽有逆子必改行，虽有悍妇必易心。赏一女而天下劝，亦王化之大端也！异哉！愍女之行而不家闻户知也。
纯粹将愍女作为孝智仁义的化身，作为"化"天下的楷模，"虽有逆子必改行，虽有悍妇必易心"，教化和理性的色彩未免过于强烈；"天下之为夫者闻之，莫不欲愍女之为其妻室"，也让人觉得颇有些不伦不类。七岁的女孩子，"天下之为夫者"哪里就想到"室家"上去？高愍女的行为言谈，自然可以发掘其孝智仁义的因素，但当藩将肆虐，荼毒天下之际，高愍女道德行为的闪光点应在于"义"和"勇"："妹妹独曰："我家为忠，宗党诛夷，四方神祇尚何知？""高愍女之父以濮阳归天子，是不愿附叛而效忠天子的行动，倘若使韩愈或柳宗元为此文（韩愈有《张中丞传后叙》，柳宗元有《段太尉逸事状》），必在义与勇字上另作文章，另发议论，使天下贼帅闻之而股栗，使天下附逆者闻之而愧怍，使天下怯懦者闻之而立勇。李翱处处以"化"天下着眼，所论未免泛泛而缺乏时代气息。李翱强调教化的古文理论而不免流于酸腐，使一个时代特色很浓烈的女子就义的事迹变成了教育"逆子""悍妇"的教材。《杨烈妇传》较《高愍女碑》要好一些，不但叙事部分颇注意细节的选取，人物语言传神写照，环境气氛的烘托也很出色。末尾的议论较《高愍女碑》稍短，且能提炼出人物（杨烈妇）在特定环境下的精神实质：
妇人、女子之德，奉父母、舅姑，尽恭顺，和于娣姒，于卑幼有慈爱，而能不失其贞者，则贤矣。辨行列、明攻守勇烈之道，此公卿、大臣之所难。厥自兵兴，朝廷宠旌，守御之臣凭坚城深池之险，储蓄山积，货财自若，冠胄服甲、负弓矢而驰者，不知几人。其勇不能战，其智不能守，其忠不能死，弃其城而走者有矣。彼何人哉！若杨氏者，妇人也。孔子日："仁者必有勇。"杨氏当之矣。
虽然如此，仔细读这一段议论，仍能感到其中散发的少许道学酸腐之气。
李翱对写作题材的选取，目光专注于所谓有道有德、足以宣扬"王化"者。裴度《寄李翱书》《全唐文》卷五三八。盛赞翱"若《愍女婢》、《烈妇传》可以激清教义，焕于史氏……斯皆可谓救文之失，广文之用之文也"，同时对韩愈"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提出了严重的批评。裴度此书当作于贞元十六、七年间裴《书》中有"前者唐生至自滑，猥辱致书札，兼获所睹新作二十篇"云云。按"唐生"当即唐衢，贞元十六、七年翱在滑州幕时与翱相识。，书中谓韩愈"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不知何指，然适与张籍《上韩昌黎书》《韩昌黎集》卷一上附。批评韩愈"多尚驳杂无实之说，使人陈之于前以为欢"相合。依韩愈的古文写作，贞元时期的所谓"驳杂无实之说"、"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者，只能是数篇杂著，如《获麟解》、《杂说四首》（"龙说"、"马说"等）之类，恰好是李翱嗟赏不已并刻意模仿的作品。裴度称赞李翱古文的同时，对李翱嗟赏不已的韩愈的杂著却予以贬损，这个似乎矛盾的现象值得玩味。要而言之，李翱虽也仿韩愈《杂说》之类作《知凤》、《国马说》等，但他似乎着意规避了韩愈的"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处，其规避的方法就是专注于题材是否可以"激清教义"。韩、李文的一大区别或即在此。如李翱的《故处士侯君墓志》：
侯高字玄览，上谷人，少为道士，学黄老炼气保形之术，居庐山，号华阳居士。每激发，则为文达意，其高处骎骎乎有汉魏之风。性刚劲，怀救物之略，自侪周昌、王陵。所如固不合，视贵善宦者如粪溲。……汴州乱，兵士杀留后陆长源，东取刘逸淮，乃作《吊汴州文》，投之大川以诉。贞元十五年，翱遇玄览于苏州，出其词以示翱。翱谓东野曰："诚之至者，必上通，上帝闻之，刘逸淮其将不久。"……其首章曰："穹穹与厚厚兮，乌愤予而不摅。"翱以为与屈原、宋玉、景差相上下，自东方朔、严忌皆不及也。……
《墓志》中的侯高是一位性刚劲、有正义感的隐士。韩愈《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中也涉笔而及侯高：
