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进西大中文系，张宣老师代我们的写作课（当时叫写作实习课）。消息灵通者随即从各种渠道知道了，这位张老师是三十年代的老革命，因为犯了"错误"才降格在中文系教书的（后来知道张老师解放初在兰州民院任党委书记时因所谓的"反组织"行为被开除党籍）；57年张老师又被定为右派，可是他起初却是反右派的先锋；又据说张老师是西北地区最权威的马列主义理论家……等等。于是大家无端地对张老师有一种敬畏之情。
那时的我们，还是一派高中生心态，对写作课（写作课不就是中学的作文嘛）很重视，关心每一次的作文题目，关心老师的批语和分数。可是大家很快发现张老师的写作课与中学作文完全不一样。张老师写作课的几个环节：作文批改、作文讲评、范文选讲以及课堂讲授，都是围绕着"字、词、句、理"在进行。那几年军队里流行一种训练方法叫"郭兴福教学法"，也讲四个字：摸、爬、滚、打，张老师就是领着我们在字词句理中摸爬滚打。字词句理的摸爬滚打差不多又贯彻一个"扭"字。怎么说呢？爱好文学、对中文系抱着无限憧憬的高中生们，曾经胡乱读过许多文学著作，就像从尘埃沙土中走出来的旅行者一样，沾染了种种习气，有"洋味"的，有"土味"的，有花哨的，也有好空话、大话的。即以我来说，生吞活剥地读了许多鲁迅的书，作文有时文字清通流利，有时则不免拿捏，刁钻怪气。张老师对这些都痛下"杀"手，一律导之使正。他印发了许多供阅读的范文，多数并非出自名家，有些甚至是初学者所为，其文风皆以质朴实在为主，要而言之，是老实作文，老实说话，不虚饰，不造作。我曾写过一篇讨论服装、发式的议论文，有几分模拟鲁迅杂文，张老师虽然给了满分，但批语很长，告诫鲁迅杂文不好学亦不宜学等。张老师还制作了一种叫做"作文档案"的东西，就是将每人每次作文情况摘录备案，包括错别字、病句、文理、文风等，如同医生为患者所作的病历，某字前次若错，下次便不能再犯。"作文档案"的工作量很大，恐怕世间只有毛泽东所说的那种"极讲认真者"才肯为。大学毕业后，我班有少数人作了中学教师，有一个同学就是按张老师的作法去做，事迹优异，成了国家级的优秀教师。
张老师的写作教学，堪称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他对《秋色赋》的讲评。《秋色赋》作者是当时颇享盛名的一位小说家，其小说以讲述战争故事为主，也算是本色当行，因为字词句理的细部被战争的残酷紧张的情节掩盖了。不知何故，六十年代初，他忽然操刀写起散文来了，于是文法粗糙的毛病暴露了出来；又因为要着意地渲染饥荒困难时期农村的丰收富裕，不免矫揉造作。居然名声大噪。张老师遂拿他的代表作《秋色赋》开刀，作了一次讲评。发下的《秋色赋》讲义我记得满满的，后来被收缴成了张老师"攻击"三面红旗的罪证，但是下面一段概括的话，我班同学几乎人人可以成诵，他说："灿烂灿烂又灿烂，绚丽绚丽又绚丽，灿烂绚丽好几回，绚丽灿烂好几回，本文词汇贫乏，句式单调，按同学们的水平只能得3分（满分为5分）。"
《秋色赋》的讲评，对我、对全班同学的震撼是空前的，张老师以他几十年文字生涯的经验，对华而不实的文风痛下针砭，是他对我们字词句理摸爬滚打训练的"曲终奏雅"。这两节课，我相信我班同学是受用无穷的。也可能有人诧异于张老师的蔑视名家，但对于三十年代末就作了共产党地下成都市委书记的张宣老师来说，评判一个小说家差劲儿的散文又算得了什么呢？
《秋色赋》的讲评，还是惹了祸，张老师好不容易获得的教学的机会，也因为这次讲评宣告终结了。
