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使用非生物能源的程度比较高，商品流通广泛，服务设施增加；
（3）社会成员在广大的空间内相互作用，广泛参与经济和政治事务；
（4）村社和代代相传的社会群体普遍解体，导致个人有更大的社会流动性，个人在社会的行为具有更广泛和多种不同的范围；
（5）全面推广文化知识及随之而来的个人对其周围环境传播的世俗的和越来越科学化的倾向；
（6）广大和深入的大众交流网络；
（7）政府、商业、工业等大规模社会机构的存在及这些机构中日益增多的官僚组织；
（8）在一个大的民众团体控制下，各大民众团体加强统一（即国家），这些单位之间的相互作用日益增加（即公共关系）。
二、贝迪阿·纳思·瓦尔马指标
箱根会议提出了8项标准之后，西方学者对现代化的标准问题作了持续不断的热烈的讨论。例如，贝迪阿·纳思·瓦尔马提出了5条评判现代化的标准。（1）合理性。在为达到实际目的而采用适当手段时，合理性产生于受目标指导的行动。（2）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尊严和追求，包括个人的倾向性和积极性，自我控制、独立工作能力，为自己的目标不懈奋斗。（3）现世主义。个人从宗教束缚中解脱出来，在世俗社会中发挥作用。（4）应用科学原理推进技术与个人目标。人类利用科学技术适应自然，建立人与人之间良好的关系。（5）平等。平等不仅指法律或民权方面，还意味着摆脱偏见、歧视和消除剥削。参见贝迪阿·纳思·瓦尔马：《现代化问题探索》，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6～9页。
三、西里尔·E．布莱克指标
1966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研究中心的学者西里尔·E．布莱克教授，提出了有关现代化的10项标准。应当说，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在发展上的巨大进步，引发更多学者去认识和关心这种发展势头，并企图用简单的量测去进行评估，此种追随时代前进所引发的涌动，说明了学术研究对社会和时代的关心。布莱克标准虽然只有10项，但是由于这些标准失之精确、简洁和可操作性，因此只是作为文献被引用，未能成为度量现代化进程的有效工具。
作为现代化研究的学术带头人，布莱克是研究现代化比较有成就的人，他用10项指标分别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流动水平的角度大体揭示“前现代化社会”向“高度现代化社会”转变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以表征社会发展的差距。
四、坎特里尔指标
20世纪60年代，坎特里尔在其著作《人类事务模式》一书中，对现代化过程中的趋向程度进行定量研究。为了测量社会发展的全等（趋同）程度，他利用11个“结构变量”所构成的复合指数，来测量14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按照这11个指标中每个指标来排列，将各个国家的位置转变为一个从0～1的表。从中可以管窥一个国家现代化的相对程度。
五、英克尔斯指标
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他对现代化度量的10项标准。由于英克尔斯标准具有简明、可测、数据容易获得、度量比较直接等特点，因此受到许多统计工作者的青睐，尤其在我国目前向现代化迈进的时候，被许多省、市利用其原型或变种，作为制定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指标体系，被奉为评估现代化目标的实用工具。
由于这一指标体系是以20世纪70年代工业国家的发展水平为依据提出的，主要是传统工业化时代对于现代化的最低要求，指标体系只涉及收入水平、产业结构、社会水平等传统现代化的标准，对于信息化、全球化、科技化、生态化以及竞争力、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均未涉及，难以对当今的现代化发展水平进行全面衡量。因此，英克尔斯标准，与现代化的实质要求仍有许多在本质上值得商榷的地方，特别是由于他把现代化的门槛定得过低，如有的量化标准偏低，如产业结构、劳动力结构指标；有的量化标准其实是20世纪70年代的标准，如人均GNP指标为3000美元，而最发达的美国在1964年的人均GNP才达到3243美元，其他工业国家到20世纪70年代才大体达到这一标准。这样会使发展中国家在快速发展阶段容易被英克尔斯指标所误导，或者容易从这个纯粹的传统工业化时代指标中得出非真实的结论。因此，我们虽然十分赞赏英克尔斯指标的可操作性和评估的简捷性，但由于该指标有如下致命的弱点，使应用此项标准的结果，得出了很不准确也很不完善的结论：
（1）英克尔斯指标没有从根本上揭示现代化的统一解释基础，也未形成完整的理论框架和相应的方法论，因此，所建立的指标体系也不具备应有评价标准的权威地位。