（王）妻，上谷侯氏处士高女。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师，世莫能用吾言，再试吏，再怒去，发狂投于江水。初，处士将嫁其女，惩曰："吾以龃龉穷，一女怜之，必嫁官人，不以与凡子。"君曰："吾求妇氏久矣，唯此翁可人意，且闻其女贤，不可以失。"即谩谓媒妪："吾明经及第，且选，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许我，请进百金为妪谢。"诺许，白翁。翁曰："诚官人耶？取文书来！"君计穷吐实。妪曰："无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书，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见，未必取视。幸而听我。"行其谋，翁望见文书衔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与王氏。
韩愈是为"天下奇男子"王适作传，行文至骗婚时，以"奇士"侯高作陪，寥寥数笔，便将侯高性格中的狂、躁和颟顸朴实的一面栩栩如生般写出。就"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而言，韩愈笔下的侯高固不如李翱笔下的侯高正统而醇，然而就传神写照而言，韩愈笔下的侯高就远非李翱笔下的侯高所能望其项背了。总体来说，李翱碑传文字质实平顺有余而奇峭激荡不足，文学性较为薄弱，缺乏"使人陈之于前以为欢"的可读性和欣赏效果。
李翱的论说文，以《复性书》上、中、下三篇为代表。议论周密、说理透彻是其特色，在哲学上，与韩愈"五原"《原道》、《原毁》、《原性》、《原人》、《原鬼》。具同样重要的意义。上篇、下篇作正面论述，中篇则以问答体，形式上力求变化。《答朱载言书》在古文理论上的价值，亦可与韩愈《答李翊书》同观。
翱有三篇赋：《感知己赋》、《幽怀赋》和《释怀赋》。都是直抒胸臆之作，而议论的色彩较强。《感知己赋》纪念梁肃对自己的勉励和关怀，叹天下知己之希。《幽怀赋》因"朋友有相叹者，赋幽怀以答之"。《释怀赋》因"读《党锢传》，哀直道之多尤不容"而作。受赋的形式限制，作者在赋中的形象是多愁多虑的，虽然李翱赋仍以自述其坚守道德操守为主旨，但不再是板起面孔的道学宣传家模样。三篇赋，内容上不限于抒一己之感怀、幽怀，所忧者往往在道德之修、世风之下和家国之事上，形式上则质朴、平实，多议论，与唐时盛行的律赋呈不同面貌，亦与魏、晋以前的所谓古赋和魏、晋以来的咏物赋、抒情小赋异趣。李翱的赋，更倾向于"言志"，其强烈的忧患意识，为欧阳修所赞叹，"恨翱不生于今，不得与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时，与翱上下其论也"，并即此而对韩愈《感二鸟赋》提出："不过羡二鸟之光荣，叹一饱之无时尔。此其心使光荣而饱，则不复云矣"的批评。赋发展到唐代，上承魏、晋以后赋的绮丽和繁缛，再加上因科举的需要而声律化的律赋盛行，李翱的赋以言志和富于忧患意识而与时尚迥异，是对时尚风气的一个矫正。但是，李翱的赋存在着抒情性不强、质木无文的缺陷也是明显的。
李翱的古文，如上所说，最大的特点在于文风的平实质朴、从容和婉。中唐古文运动，因韩、柳等的大张旗鼓的创作和倡导，已呈沸扬之势，大胆干预社会现实和新的文风、新的语言形式使古文运动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韩愈以文坛宗主的地位成为这场运动的旗手，然而他的"奇怪"之辞的负面影响也在潜滋暗长地形成着。当时的作者，尤其是几位"韩门弟子"，因才识学力的不足片面地理解并承继、发展着韩愈"奇怪"之辞的负面影响。皇甫湜的古文，已趋向于涩，如他的《韩文公墓铭》《皇甫持正文集》卷六。论韩愈之文曰："豪曲快字，凌纸怪发，鲸铿春丽，惊耀天下。"其中"豪曲快字"即略显生造，"鲸铿春丽"虽有所本（班固《东都赋》："于是发鲸鱼，铿华钟。"），但割裂太甚，也带来阅读的障碍。《唐阙史》载裴度修福先寺，皇甫湜自荐撰碑，文成，"文思古謇，字复怪僻，公（裴度）寻绎久之，目瞪口涩，不能分其句读"。事出于传说，不尽可信，但皇甫为文有片面追求艰深怪僻的趋向则是可以认定的。至于樊宗师，在追求文辞怪奇方面已走上了极端，所为古文，今仅存两篇，其《绛守居园池记》是古今公认的最难索解之文。