今年暑假，张宣老师打电话叫我到他家，把他回忆录最后一部分《两顶帽子和文化大革命》送我。"两顶帽子"之一指57年的"右派"，另一顶就是在我班讲课挨批判后重新戴上的"右派"帽子。
对《秋色赋》，张老师并非有意寻衅挑刺，原来教研室决定要将《秋色赋》作为正面的范文，而张老师以为此文文法粗疏，不足示范，不同意。教研室执意要作范文，张老师遂作了以上的讲评。事出有因，张老师原非要和小说家过不去。于是张老师的"非组织"行为受了批评。适逢张老师布置的一次作文要交，于是系上命令一律重写，发动了对张老师写作课的批判。一周后的那次写作课，气氛一开始就有些紧张，有几个系上的青年教师在听课。我记得张老师那天着装格外整齐，神色肃穆，宣布原先的逻辑学暂停讲授，然后在黑板上写下几个大字："写作课的大辩论"。变故虽在意料之中，多数同学仍觉愕然。
"写作课大辩论"讲了半个小时，课堂上开始有骚动。突然有同学站起来，直指张老师，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有同学指挥唱起了"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窗外有他系学生在高喊口号。教室里乱作一团，张老师的"大辩论"其势已不能讲下去了。一位大有力的同学冲上讲堂要推张老师下去，而张老师不肯，双方对峙，张老师终于不支，仰面朝天轰然倒在讲堂之下。教室里突然静可听针，全班同学惊呆了，一切似乎皆已凝固。我感觉双腿发软，牙齿捉对儿打颤，发生了什么？怎么可以这样？这时候，教室的门轻轻推开，系里的两位领导进来了。显然他们在门外已静待多时。
事后我知道，张老师在开讲"写作课大辩论"前给系里留了便条，要求派人听课。在阶级斗争喊破了天的年月里，这无异是一纸战书。课堂里发生的一切都是预先设置的，谁站起来质问，谁指挥唱歌，唯将张老师推倒在地是横生枝节，不在"安排"以内。我其时是写作课课代表，因为作文多了几个5分，或被目为张老师所"钟爱"的学生之一，自然对这一切了无所知。其后是一个多月的全系大批判。那是1964年的初冬，班里同学人际关系比天气还要寒冷，同学们没有了往日的嬉戏融洽，一个个乌鸡眼儿似的恨不得吃了你。
大批判结束后，张老师被重新戴上了"右派"帽子。57年的右派，后来再戴上帽子的全国不知有几位？张老师的写作课自然也宣告终结。从他的回忆录里知道，他后来在豆腐房、防空洞工地等地方劳动。"文革"前，我班下乡参加农村"四清"，返校时学校的"文革"已如火如荼了。打人的事是常常发生的，而张老师因为性格倔强，不肯低头，挨打就格外多些、重些。有一日我亲见几十人围着打他，叫戴牌子，不戴；叫下跪，不跪；叫承认是"托派"，亦不承认。当晚，我班七八人去张老师家里看望他，只见他脸上有伤，头上裹着绷带。墙上是张老师新写的一张条幅，墨迹未干，是《红灯记》里李玉和的一段唱词："筋骨断体肤裂意志更坚……"张老师正在写他的翻案材料，包括64年对他写作课的批判。我们带回来他的材料传看。消息走漏，校园里很快就有大字报贴出，说是要警惕有人为"大右派张宣"翻案。以当时的大背景，张老师的案我们是不敢翻、也翻不了的。直到1978年，张老师才旧案全翻，他终于恢复他老革命、老党员的身份了。
