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中文系不知"冲"了那路凶煞，十年之间，接连故去了十多位老师，有老年的，也有中年和青年教师，专业门类皆齐全。所以有人伤感地说，中文系可以另组一个"地下"中文系了。新村门口但有讣闻贴出，就有人说："又是中文系的吗？"流年逝水，往日失去老师或朋旧的伤痛渐已平复，但令中文系人怀念不已的是蒙万夫先生。无论是因为中文系的公，还是个人的私，在许多场合，大家会说，若蒙老师在，当如何如何……万夫先生是长于擘画的人，又热心助人，喜与人交且与人深交，很能倾心地听他人的诉说并替你拿主意，甚至迈开双腿去为你奔走。这就难怪令人常常想起他了。
我与万夫先生相交近三十年，关系在师友之间。他长我五岁，他毕业，我进校，开始我称他老师，"文革"前一起在农村搞"四清"，后来是乱哄哄的文化大革命，我开始称他"老蒙"，直到他去世。有人（包括一位颇"警觉"出现在万夫先生周围的人的人）诧异于我和万夫先生的关系，其实再简单不过：万夫先生"文革"前号称中文系一个笔杆子，参与过宣传部门组织的写作班子，"文革"中受到冲击在所难免，当时我们班办了一个杂志叫《文艺战线》，又编过一本《鲁迅语录》，就吸收他来参加，有时索性打发他到外地印刷、校对，避避风头。这样作，就等于把他"包"起来了。无非是少让他受批斗的羞辱而已。我和万夫先生尔汝平交的关系，就是这样形成的。万夫先生去世时，我极想写点文字纪念他，但最终无一个字，一个原因是，已经有许多西安文艺界名人的纪念文章见于报端，而我并非名人；另一个原因是，我发现自己并未深刻地理解他，又无灵动的笔墨，去撷取一二琐碎"趣"事以描画他。愈熟悉而愈不了解，或者这正是所谓的"习焉不察"吧？
万夫先生是教当代文学的，他的课在中文系是很"叫座"的。他讲课属于兴奋型，像演员一样地进入角色。但是我知道他的"叫座"与他深于思考和透彻的思辩有关。他喜好哲学，对理论有特殊的癖好，尝自言读理论著作如同啖甘蔗渐入佳境，甚或可以废寝忘食、不知东方之既白。这种感觉我只有在幼年读武侠小说时才有。他的研究，前期专注于柳青和《创业史》，后期专注于陈忠实、邹志安等，都是生活型、文风质实的作家。这使他成为"西部文学"研究的创始人之一（万夫先生曾与二三同志建立一个叫"笔耕"的理论研究组织，定期研究讨论陕西作家作品。当时并无"西部文学"之说，但早期"笔耕"的活动，实开启此风）。万夫先生的好尚每有预见性，《创业史》在文学史上已有定评不待说，当万夫先生注重陈忠实作品时，陈的扛鼎之作《白鹿原》尚未出版。
在西大中文系，万夫先生似乎始终深深地陷在许多矛盾和纠葛之中，包括他的治学，包括他的性情和与人相交。
万夫先生中学时期入党，中学和大学时代都是学生干部。邃密的思想和干练的作风，在他为学生干部时得到充分的张扬和发挥。中文系毕业留校后，一方面，他潜心于教学和理论研究，一方面，欲张扬其领导和指挥才干的潜在心理也萌动着并干扰着他。我尝试分析他的这种心理。他并非要去做"官"，而只是为了服务于人、同时在服务于人当中得到才干挥发释放的满足。大凡人都有一种作为"英雄"的理想，或幻想，万夫先生欲作为"英雄"的欲望较常人更为强烈。譬如组织一场学术会，他是会务组总揽。会务什么事情最难办？买火车票。他总揽了，托人，找关系，最后统统解决。他享受的就是这样的快乐。改革开放以后的高校，这样的机会对一个既有才干又有学术的中年教师应该有的是，然而这个机会却一直未能来临。这是他一生最大的矛盾，甚至成为一个"死结"。
前面说过，万夫先生是一个长于擘画的人，你若有疑难不决的事，求助于他，他会如此这般条分缕析，头头是道。《三国演义》中孙策遗言孙权道，外事不决，决于周瑜，内事不决，决于张昭；对于他人来说，万夫先生是内外事都可以为你出谋划策的人。然而临到他自己的事，他却常常犹豫不决，举棋不定。万夫先生是性情中人，与人相交，不免龃龉纠葛。事情可能并不大，他却苦于找不到化解的途径，并自陷于深深的苦恼之中。万夫先生好贪杯，酒力却不济，饮少辄醉，醉了就愈发觉得四面皆是压力，异常苦闷。"文革"中，我毕业离校前，68年一个深秋，与几个朋友饮酒，他又醉了。我陪他回学校，到了校北门口，他不肯进门，醉语道：这里是坟墓，这里是坟墓！又说：乌盆戴顶，何以望天！我那时并不理解他所说；然而，其实到现在，我仍旧不理解。
