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逸君又是多才艺者。能诗、能词，且能写颇有样式的骈文。为他的喜欢掉书袋和骈四俪六，我常笑称他爱发"酸"。我手头有他两首寄内诗，一首写于一九七二年，题作《送别诗寄内》："汽笛一声如龙吼，旅人寻座满车走，一双情怀似中洒。声已咽，肠欲断，欲道珍重难开口。车未动，人已瘦，泪眼模糊仍挥手。可堪青春能几时，年年频折陌上柳。"当时的云逸在汉中教书，他的妻子却在西安，寒暑假得以再聚，宜有此诗。一首写于一九九〇年五月，他已罹不治之症，题作《双雁诗赠内》："年年比翼到衡阳，共越云天万里长。糊口稻粱宁易得？惊心矰缴固难防。蒹葭断续黄昏雨，瀚海阑干紫塞霜。犹幸时危免茕独，劝君回首莫悲伤。"平心而论，像云逸君这样既具朴学之功、复有辞章之美的中年学人，实不多见。
云逸君于唐代文学，先治王昌龄，有《王昌龄诗注》及数篇论文。基于对杜诗的深厚功底，也有数篇关于杜诗的论文。此后则置盛唐不顾，专力于初唐，并尤注力于唐卢照邻集的校注。卢集校注一毕，又开始《张曲江集》的校注，未半，因病而止是役，遂成遗恨。我理解他的研究计划，是要从初唐开始，再盛唐，再中晚，有一个相当庞大的规划。天若能假云逸君以有年，他的建树将是多多的。
一九九〇年三月，云逸君正在上课，匆匆告我说他将去医院查病。又数日，嘱我代他上课，云医生要留院详查，不久卽获知他患膀胱癌的消息。其问经两次手术，然终于回天乏力，至年底，病骨支离，形神俱销。春节过后，眼见大势已去，医生且云癌症有扩散迹象。在此期间，每隔一二日，我必去病榻前看视，但见他虽然病体缠绵，却清眸炯炯，意似有未尽者。我知道他心之所牵，在《卢照邻集》的能否出版，《张曲江集》未了的工程，还有就是已经宣布但迟迟未见动静的学校的职称评定。但直到他弥留，终未有一语及之，盖希冀生命尚能延续、不愿以"后事"相托也。唯有一次，向我太息，曰："深悔此生读书，不如且去耕田！"一九九一年三月十三日，云逸君终于撒手人寰。追悼会之际，我有一组七绝哭他，其中一首说到此事，曰："世业耕耘贫苦家，偏教宋玉擅才华。一领青衫终身误，何如插稻绩桑麻。"云逸君其实是很潇洒的人，好酒、嗜棋，淡泊于名利。记得一九八五年陕西省"九三"学社尝欲他作副秘书长，有司似也已同意。平日相与者都劝他去，谓副秘书长已相当某级别，待遇、工资俱可提高数级云。然而他终不肯去，勉强答应兼职可以，専职则谢不能。终于未能就职。云：但与陕南教书相比，如今已强多多。我意他最终的愿望仍在学术，为了学术可以弃富贵名利如敝屣。云逸故去后，有谓云逸以职称久未能解决抑郁而致病；我始疑之，终信之。人生多么矛盾。试想区区一副教授何能与副秘书长相比？
早年读冰心一篇关于某男人的文章，略谓某男子四十择偶而不成，死后，故旧议立碑，仅书"某某，四十未婚"几个酸痛的字。我最后要告诉读者的是：《卢照邻集》校注者李云逸君故世前仍为一介讲师。其酸痛程度当不亚于那位四十未婚的男子罢！
补记：云逸君入大学早我两年，他在陕西师大中文系读书的时候，我恰在师大附中读高中，与师大一墙之隔。师大中文系有个尽人皆知的先生叫朱宝昌，燕京大学哲学系出身，学问极好，心高气傲，57年因一篇发表在《延河》上的《杂文、讽刺和风趣》的杂文，被定为右派。据说陕西方面并没有留意到这篇杂文，但是"上头"注意到了：怎么，如此恶毒的攻击，还不是右派吗？于是就立即定为右派。朱先生与钱钟书至交，据说钱、朱二人二十多岁时在江南一个酒楼小酌，酒酣耳热，朱先生说：听说某某现在已经是专家了；钱先生说：某某既是专家，那么我们早已是专家了。