张老师当年讲课时，讲过一段故事，说斯大林在流放地，曾在雪地里爬行一昼夜，坚持回到驻地，身上的结核病菌都冻死了而人无伤。这个故事生理上或病理上的科学性姑置不论，故事的意义却无疑是张老师精神的象征。张老师的课和张老师的精神对我们班影响是巨大的。97年西大校庆，我班在学校举行同学会，有一位来自岐州的同学，一到学校就打听张老师的住处，去了张老师家。同学会的宴会一直到下午四点，彼此的酒都喝多了。因为他路远，我送他出了校门，嘱他赶快去搭车。晚上我回到家里，张老师老伴打电话给我，说岐州的同学还在她家里。原来岐州同学未去搭车，信步由缰地又到了张老师家。我借这个事要告诉张老师，我班同学尽管闹了你的课堂，也无理地批判了你，但是我班同学对你的尊敬一如既往，提起往事，只有抱愧二字。我在这里也要告诉我的同学们，张老师在他的回忆录里，对学生，仅用"懵懂"一语概括之，略无责备之意。
我因为读过张老师几乎所有的回忆录，所以对他的经历比较了解。平反以后，他又在兰州故地做了一任院长，然后离休回到西大。我曾经向他这样发问：张老师，你年轻时追求革命，不到三十岁就是成都市地下党委书记，后来到延安，抗战，内战，建设新中国，仍旧向往革命，追求理想，从不退缩，为什么处处挨整，时时遭批？张老师没有料到我这样的发问，沉吟有时，说：一、党内对知识分子一直有防"异端"的倾向；二、工农干部总是觉得知识分子瞧不起他们，有自卑感，而自卑感很容易转化为对抗甚至敌对情绪；三、自己性格也有缺陷，好认死理，不会转弯。我是晚辈，对张老师的结论不能作评判，但是我觉得是值得深长思之的。
再一次祝福张老师健康长寿。
四、吴天惠先生
当写下"吴天惠"先生的名字的时候，我的心情格外的沉重。
七九年初，我们研究生已读到二年级时，从宁夏转来一位方向为语言学的同年，就是如今在外语学院执教的张崇先生。当时西大中文系尚无语言学硕士点，后来才知道张崇君是和他的导师--吴天惠先生一起转过来的。其后在校园里，就常常能见到吴先生，圆圆胖胖的脸，总是笑眯眯的。研究生毕业留校，与吴先生同处一系，渐渐就熟起来，最初让我惊讶、且感到似曾相识的，是吴先生纯正而学者型的普通话。六十年代初，系里曾邀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陆宗达先生作过学术报告，其开口讲话，即如吴先生那样，慢慢的、字正腔圆的标准音。有时与吴先生道路相逢，不免也要搭讪几句，说完了分手要走，吴先生总要补充说，刚才你的某字读音有误，某字发音不准，应当这样才对等等，一付执拗的语言学家的习惯。后来我知道，吴先生是北大中文系语言学研究生出身，王、陆还有周祖谟先生，就是吴先生的导师，他的纯正的普通话是经严格训练而成的，乡音（吴先生是江苏人）是在近乎严酷的训练中一丝一丝去掉的。"科班"出身的吴先生来到西大，就中文系语言学科而言，真是花红柳绿，别开一境界。这是我的感觉。
吴先生后来就很忙，除了上课、带研究生，常常奔走于电台、电视台等单位。我们耳熟的播音员、眼熟的主持人，无论你是语言学院毕业的，还是播音专业毕业的，都得经吴先生耳朵"一听"、首肯才行。吴先生的学生后来告诉我，吴先生是北大四年制"副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吴先生的档案记载确是如此，不过"副博士"并未实授，因为59年吴先生毕业之际，国内反所谓"资产阶级法权"，所有职称、学位一律取消），他的专业行当之一，叫"音位学"，简明一点说，就是"辨音"的学问，西北地区独一份的权威。我于语言学很陌生，但我知道"辨音"的学问很深奥，我国魏晋之际，受佛教传入和佛经转译刺激，音韵学一时极为发达，音韵学著作也一时纷纷而出，其主要的学问支柱，就是"辨音"之学。