（2）英克尔斯指标只是传统工业化时代对现代化的最低要求，此类“静态式”的度量，很难适应步入信息化时代对现代化目标的动态演进，更无法反映中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二元性”特征。
（3）英克尔斯指标更加强调现代化的外部表征，如人均GNP、成人识字率、人口自然增长率等，而对现代化的内涵与实质，如“推动现代化进程的动力”、“体现现代化水平的质量”和“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公正”，尚不完全具备清晰的内部逻辑依据。
（4）英克尔斯指标所规定的低限标准，显然与当代的实际情况不符，产生了对实现现代化有过分容易的错觉。例如，当我们用英克尔斯指标去评价中国目前现代化实现程度时，全国已达76．3%的水平，但当我们同时用目前中国与中等发达国家的精确对比时，我国仅是中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40．4%，二者相差35个百分点以上。
（5）英克尔斯所建立的指标，只涉及收入水平、产业结构、社会水平等传统性的标识，对信息化、全球化、生态化及相关的竞争力、集约化、可持续发展等，均未提及，因此用它衡量在21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不仅在理论上寻找不到科学的依据，在实际应用中也明显表达出一种“初级水平”和“非真实性”。
从上述弱点可以看出，依照英克尔斯指标的计算值，给予人们一种几乎无法置信的感觉，从多数专家的直接经验及同各类发达国家的对比分析中，均发现英克尔斯标准有失真和高估之嫌。所以，在具体应用时，应结合发展水平的变化，就其具体量值作适当的调整。
六、工业国家平均发展指标
由于主要工业国家在20世纪40年代～60年代已经实现了经典现代化，研究人员认为，这些国家发展指标的平均值或最高值，可以作为制定经典现代化定量评价标准的参考。世界银行出版的《197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列出18个市场化工业国家，它们在1960年主要发展指标的平均值，可以作为制定标准的参考。于是，出现了1960年工业国家平均发展指标。这一标准与英克尔斯指标体系大同小异，但具体标准有一定差异。
七、世界财富论坛指标
在1998年的世界财富论坛上，由世界著名的财团和企业提出了衡量现代化水平的14项标准。在这个标准中，已经注意到了网络经济、信息产业和经济全球化对现代化进程的作用和影响，而且也力图使用某些提升了的英克尔斯指标的新标准，去描述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发展所呈现的新特点。比较而言，世界财富论坛所提出的标准，似乎要比传统工业化时代衡量现代化标准有更加先进之处，但是这个系列的标准对进入21世纪的世界现代化，仍然缺乏深层次的分析和综合，而且最大的症结在于对信息化时代的现代化内涵缺乏逻辑归纳和理性判断，引发了应用该标准时产生不少误解和不清晰的结论。目前，我们仍在对这一标准进行仔细的分析和研究，希望从中能够吸取更多的营养，为未来的现代化进程设计出更加合理的判断依据。此外，对中国而言，现代化的进程具有明显的“二元性”特征，即一方面要加速实现工业时代的现代化目标，另一方面又必须叠加上信息时代的现代化目标的要求。这种特征决定了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也对衡量此种进程的指标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世界指标存在的问题：
从国际上现代化指标体系或标准的研究进展来看，主要存在如下问题：（1）指标或标准的制定只是对现代化进程的一种静态的测度，无法适应现代化目标的动态演进，不能揭示时代变迁而赋予的新的内涵和特征。如英格尔斯指标体系就是一静态的评价指标体系。从人均GNP为3000美元，大致相当于美国1964年的水平和其他工业化国家1970的水平；劳动力结构和产业结构指标大约相当于美国20世纪20年代的发展水平；其他指标大致相当于美国20世纪40～60年代的水平。（2）单纯用标准来确定是否实现现代化过于机械，与发展变化的现实情况不符。（3）指标体系主要反映工业化时代的特点，而且注重经济发展指标的选取，不能全面反映整个社会的发展状况等。
第四中国现代化指标体系的构建
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后发展”中国家，我们在现代化指标上，既要吸取国外的经验，又要根据自己的国情研究和构建自己的指标体系。