言罢二人绝倒。其睥睨一世、目空一切如此。当云逸君读大学的时候，朱先生大约已经没有资格登上讲堂，而只有批改作文的份儿。有一日，朱先生读到一篇学生的习作，不觉性发，朱批满篇，最后鼓励道："老夫有厚望焉！"一个右派分子的"厚望"引起了校系方的警觉，遂批判了先生，并引发了一场与右派分子"争夺下一代"的大讨论，沸沸扬扬的，连附中的我也知道了。一日偶与云逸君提起往事，云逸君道："那个学生就是我。"云逸君后来常常登朱先生家门拜访，这一对患难师生历经劫波再度相逢，乐何如也。我虽不在朱先生门墙，但素来仰慕朱先生学问，朱先生遂将他关于先秦诸子的著作托云逸君带回赠我。
云逸君遗体火化的那一天，相邻一厅正在为陕西师大一逝者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一打听，原来逝者正是朱宝昌先生。我愕然，此殆天意耶？火化毕，我与云逸君公子持骨灰盒安放，在登记簿签名时，赫然的仍是朱先生的名字在前头，此岂又非天意耶？朱先生得有他寄予"厚望"的弟子相伴，九泉之下，彼此都不寂寞了。
（李云逸《卢照邻集校注》，中华书局1998年出版）
跋语
79年至去年写的有关唐代文学的论文，大部分都收在这里了。
我原无意拾掇旧文并把它们汇集成集。是这样的意思：自觉数十年从事古典文学的研究，并无惊天动地文，写过了也就是了，没有汇集出版的必要。另外，印出来又有多少人愿意看呢？退休之后，偶尔还写一点应景的所谓论文，但基本上不再进入新领域，不再研究新问题。我感觉，研究生毕业后留校教书，好比进入人生的另一个竞技场，既然上了场就要参加比赛，就要拿名次，拿积分，于是写一些学术文章，也出版著作。退休了，则好比运动员退出运动场，再去参赛就没有多大意义了。换言之，我是将学术当成"职业"，没有将它当成"事业"，境界是不高的。因了这个缘故，我无意收拾旧文并予以出版，恐怕真成了"灾枣祸梨"。但是架不住友人再三劝说和鼓励，于是就寻寻觅觅地编起来。东一篇，西一篇，有时自以为已经拾掇净尽了，却又在一处发现了一篇，好像健忘的老人四处遗失零碎物件一样。
63年我进西大中文系读书，混乱"文革"中毕业。幸运的是曾得到傅庚生、刘持生等老前辈的亲炙，不幸的是中断学业，五年学制只读了不到三年，是"半成品"。自信自己是读书种，然而世运不许读书，奈何？乱世的"文革"不说了，即使在正常的教学秩序下，也是不断的劳动（下乡秋夏收，深挖洞，磨豆腐），不断的运动，还要参加所谓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近年接受了一点人文启蒙教育，乃知晓读书受教育与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等一样，同属不可侵犯的人权之一，被强行剥夺了受教育权，谁之罪呢？
78年，大学毕业十年之后，老大不小的我借考研的机会重进西大。虽说是读研，然而书的读法与本科不一样。本科时读书如同盖屋子打基础，研究生读书却如同草草垒墙搭屋顶置门窗几案；就是忙着赶写论文，为写论文去读书，顾不上认真打基础了。