吴先生初到西大时，职称是副教授。八十年代中期，他开始参评正教授，他著作有，论文有，专业水平更没得说，不知何故，一直到90年，仍然是副教授一个。我风闻他似乎与"上头"的几个评委不谐，学校评了，到了上头，就抹下来了。如此这般，数次反复，牵延得吴先生竟然入了老境。他心脏不好，加上心情抑郁，从90年起，就常在医院。其时我的研究生同窗李云逸君与吴先生同住一院，我去看望云逸君时，也到病房顺便看吴先生。渐渐我也略知他与"上头"评委不谐的原因。吴先生大约是太率直了一点，有时近于天真，有些"老小孩"气。活到这份年纪，仍然不晓得人与人之间常需要圆滑一些，甚至也不妨"虚伪"一些。看着吴先生圆圆胖胖的脸和总是笑眯眯的眼睛，看着他寄大希望于下一次评职而不知人家可能又在联手"治"他，我就有一种"老女嫁不售"的感觉，不禁为他一叹。
同窗云逸君不久病逝于这个医院。因为同在一个教研室，又出同门，所以系领导要我为他写了讣闻。这篇讣闻，我有意避开常式，多倾注真情，旁观的人唏嘘有声者有之。吴先生也看了，对我说：我死了，你也来替我写讣闻。我笑说，哪有此事？假如天行有常，先生先我而去，我一定为先生写。说说也就过去，并不当一回事儿。
一年之后，吴先生去世。他是含恨而去的，所以系上的公议就有些忿忿，费秉勋君为吴先生撰挽联，有"职称杀人"四字，人心可知。当天，我正在家里，楼下有人喊，一看，是系上一位管后勤总务的领导和语言组负责人。他们夹了一沓从人事处取来的吴先生的档案，要我为吴先生写讣闻。我说不妥，万万不能。他们说是吴先生临终的遗愿，家属也坚持。我大悲怆，"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遂不推辞。有吴先生的研究生开来吴先生的简单履历，其实据此也就可以写了，但是我还是翻看了吴先生的档案。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除了人事干部谁也看不到的人事档案。吴先生出身不大好，解放初在江南本县一个文化部门工作，不安心，要考大学。北大录取他后，发函本县了解学生表现，这个部门一句好话也没给他写，不安心呀，虚荣心呀，讲究吃穿呀，等等，至于工作好坏，一句不提。一副挖空心思嫉妒人的坏心肠。吴先生进北大后，每年有思想总结，发黄粗糙的纸张上是他密密麻麻芝麻大的钢笔小楷，大意总是改造不彻底，参加劳动，即使是浑身汗水泥土，思想上仍旧是资产阶级的。我感觉到那一代非工农出身大学生做人的艰难，而吴先生分明是在拿牛粪往自己身上糊。可悲啊！
此篇讣闻我敛尽一切情绪，只是据实写上吴先生学历、学位以及学术造诣。讣闻贴出去后，旁观者多有人说：啊，这样的人，竟然还是个副教授！又有旁观者说：这是春秋笔法！我承认，后一个旁观者是极有眼光者，所谓春秋笔法就是将事实和盘托出，将事实以外的虚文饰词一切除去，并不是一定要寓褒贬于"弦外之音"，如此而已。
原中华书局总编傅璇琮、已故中央民院著名教授裴斐先生与吴先生是北大同学，听到吴先生去世消息，都叹息再三。裴先生说：吴天惠是难得的好人；又说：天惠胆小不惹事，五七年我当了右派，挨批斗，胃病发作住进医院，天惠每于晚间带一饭盒饭，或是饺子，或是面条，悄悄送进来，再悄悄地走。谁能想到这么胆小的人，会得罪人呢！
五、蒙万夫先生
昨天（11月18日），下了今年（2002年）的第一场雪，不由得叫人想起蒙万夫先生。万夫先生自幼失恃（丧母），终年劳碌的农民父亲并不记得儿子的生日，只记得是当年下第一场雪时生的他，所以万夫先生后来过生日，也就含混地选在每年的这一段日子。若无雪，往往茫无所从。万夫先生死于88年11月3日，其时未下雪，他的实足年龄应该不到五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