一、我国现代化指标研究的开展和应用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朱庆芳研究员介绍，我国社会指标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发展战略由过去注重经济发展逐步转变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计划统计部门均成立了社会司，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决策的需要，各部门和各地区开始研究和引进社会指标的理论和方法。1983年科委下达了20万经费的社会指标研究项目，但由于社科院社会学所成立不久，当时大家对此课题很生疏，无人敢接，后来由上海社科院承担，但从研究成果来看，仅仅是指标体系的框架，还没有进入实质性的评价。1984年，美国社会学家埃思蒂斯来中国，并发表了进步指数，中国被评为77位，受到了中央领导的接见和重视。因为过去人均GNP及其他经济、教育等指标中国均在百位后，而进步指数上升到七十多位，是一大进步。后来当我国学者看到详细的资料后，感到这一评价不真实，美国被评为第26位，居于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之后，苏联居第58位，缺乏准确性。那么，怎样评价才是科学的？于是激发了我国科技工作者试评社会指标的决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朱庆芳研究员、高等学校以及其他科研单位的学者开始有人涉足这一领域。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朱庆芳研究员研究的成果为例，她们用综合评分法对1990年世界120个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估，评价结果是中国居第70位，美国居第6位，这一评价结果各国的位次相对比较合理，而且从16个指标的国际比较中，能看出我国与各国的进步和差距，发表后受到了中央领导的好评，使人们看到了社会指标评价的意义和作用，也鼓舞学者们研究社会指标的决心和信心。
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承担了国家重点课题——“社会指标研究”，在十多年的研究中，课题组除了继续进行国际评价外，主要是对国内开展了一系列社会指标体系的综合评价，包括对全国各省市区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对地级以上城市的综合评价，对小康和现代化实现程度的综合评价，还评出了小康县和小康城市，除各种综合评价每年评一次外，还有各种专题评价，如社会保障、老龄化指标体系、经济与社会协调度的指标体系等。通过对各类指数和指标的分析比较中发现问题，提出对策建议，受到中央和省市领导的批示和重视。
对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研究的另一“国家队”是中国科学院批准成立的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是社会发展问题特别是现代化研究杀出的一匹黑马。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的主任是中国科学院的何传启研究员，同时他又是北京同响现代化战略研究中心的主任，这两个研究机构都在进行中国现代化的研究，他们的简要情况是：
北京同响现代化战略研究中心成立于2000年（简称同响），是中国第一家民营现代化战略研究与咨询专业机构。同响的专家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政府研究机构、知名大学和企业等。何传启研究员现任北京同响现代化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2002年6月6日批准成立，是中国科学院直属的、非法人的、非营利的、相对独立的研究单元。中心的宗旨是坚持科学性、创新性、战略性和建设性的基本原则，科学地研究中国现代化的基础理论和发展战略。其基本任务是，全程动态评价世界第二次现代化进程，全程评价分析我国现代化建设第三步发展战略，为国家和地区现代化建设不断提供科学的、创新的、前瞻的、建设性、战略性建议，并培养和造就我国现代化理论和管理的专业人才，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成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现代化研究中心，形成世界现代化理论研究的“中国团队”。同样，何传启研究员现任该中心主任。
这一个主任、一套人马（基本上）、两个中心的研究机构，是目前我国现代化研究最强劲的力量。早在两个中心成立之前，他们就完成了许多重大课题，取得了众多有影响的成果。如1997年完成《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研究报告，1998年提出第二次现代化理论，2000年提出K管理理论（企业九段管理），2001年提出知识创新理论，2001年提出按贡献分配理论，2001年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中国现代化报告2001》，以后每年一本《中国现代化报告》，至今年已经出版了五本。这些成果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受到中国科学院领导的重视，而且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和领导的重视，一些省市纷纷效仿，参考其评价方法对本省市的现代化进程进行评价。