整理旧文，如同翻检旧照片，常常能回想起当时写作时的情境来。例如收入集子里的论李商隐婚于王氏一篇，是79年四、五月间写的，其时研究生入学还不到一年，是我最早的一篇论文。当时郭琦校长极注意我们这一届研究生，入学不久就发话要我们写文章，"明年（79年）5月给你们开专场学术报告会！"对学术，我那时是一片懵懂，全然不晓，因为正在读冯浩的玉溪生注，略有一点感悟，就写出来应付。两个下午的报告会我并没有发言，同年们占完了时间，我乐得偷懒藏拙，只是将论文交给主持会的武复兴先生了事。未曾想到武老师竟然觉得我的文章有些意思，推荐给了学报主编符景垣先生，符老师不以我为稚嫩，居然刊出来了。安旗先生恰在此时自四川调入西大，与傅庚生先生共同为我们的导师，见到这篇文章，亦甚加赞誉，并鼓励我循此路数（即从作家作品中寻找内证考订作家生平、思想）做下去。安先生的话对我来说称得上是"开辟鸿蒙"，我后来果然循着这条学术之路走了很长一段。关于李商隐，关于李白、杜甫、韩愈，都有这样的考订文章。收入集子中关于韩愈以议论为诗一篇也是研究生时期写的。其时母亲因病住院，我与弟妹们轮换伺候在病房里，每晚从医院回到宿舍，身心俱疲，看书不能，论文也写不下去。当时我的学位论文《韩诗论稿》其中一章"论韩愈的以文为诗"刚刚写完，于是将"韩诗的议论"一节点窜增饰，作成一篇四千多字的论文，不揣简陋，稍稍犹豫了一下之后，就寄给了《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栏目，没有想到也刊出来了。据闻古典组主任赵俊玠老师夸奖说：这个地方从前只有傅（庚生）先生有资格发表论文。并推荐这篇论文参加当年的省社联评奖。我用得到的平生第一笔奖买了第一件奢侈品--一架弗兰卡（傻瓜）相机。提起这些往事，并非自诩能力有多大多强，不过借以表达自己并未荒废时日、且对裁培过我的老师充满感激之情。
我学术的方向以唐代文学和唐代文献整理为主。最初以韩愈研究为主，有关韩愈的论文最后结集为《韩诗论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后来随安旗先生研究李白，最终的结果是《李诗咀华》（北京十月文艺，1984年）、《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巴蜀书社，1991年）和《李白诗集导读》（巴蜀书社，1998年）。三种都是与安旗先生合作的。也写了一些有关杜甫、李商隐等作家的论文。有关李白的论文，多发表在中国李白研究会会刊上古《中华文史论丛》、中华《学林漫录》、《文学遗产》、陕师大学报或其他刊物上的。收在集子中的论文，没有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而是按内容作了编排：带总论性质的一组，李白一组，韩愈一组，杜甫及其他作家一组。最后一组是人物的回忆，有学界先辈，有老师，也有同辈。其中有的发表过，有的是新写的。论文写作、发表前后跨越了三十个年头，文字的格式（主要是文献出处标识）不同，这次拾掇，很想将它们统一起来，不意工作量挺大，治丝而棼，越弄越麻烦。索性一仍其旧。好在并不影响阅读。这是要请读者原谅的。
书名题为"识小集"，非有意故作谦逊。我每次作文，总要提示自己：说自己的话，勿步他人后尘。对于我国古代文学，由于自己理论基础薄弱，其积也不厚，故缺乏大局观，识见短小自然难免。下手作文时，只能由小处着手，容易见其真知、新见。题名"识小"缘于此。集子中偶也有几篇宏观的、带总论性质的大文章，心里到底发虚。
感谢西北大学校领导、文学院领导、校"211办"的支持。还要感谢友人的再三鼓励，使我有勇气收拾这些散漫的旧文，结集出版。
阎琦2010年教师节前于西大桃园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