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铭云"惟古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文从字顺各识职，有欲求之此其躅。"恐怕不是出于对樊宗师涩文的肯定，而是对自己"文从字顺"主张的重申。韩门中的另一位古文家沈亚之也有窒涩怪奇的倾向。李翱则未受韩文怪奇负面影响。他曾经概括韩愈"唯陈言之务去"为"造言之大归也"，并举述"笑哂"之状的种种语汇为例（见《答朱载言书》），但李翱在写作实践中并未走偏，而是严守文章语言平顺的常法，例如他文中几处"述笑哂之状"概作"笑"，并未另觅他词。这正是他古文的成功之处。也是他对后世古文、尤其是北宋古文运动影响甚巨之处。
但是，如上所述，李翱的古文成就却远逊于韩愈，尚不足以成为韩愈古文传统全面的、成功的继承者。主要的原因在于他古文理论的保守和落后，在此理论指导下的写作实践，也严守樊篱而未有大的突破。在体裁上，翱今存文章除三篇赋之外，论体十一篇，杂著十二篇，书启十六篇，其余大部分体裁为实用的表疏、奏议及行状、碑传、祭文等，古文体裁中最富于形象性、抒情性的序体仅一篇，记体则一篇也无。从写作时间上考察，李翱古文创作于贞元、元和间者将近七十篇，占集中作品十分之七强，除去十数篇创作年代难以确知者外，长庆、宝历、大和至开成元年他去世之前，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以内，李翱写作尚不足十五篇，且完全属应用之文，这说明李翱没有像韩愈那样，将写作视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长庆四年，即韩愈以疾请告、病卒的那一年，尚有《送杨少尹序》、《太原王公墓志铭》等文六篇，诗不计在内），更未将写作视作发抒感慨、泄导情绪、随时纪事的手段。李翱尝苦心为文，但其苦心所在，主要在于悟道明理，他在钻研为文之法、讲求古文技艺方面所下的功夫显然不能与韩愈相比。韩愈自道其为文之苦云："愈之所为，不自知其至犹未也。虽然，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惧其杂也，迎而拒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韩昌黎集》卷一六《答李翊书》。这一段话，韩愈主要表述自己求"道德之归"、"蕲至于古之立言者"的学习经历和修道、养气的过程，同时也是他苦心为文、惨淡经营古文技巧、包括铸造辞语的表述。另一个古文大家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对自己苦心为文也有类似的表述。李翱是反对将文章视为"一艺"的，然而文章（无论古文、"时文"即骈文）的"艺"却是客观存在着，如谋篇结构、启承转合及遣词造句之类。李翱因为在揣摩、讲求古文"技艺"方面努力不够，其古文成就遂不能不远逊于韩、柳诸大家了。如李翱《皇祖实录》记其祖李楚金为贝州司法参军的一件事：
及在贝州，刺史严正晦禁官吏于其界市易所无。公至官之日，养生之具皆自卫州车以来，又以二千万钱入，曰："吾食贝州水而已。"正晦黜官，百姓旧不乐其政，将俟其出也，群聚号呼，毙之以瓦石，扬言无所畏忌。录事参军不敢禁，惧谓公曰："若之何？"曰："录事必不能当，请假归，摄录事参军斯可矣。"乃如之。公告正晦曰："君以威强不便于百姓，百姓俟使君行，加害于使君。使君更期出，其力使君任其患。"于是集州县小吏得百余人，皆持兵，无兵者持朴，埋长木于道中，令曰："使君出，百姓敢有出观者，杖杀大木下！"及正晦出，百姓莫敢动。
这一段纪事，在韩愈《故贝州司法参军李君墓志铭》里，简约为下面一段：
其在贝州，其刺史不悦于民，将去官，民相率欢哗，手瓦石，胥其出击之。刺史匿不敢出，州县吏由别驾以下不敢禁。司法君奋曰："是何敢尔！"属小吏百余人持兵仗以出，立木而署之曰："刺史出，民有敢观者，杀之木下！"民闻皆惊，相告散去。
两相比较，李文平庸而冗，韩文峭奇而简，叙事之优劣高下判然。李文"埋长木于道中，令曰……"，在韩文里易为"立木而署曰……"，简洁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