万夫先生去世很突然。先一日晚，他还在校园内访友，谈话，至夜分才回到家。家人已经熟睡，也就睡了，"一宿无话"。次日晨，他早早起来，捅炉子，烧开水，猝然倒地，一语未发，救护车到医院中途，已经不治。于是有人怀疑他昨夜的访友、与友人的谈话或者不谐在他心里打了结？这将是永远无解的谜了。中文系人员的凋落频频发生，万夫先生的突然去世使全系再陷入哀伤的深渊里。当时中文系第一届作家班学员正在校，这是一群才气横溢的才子和才女、未来的作家和诗人，而万夫先生是这一届作家班的组织者，他以其一贯的热络随和与他们相处得极融洽。一时间，校园里悼念万夫先生的诗歌散文张贴得四处皆是，其景况，令我想起秦腔《祭灵》里的一句唱词："满营里三军们齐挂孝。"也算得空前的悲壮了。
六、李云逸君
--云逸君《卢照邻集校注》后记
中华书局文编室来信，说云逸君的《卢照邻集校注》将要出版，要我把这个消息通知其夫人及诸师友，并要我写几句话作该书的后记，算是对读者有个交代。我、云逸夫人及诸师友，获知这个消息真是百感交集。一方面我们要感谢编辑同志对作者、对学术的极端认真和负责，因为我知道《卢照邻集》的注本国内至少已出过两种，在出版古籍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再出一种《卢照邻集》的校注本已不是简单的撞车，一方面我们为云逸君感到欣慰，他为之焚膏继晷，兀兀穷年的劳作终于得以问世，他为唐代文学研究所建树的又一个业绩将得到学界同仁的评判和肯定，九泉之下的他当会含笑瞑目了罢。但当我铺纸执笔、按编辑的要求写几句话向读者作一"交代"时，又不觉长太息而感慨系之。"交代"云者，告天下以始终也。近年读过不少故世学者遗著出版时，他的学生、朋友或子弟为该书所写的后记，多数情况下，这位学者总是有名于当时，桃李天下，著作等身，为了昭告后人、纪念故者，学生、朋友或子弟遂收拾其散乱遗文、讲稿，汇为一集，予以出版，并撰后记，述其渊源，有始有终，是谓之"交代"。然而云逸君的情况并非如此。他从事唐代文学的研究尚未足十年，从他的第一部著述《王昌龄诗注》出版到现在的《卢照邻集校注》，中间也仅八年，其始也何迟，其终也何早，说到"交代"，未免太仓促了些。所以，说到云逸君的始终，我总要想起唐人的两句诗，一句是老杜的"出师未捷身先死"，一句是小李的"忍剪凌云一寸心"。这两句诗，现在大家都念得很熟了，或者竟也看得很淡了罢？
云逸君辞世时得年五十。半百之数，古人谓之"中寿"，今人仅谓之中年，谈不到寿。以《庄子》齐物之论观之，一个人牵延永寿，或仓促短命，本算不得什么，所以我的终始之悲，也仅是空言而已，就此打住。此下则归于正题。
我与云逸君初识在一九七八年秋。其时我结束了十馀年秦岭山区小县中学教师的生涯，再赴我的母校--西北大学读研究生。云逸君与我同年、同门，傅庚生、安旗先生是我们的导师。他的经历也与我大体相同，他是在他的家乡--陕西汉中的乡镇中学教了十馀年的书。不同的是他原就读于陕西师大中文系。那一届古典文学三个方向的研究生同窗共八人，云逸君是其中最佼佼者。复试时，他对杜诗牵连不断的记诵使傅庚生先生颔首不已，不轻易许人的刘持生先生赞他"辩才无碍"、"英气勃然"。他的这种优势一直保持到研究生华业。如同他入学答辩擅埸一样，毕业答辩他也是最出色的一位，严历而近于挑剔的主答辩吴世昌先生，对云逸君的关于王昌龄的论文和《王昌龄诗注》稿，似乎格外地多一些青睐。
我们这一代人弄古典文学，最苦的是学无根植。幼年时不具最基本的记诵的训练，中学直到大学，差不多都在阶级门争的连动浪潮中度过。然而，出身农家并无所谓家学渊源的云逸君的记诵能力确实令人吃惊。举两个例子。研究生毕业前，王利器先生来系上讲学，讲学之馀，约我们闲聊，谈到了南北朝的文笔之争，谈到了骈文。王先生谈兴大发，随口背诵孔稚珪《北山移文》。在座能承王先生口吻逐段背诵者，唯云逸君。一九八八年，当时我们早已毕业留校，我与云逸君同赴太原参加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的年会，车过风陵渡，窗外是一片陌生的晉南田舍风光，云逸君随口吟出一首清人的诗，与我们当时由秦入晉的感受非常贴切，颇令我自愧于自己的孤陋。治古典文学者必不可缺的几种基本功夫，如校勘、版本、训诂、目录以及音韻之学，我是在研究生毕业后实践中才慢慢地有所积累和体会，而云逸君似乎早就具备。他的毕业作业《王昌龄诗注》就是证明。这部书稿不久得以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从时间上说，他是我们同年中最早出版著述的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